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 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已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塑造人心者，先要塑造自己

博林

    这几年，佟丽娅塑造出的角色愈加受到观众的瞩目。少有人知道，十二年前，她还是一个在文化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独舞的小姑娘。生长在充满艺术灵气的祖国西北边陲的她，少女时期即表现出舞蹈方面的天赋。那时，她就曾多次代表新疆地区进京比赛演出，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骨干。

    2004年，20岁的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就读于表演系。从那时起，一条更加广阔的艺术之路才在她的眼前初现端倪。

    “很多人是通过古装剧开始知道和了解我的，后来陆续接了一些戏，慢慢也被贴上了古装小花的标签。”佟丽娅知道，作为演员，最先被大众关注的很可能是外表，但自己绝不能止步于此。“我希望观众看到的佟丽娅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些有质感、有温度、能够引起思考的角色。”

    毕业以后，佟丽娅就展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戏路和接戏标准。“正能量”、“接地气”、“社会效应”，也成为她对剧本判定的关键词。从《母仪天下》到《怪侠一枝梅》，从《宫锁心玉》到《梦回唐朝》，她一面尽情展现着自身独特的古典气质，一面也努力让角色的风格向自己理想的方向靠拢。而待到她的代表作《北京爱情故事》出世之际，佟丽娅仿佛看到了演艺之路上那一抹隐现的曙光。

    “《北京爱情故事》热播的那一年，有朋友说他家楼顶上有人大喊‘北京我要留下来’。这恰巧是我们戏中的一句对白。也有人给我留言说，沈冰这个人物让他们对爱情有了美好的憧憬，也让他们对北漂生活不再害怕。”言及此处，佟丽娅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正是这些来自观众的声音，发自肺腑的触动，让她认识到“演员”二字应有的分量。

    佟丽娅很喜欢文艺界前辈李雪健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角色来和观众交朋友”。在她看来，要让那些紊不相识的人们愿意和自己交朋友，最好的办法，便是呈现出角色身上美好的一面。

    2013年，她首次出演了专业题材的电视剧《产科医生》，饰演一个与层级制度、身份背景、复杂的医患关系不断做抗争的进修医生何晶。和很多“北漂”所面临的窘境十分相似，她们都是努力打拼、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却总淹没在人潮之中的普通人。为了演好医生，她甚至专门赴医院学习，让自己首先体验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目的都是为了将这种感受传递给观众。

    “作为一名演员，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角色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赋予角色真实的魅力。”佟丽娅说，她希望大众看到真实之“美”，也更加坚定地去追求这样的“美”。

    真正让佟丽娅在全国观众中名声大噪的，大概是翌年拍摄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早在学生时代，她便读过这部当代文学经典，书中讲的虽是父辈的故事，但那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却让她感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拍摄这个故事，她早已做好了准备。

    《平凡的世界》播出以后，在大江南北引发了无数的热泪与惊叹。多少人因为润叶和少安的爱情而涕零，一些高校迎新的横幅上甚至打出了“像少安一样去奋斗，像润叶一样去爱”的标语，这让饰演润叶的佟丽娅感动不已。一直以来，她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能呈现出那种昂扬向上的感染力，能够温暖人心，而通过润叶这个角色，她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再后来，在电视剧领域硕果累累的佟丽娅开始涉足电影，接连出演了《智取威虎山》《唐人街探案》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有人问她，为什么总演这么土气的角色，趁年轻多接一些偶像剧、时装剧、玄幻剧不是更能吸金吗？然而她却说，接地气才是她演艺之路上真正的标的。从小一路打拼过来的佟丽娅，更习惯在经典的演绎中拔节成长，在角色的打磨中塑造自己，努力体会前辈们在作品中寄寓的温度与厚度。

    最近，佟丽娅还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五年一度的第十次全国文代会，谈话间说起红色经典，还说起当初张涵予在剧组教她唱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她连称“惭愧”，言语中流露出面对经典的虔诚和谦逊的态度。在“小鲜肉”“小花旦”充斥荧屏的当下，能有这样一位与历史之筋骨、时代之体肤如此亲近的青年演员，何尝不是国内演艺界之幸呢？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0日，09版，有删节）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

赵忠贤：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邱晨辉

    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75岁的赵忠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花白，操着一口东北口音。他难得盛装一次，缓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在当天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公报和传遍大街小巷的报道里，围绕这个老头的却是诸多的光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等。

    他却反复强调：“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1959年，赵忠贤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学专业录取，1964年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赵忠贤刚开始的确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研究的对象是超导。这时，我国的超导研究才刚起步，寻找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1973年，经周总理批示，一批年轻学生和学者被派往国外学习， 赵忠贤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接触到了世界超导研究最前沿。1975年回国后，赵忠贤提出要“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1987 年2月，赵忠贤及合作者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推动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热潮。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柏德诺兹指出：“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感谢他们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超导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贤等人的工作大大提升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国际地位。1987年，赵忠贤作为五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标志着中国物理学家走上了世界高温超导研究的舞台。从那天开始，赵忠贤这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

    赵忠贤后来回忆，面对几千人参加的年会作演讲，他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这让他感到光荣与骄傲。但回到家，赶上蜂窝煤没了，他便脱下西装，蹬上板车载着儿子去买煤。这样的形象反差，真实地发生在这位“北京的赵”身上。他说，“是有点反差，但生活里，我就是个普通的人。”

    那一年的超导成果，获得了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但这位“普通人”并没有因此止步于此。他继续坐冷板凳，一坐，又是20多年。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创造了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

    有人对赵忠贤说，一生能有一次机会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是终身荣幸，你居然拿了两次。

    赵忠贤说：做研究时，从来没想到过会拿奖。之所以去做，只是喜欢。

    面对媒体的聚焦，这位普通的老头坦率而诚挚：“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

    50多年前，当那个年轻的赵忠贤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超导研究还刚刚起步，高温超导更是天方夜谭。

    今天，这位带领着团队突破超导研究禁区的东北汉子，已过古稀之年。身边已经凝聚了一支世界领先的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

    这位“北京的赵”喜欢挑战：不光去滑雪，他还玩过漂流。

    就像做科学研究。他说，其快乐恰恰在于，那些新问题带来的挑战。他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制造新的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