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父母对他要求格外严格，他也一直比别人更加刻苦。1985年施一公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被导师刮目相看，成为导师眼里最出色的学生。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短短9年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2008年2月，40岁的施一公，毅然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辞职回国在全世界学术界引起一定的震动。有朋友劝阻他：“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回国就是回家。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国内的科研环境目前不比美国好，但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比美国强。”

    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了实验团队，除了他，全都是年轻的博士生。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

    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更别提药物研究了。如今，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全球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令他非常痛苦。

    施一公回国后，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

    这个课题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与时间赛跑，这让一向和蔼的施一公有时也变得严厉。2014年春节，新婚的马丹和卢培龙硬着头皮请了三天假回家见父母。可返校后，还是被他说了几句，“实验室还有7位同学都在这儿过的年，到这个份上了，必须玩命。”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也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2014年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这个让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它也是罕见的，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归国六年，一向用词严谨的施一公破天荒地用这样的评价为这个成果注脚。

    2015年7月8日上午，施一公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我们的师生就是这样的一批清华人！”

（选自《人物传记》同名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施一公回国以来，先后把70多名世界优秀人才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国际评估组来到清华，评估的结果是：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摘编自《新闻晨报》）②施一公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科研的方法，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协作和担当。”“每次遇到困难，都会从他那里获得无限的激情，什么灰心丧气都没有了。”学生们这样说。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反对迷信权威。他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曾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摘编自搜狐网）③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摘自施一公《致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信》）

高贵的灵魂

    ①贝多芬——世界上无数的人被他的音乐所感动，所震撼，不仅仅是他的音乐，还有他的高贵的灵魂。

    ②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有如《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狂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是永远受着毒害……”黄昏来临，雷雨也随着酝酿。尔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把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③罗曼·罗兰曾这样赞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奥斯特利茨娜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欢乐的人，竟创造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在以自己的苦难铸就欢乐。在那句豪言壮语中，浓缩了他的人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用苦痛换来欢乐。”

    ④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就是面对御座，也决不背叛真理。贝多芬说：“君王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歌德，这位德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也是受人们爱戴的。但是他比贝多芬高贵的灵魂却显得逊色。贝多芬曾讲述他与歌德一起散步的情景：“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贵族。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撒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很低，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我觉很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贝多芬毫不留情地把歌德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对此歌德耿耿于怀，永远不原谅贝多芬了。

    ⑤18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当时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头面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显得比贵族还要高贵。

    ⑥有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当时贝多芬正住在公爵的庄园里，当军官们从主人那里得知后，公爵便请求贝多芬为他们演奏一曲。贝多芬绝不愿为侵略者演奏，断然拒绝，猛地推开客厅大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个粉碎。并写了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⑦是的，一个人是出身贵族还是平民，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是一个人是选择高贵还是低贱，却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诚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世界上有无数的公爵，而历史无情，这些曾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高贵的灵魂，在人们心中铸起一座丰碑。

宗璞：且将秃笔长相守

李冰

    何谓“南东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宗璞本名冯钟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

    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时期，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丰厚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说起创作，宗璞着实不易。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她曾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正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住院了，她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朋友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爬在格子里，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回答：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宗璞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0．3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她说：“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她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啊，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写小说。宗璞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她还表示：“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宗璞曾说，她走上文学之路，得益于父亲冯友兰。冯老虽是哲学家，于文学却颇有造诣，能写旧诗，很有文采，常常对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南渡记》出版后，冯老曾勉励道：“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徐小斌《清静淡泊的宗璞》）②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读《东藏记》和《紫藤萝瀑布》这样隽永而精致的作品，真是受益又享受。（百度百科）

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欢

    张大千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为其取“大千”二字为法名。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三个月后，他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就主动回家了。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982年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为了纪念这位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发掘、整理的一代艺术伟人，张大千的家乡人民建造了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石雕坐像，并将此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张大千逝世的地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也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在海峡两岸都建有纪念馆的艺术家，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位。

（选自《三峡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