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此时正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他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在李可染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世纪来艺术的长河，真可谓千帆竞发。可染先生的出现，有他的历史背景，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由于本能的拒绝鄙俗，可染以无待的心境在喧嚣的世态中独立而不倚，自强而不息，谦仁而不傲。当可染先生朝斯夕斯、胸无旁骛地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画作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不是如演说家那样带有着直接的目的性。它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更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先生对大自然潜在密码的破译，直接与他的道德向善的趋向不谋而合，而于此时，李可染的艺术与道德合而为一。当李可染先生叹赏大自然，如此深沉地倾注自己的对祖国大地山河的刻骨铭心的热爱时，他显然站在了民族文化捍卫者的前列。

    可染先生有一种表达超越感观尺度的能力，这就是他内心所具有的崇高感使然的能力，他对大地山河仰之弥高，而这种情怀的恃守，表现为他“大”的艺术。宛若语言的表达，与表达的意义，都有相关的音调，这就是艺术家所独有的风格。或沉雄博大、或清新俊逸……只要是与崇高相连，他们都是美的，虽情态万殊，而其艺术已如自然。

    可染先生大宗师一样“来吾导夫先路”，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都应该，也必然如此。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在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这不是每一个苦学者所可达致的。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作画，在朋友与来客寒暄片刻回到画室时，可染竟已画毕，主人大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我知道了先生所说的“慢”非只指时间，更重要的是用笔的品质。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的刻骨铭心，竟至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显得那样的庄肃和神往。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生之中总会不期而至地遇到这样突兀的心灵感悟，仅这一次，足以改变艺术家一生的道路。研究艺术家的心灵历程，那些遽然蜕变和瞬间重生，有时来得迅猛近乎禅家的顿悟。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的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的、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可染说用笔之际虽所向空无一物，然则胸中应觉艨艟之遇浪遏，冲波逆折而前，当此之时，笔锋必有生涩出焉，必有稚拙出焉。有生涩稚拙矣，然后再求大巧，则大巧即在其中。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三十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五十岁后一扫而空，石破天惊，创旷古无双之结体用笔，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矫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只觉铮铮其骨、磔磔其态，近之则畏，远之则敬。可染先生的字我行我素，决不苟合取容，是颇见他笔下之牛“时亦强犟”的性格的。

    先生的“学而知之”的部分，当然还包含了他对素描的积年锤炼、对光影的敏锐认识。在此先置而不论。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的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守干城，“钝者勉为”。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打进去，致勇也；打出来，夺魂也，这其中数十年苦心孤诣，念兹在兹，朝斯夕斯，方才有了又一次的伟大。诚如可染先生题赐予我的“七十二难，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今以此四字书赠范曾同学”。我们一代代都抱着跣足苦行的宏愿，在艺术征途上踽踽而前，“困”者，“难”也，是深觉万难之下的渺小与决绝。至此，我们可得如下之结论，可染先生的经历包含着谦逊和伟大，正如泰戈尔有言：“当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

（转载自《新华文摘》，《中国文化》2007年秋季号，有删改）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

    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资*源%库 ziyuanku．com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又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他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的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

    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国藩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摘自“百度百科”）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 奋发作为 无私奉献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材料一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就设在果园里，亲自动手，一会儿就把一棵果树的枝条，剪掉了三分之一。村民们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面对这些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来了十六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用。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所以这次很多人死活都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都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苹果长得细皮嫩肉，酸甜适口，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

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名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人民日报》报道说岗底是全国第一个“持证下田”的村庄。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三万一千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今天的岗底，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生态美了，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像许多夫妻一样，我们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家。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家，在保定河北农大家属院；一个是山里的家，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家，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

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慕名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保国帮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常常开车奔走于各地，帮扶基地的家我们住得少了，在车上的日子越来越多了，一年行程约4万公里。他开车，我坐在旁边，替他接打电话，安排工作联系事情。有时看他累了，陪他聊聊天，喝水、吃药、中午休息，都是在车里。一些常用物品，雨鞋、草帽、衣服、工具包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车成了我们流动的家。

比较起来，在保定市里的那个家待得最短。2016年春节前，我俩回到保定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想准备准备年货，第二天过个年三十儿。可是我俩忙得都不知道，今年没有年三十儿，看着家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我心里一阵难受。最后，还是我们亲家打来电话，让我们去他们那里过了个除夕。

我想初一总不能还在人家过吧，就张罗着去买点肉馅想包顿饺子，可是附近卖菜卖肉的摊贩早就都回家过年去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奔波，结婚这么多年，保国因为太忙，常常顾不上家里的事。我前后两次做手术，他都不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的。去年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录制现场，他对主持人说，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老婆和孩子！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我和保国的三个家》）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的过程，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不同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