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子——林徽因

杨已青

    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 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尽管我们不是梁思成，也不是金岳霖，更不是徐志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欣赏她、深爱她，不能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慕。的确，林是20 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中国女性的偶像。

    林徽因的生命，不论是波澜起伏，还是风和日丽，她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到人间的仙女，也不是供后人崇拜和议论的偶像，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一提及林徽因，总是把她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林徽因》的价值，在于廓清了浮荡在主人公身上的尘埃，将她的真实面目彰显出来，在历史背景中将林徽因凸显出来，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 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 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 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灵魂在飞扬。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张（爱玲），我觉得林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的朋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说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林清玄：心美一切皆美

    记者：您30岁之前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直到不再参赛，此外，您还是台湾最高产的作家，除了众人以为的文思泉涌，还有别的诀窍吗？

    林清玄：我很喜欢一句古诗：书到今生读已迟。就是说，这辈子你要读书已经来不及，都是上辈子的积累。我想这种积累重要的是怎么坚持，每天写一点，一个月以后回头看，会觉得性情上有变化，这种慢慢积累的过程是快乐的。

    记者：从乡下奋斗到台北，您的经历也是比较坎坷的。小时候，您随父兄在田间地头流汗受苦，这段经历对您今后的成长有何影响？

    林清玄：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什么情况都能适应。从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没有一餐饭吃不香，随时都能笑得出来。因为小时候在大山中长大，生活很苦，心思也单纯，天黑上床马上睡觉，你不会有欲望，有欲望也没用，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慢慢久了，你对欲望就不会太敏感。

    记者：在您的环境里面，显然没有成为作家的条件，但您成功了。

    林清玄：的确，我家代代都是耕农，可是我对文字有非常深刻和敏锐的感受。记得有位文人叫张潮，他讲，“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你把地上的东西看清楚了，那就是一篇文章。我小时候的成长不可能像一般人所说的，学富五车，而是一门深入。我记得小时候读每本书，拿过来都珍贵得不得了，抱着，枕着，经常拿到什么就很用心地看。小学三年级以后，每天我要抱着一本书，才睡得着；每天一定要读到一篇好文章，才肯睡觉。

    记者：在经历5000年未有之变局之后，拜金拜物对传统价值观的疏离逐渐明显，在这样光怪陆离的时代，怎样才能活出真正的优雅？

    林清玄：其实这是一个向欲望倾斜的时代，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看报纸会看到一个爱玛仕的包卖到100万人民币，荒唐！但大家已经习惯了，不以为怪，它是名牌，就值这个钱，那是因为你已经迷失了对事物的真实判断。

    人的肩膀挑着一架天平，一边是欲望，一边是心灵的满足，你的心灵应该有足够的砝码来保持平衡。人在中间，一边是一个人加一个山谷的“谷”，一边是一个人加一个山谷的“山”，俗和仙如果能够平衡，你就能做一个平正的人。

    当然，要想不被欲望捆绑，就应该有自己心灵的寄托，要花一些时间来充实我们的心灵世界，比如文学。

    记者：对于生在这个时代有着多种价值可供选择的青年来说，文学在他们生活中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林清玄：第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 ， 其实在青年的成长中，文学也是他们最好的化妆。因为如果有内涵，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美。我有两句话，“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你的心灵美丽了，你看到的世间一切都美；如果你的情感深厚，你会觉得世间万物都很深刻。所以，如果要使你的生命、外表、气质变得更好，你的心就要美，你的情就要深，文学正好是容易进入的途径。

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属于神童。他5岁就能背诵五经，“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黄庭坚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他的出类拔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15岁的黄庭坚不得不跟着舅舅到淮南游学。在扬州，他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著名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受益匪浅，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嘉祐十一年乡试时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第二年终登进士榜。

    对黄庭坚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他以一块洮河石砚作为见面礼，登门以弟子的身份拜见了老师，正式成为苏东坡的学生。随着师徒二人聚会京城，黄庭坚也迎来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汴京三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与苏东坡朝夕相伴，得以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受益良多。他对苏东坡极为仰慕，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东坡也为这样的奇才弟子而十分高兴，说“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俩人在一起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此时黄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声名也越来越高，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有了双星闪烁、“苏黄”并称的说法。可以说，得遇恩师苏东坡，是黄庭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与黄庭坚过人的才华相比，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当官不得领导喜欢，关键在于他总是坚持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例如他在《虎号南山》中，对虐民的苛政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流民叹》则描述了震后又大涝，数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这些作品渗透出强烈的关心国运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仁政爱民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理念，他曾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勒石自警，展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随之，他终因朋党之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贬谪诏书下达时，左右的人皆因蛮荒之地，少有人烟而替他哭泣，而黄庭坚却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或许正是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生活上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让黄庭坚有了更多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反而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辉煌。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他首先为人所推崇的就是诗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曼妙诗句，皆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对宋代诗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认为“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那何为“不俗”呢？“不俗”有两种：“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为诗品不俗；“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则为人品不俗。在二者的关系上，他提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说到底在他眼中，没有人品的高洁，诗品必然俗不可耐。

    黄庭坚说得好，做得更好。他的一生，屡受恩师苏东坡的牵连，但他从未为避免贬谪而与老师划清界限，更不会暗施冷箭。这种人生境界，保证了他诗歌的骨力，读来不仅意境悠远，而且荡气回肠。

    与诗歌相比，黄庭坚的书法更为有名。

    黄庭坚书法师从周越，一学就是二十年，他行笔中一波三折之势即受益于此。尽管黄庭坚练字刻苦，但作品却难入高手法眼。一次应宝梵寺住持之请作草书数纸，苏东坡甚是赞赏，但钱勰认为太俗。钱勰说：“你如果见过怀素《自叙帖》，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黄自此不肯为人作草书。

    不过黄庭坚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一边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一边师法自然，苦思突破的路径。船工划桨的整齐动作激发了他的灵感，得以初悟草书真谛。被贬为涪州别驾，意外地见到了怀素《自叙帖》真迹，将《自叙帖》借回家，废寝忘食地临摹和研究，草书技法由此突飞猛进。

    通过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终得自立门户，与苏东坡、米芾、蔡襄被时人并称“宋四家”。

    “诗品、书品、人品”，黄庭坚的艺术品格，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风骨，更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

（摘自2014年第3期《文史天地》，略有删改）

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百岁老人李佩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

    李佩的丈夫郭永怀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后来因飞机失事为保护核试验数据而牺牲。那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当时得知丈夫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直到前年，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而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她和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她俩也常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认为“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脑子里好些事”。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编自从玉华《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相关链接：①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李伟格告诉我。即使到现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付晓英《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②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者参加，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她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

略谈陈三立

傅璇宗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与影响已远超过历史学界。他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们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者，深为中华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而扼腕愤慨。陈宝箴作为地主要员，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任湖南巡抚，一种深刻的民族危亡感使他力图振兴实业，讲求维新自强，他的得力助手就是其子三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战争失败引起进一步的割地赔款，这对知识界触动极大。当时陈宝箴已由湖北改迁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后，1895年5月，他曾致电张之洞，请诛李鸿章以谢国人。同年9月，陈三立至上海，与康有为、黄遵宪等会晤，参预筹备上海强学会事。也就在这一年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宝箴长期居于湘中，对当地民情甚为熟悉，又激于时势风云，积极推行新政。陈三立此时也返湘，协助其父，并推荐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

但是正当湘省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八月份北京变法宣告失败，清廷下令，陈宝箴父子均革职，且永不叙用。这是陈三立一生的转折点。他随即陪侍其父归江西修水老家居住。三立为其父所写行状，以极沉痛的笔调描述他们这一段的生活情景：“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陕西，就在这世难亟变之际，陈宝箴在焦虑抑郁中去世。此后，陈三立移居南京，并经常来往于武昌、南昌、庐山、上海等地，虽然其间他曾一度与其家乡江西修建铁路事情，但始终远离政治，以超然于世的诗人自许。只是他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32年他住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据吴宗慈《陈三立传略》：“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而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读意，则愀然若有深忧。”而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记此事，更谓：“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毕辄愀然形于色，郁郁不语。一日深夜，忽于梦中狂叫，喊杀日寇。”1933年秋冬，移居北平城中。1937年7月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八十五岁的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陈三立年青时自许甚高，他随侍其父游宦各地，目睹清朝吏治的腐败，往往“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封建政治的腐败与列强的侵略，一种民族危亡感使他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大潮流中。但是他与其父在湖南推行的新政，看似和康梁的变法相同，所走的路子却各异。

    陈三立在清末民初，一直以诗文名家，有盛名于东南。如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尔戈访华，时陈三立七十二岁，正寓居杭州，徐志摩等特地从北平前往杭州，介绍他们两位见面、合影。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所说：“华、印两诗人，各为其本国之泰斗，比肩一帖，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1925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刊载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以“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当时人视之为执中国诗坛之牛耳。1936年陈三立已依随陈寅恪移居北平。那年伦敦国际笔会曾邀请他和胡适与会，以胡代表新文学，他代表传统文学，终因陈三立时年已八十四，不能远涉重洋而止。在后世一般人印象中，散原老人只是一个足迹仅涉山林、只以诗文自娱的诗翁，而不太了解他前半生还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颇有新见的改革家。

    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但尽管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还茫然得很，尽管他仍以遗老自居，却尽可能送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以厚望，这可以提供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处于新旧交替中而又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的异常复杂性。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的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国家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