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继承了诗三百篇以来美刺^①比兴的形式，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汉魏乐府抑扬顿挫的章法，以及六朝民歌清新婉丽的语调，而加以变化运用，又继承又创新，写出了许多完整美好的诗篇，不但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而且也树立起一块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风”“雅”以后有李杜。“风”偏于反映民情，是抒情的；“雅”偏于批评时政，是讽喻的。换一句话说，“风”大体是一种民歌，其中浪漫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雅”大体是一种叙事诗，其中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多一些。因此，外国文学史上的理论（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搬到中国来，虽然也可以适用，但总觉得没有“风”“雅”两个字来得集中概括。而“骚”则兼有“风”“雅”之长，也就是兼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长。李杜作品同是从“风”“雅”“离骚”变化出来，但李偏于“风骚”，而杜则偏于“骚雅”。李杜风格形成流派之后，即取“风”“雅”二字而代之。从此，诗人由于性格和学识关系，不免有所偏向。“风”“雅”以后有李杜。其间唯号称“大家”的，得体兼风雅，追攀李杜，蔚为一代的“新声”。换句话说，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互相结合，相得益彰。就此点论，则“风雅”——李杜这条线，始终贯串于两千余年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而未尝间断。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在当时的诗坛，恰恰是那个充实而光辉时代的两面鲜艳无比的旗帜。他们有时用一种清新刚健的调子，歌唱那统一繁荣、乐观向上的时代；有时又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带着沉郁顿挫的感情，描述着盛极而衰的苦难，并对苦难中的生灵寄予深切的同情。一句话，弥漫着当时整个诗坛的是一派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而李白和杜甫又恰恰是通过复杂的生活遭遇，各以特异的风格，在最大的一致上，展现了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什么能够在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始终站在诗歌艺术的最高峰，以全力陶铸灵魂、鼓舞人心的缘故。（有删改）

注：①美刺：实质上是对诗歌内容或赞美或讽刺。

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选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13年第1期，有删改）

现实中的悲剧快感

凌继尧

    ①冯友兰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是一件艺术作品，当年吟唱校歌的西南联大师生是校歌所描述的悲剧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吟唱校歌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正是现实中的悲剧快感。

    ②悲剧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感情，因为它和崇高有密切的联系。悲剧是一种痛苦、灾难和牺牲，但是它又不让人感到沮丧和压抑。悲剧使我们接触到崇高和庄重的美，因此能唤起我们灵魂中崇高庄严的感情。它好像打开我们的心灵，在那里点燃一星隐秘而神圣的火花。悲剧自有一种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韧性精神。在吟唱西南联大校歌时，郁积的痛苦、情绪受阻的挫折感得到自然的宣泄和表现，因此会产生一种快感。

    ③悲剧具有英雄气概，然而光凭英雄气概还不能产生悲剧效果。悲剧效果必然含有怜悯和恐惧，英雄气概只是令人鼓舞而不会首先令人恐惧，它产生坚决的心情，而不产生悲愤的心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发生的悲剧事件。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祖国山河破碎，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正像联大校歌所描述的那样，“九州遍洒黎元血”。人们吟唱联大校歌，会产生悲剧的怜悯。但这种怜悯不是指向外在客体的道德同情，而是一种审美同情，即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感受。

    ④除怜悯外，悲剧感中还有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日常生活中面临生命危险时的那种恐惧，也不是胆怯、懦弱的畏首畏尾。悲剧中的恐惧是一种哀伤或忧郁的情调，是一种忧患意识。悲剧中的恐惧是面对强大的邪恶力量而感到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他们在吟唱校歌时，感到压抑和震惊，也感到反抗和振奋。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恐惧成为一种强烈的刺激，唤起应付危急情境的非同寻常的大量生命力。它使心灵震惊而又充满蓬勃的生气，所以也包含着一点快乐。”

    ⑤联大校歌歌词与岳飞《满江红·写怀》多有比照。冯友兰先生在联大校歌中把《满江红·写怀》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改为“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冯先生幸而言中。今天如果再讨论这四句话，杨振宁先生建议改为：“千秋耻，既已雪。中兴来，需人杰。”从“终当雪”到“既已雪”，这是多么痛苦、多么艰难的历程；我们在缅怀浴火重生的血泪史时，一种悲愤而坚决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

（有删改）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时，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所提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诗人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者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①长期以来，中国流行的几乎所有法学理论教科书都把法律上的“义务”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强加给法律主体的负担和不利。这种对“义务”做出的负价值定位是武断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学传统，法律上的义务并不能由国家随意规定，而是源自于自然法的义务，即源于道德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是远比“权利”重要得多的正价值概念。

    ②与“义务”一语准确对应的概念是“应当”。“应当”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且必须的。当社会群体用“应当”这一概念把某主体同某行为具体联系起来时，就意味着，该主体负有作（或不作）某行为的义务。义务就是主体作（或不作）某行为的应当性。

    ③“应当”并不是社会群体随意的看法，而是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一个人在外地听说自己的爷爷生病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应当回去照顾爷爷！”这里的“应当”完全产生于主体自我良心的内省式要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由自我良心自发地产生这种原始的义务要求。但是，如果某A比较另类，在听说爷爷生病之后毫无反应、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与其相处的群体其他成员就会告 他：“你应当回去照顾爷爷！”群体成员对A提出的“应当”，就是赋予A一项义务。社会群体成员们之所以对 A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我经历的爷爷生病时的良心感受出发认为：回去照顾爷爷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④人类社会实践中，在国家这种组织出现之前很久，社会群体成员就通过对一个一个行为的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由于社会群体成员绝大多数人的良心、理性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以至相似，            ，              ， 即能形成基本共识。譬如，对于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人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做”；对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行为，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做”，等等。人们用语言将这些共同判断表述出来，就形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口口相传的道德规则：不应当杀人，不应当盗窃，应当赡养老人，应当抚养孩子，等等。人类社会通过道德规则向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提出道德义务要求，使每个个体成员赋有道德义务。

    ⑤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包括4个不同层次的规则：禁止损他类规则；倡导利他类规则；劝导自善类规则；引导入圣类规则。其中以不应当杀人、不应当放火、不应当抢劫等规则为 主要内容的禁止损他类规则最为重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底线规则。这类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道德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履行这类义务是维系人类最低限度文明、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秩序的要求。换句话说，没有对这类义务的履行，人类就会处于丛林状态。所以说，义务是人类文明维系之根。

    ⑥道德规则自身并不具有保证规则赋予的义务得到履行的手段，以致一旦有人违反上述底线道德规则赋予的义务，道德规则自身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确保人们履行底线道德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义务，人们将道德底线规则加以强化、改造：在底线道德的每一具体义务性规则之后附加针对违反义务的制裁规则，并由一定的社会权威机构对这些制裁规定加以执行，这就使道德底线规则演变为法律规则。

    ⑦人类超越野蛮状态跨入文明门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引导。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在国家组织形成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作为执行制裁的权威机构，其适用的仍然是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只是在国家适用习惯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由国家组织将习惯法成文化的做法，以致最初的成文法主要源自于习惯法，其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

    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耕文明时代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来自于底线道德义务规则，但是，由于农耕文明各国普遍实行全权君主制度，君主拥有立法权，这使君主代表的国家立法很容易在法律中混入大量的不合理、不适当的义务设定。从农耕文明国家立法到商工文明国家立法都存在大量的国家片面强加给民众的限制。我们把这种国家武力基础上的强制视为“伪义务”。我们不能把“伪义务”视为义务本体，不能因伪义务的存在而否定义务的真正价值。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如是说。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人类如果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知识，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思想。即如培根，他的代表性著作《新工具论》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凭借这工具，可以更便捷地打开思想之门。其实，方法论本身又何尝不是思想！思想产生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可是，知识是决不可能囊括思想和代替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申论学者的无知。用赫尔岑的说法，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则都是独立的。可以肯定，思想与标本之类无缘，是对范式的超越。它处在现实的维度上，即使用古远的材料构成，仍然显示着当下的指向。但是，它又不为现实所羁，它将焚毁既定的因而是“合理”的桎梏；在它的光焰中，有着未来世界的生动影像。洞穴里的哲学家常常瞥见这种影像。在古希腊，哲学家被称作“爱智者”，其实，智慧仍然是不能混同于思想的。智慧是磷火，不是石火和薪火，无须摩擦，撞击，自然也无须点燃。形而上学家的智慧，大抵用于建造空中楼阁，而思想是大地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当我们把一些富于思想或同思想有关的文字，从报刊和书籍中采集起来，编成眼下这样一种名为《读书之旅》的东西，本意就不是为了知识的重现，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专一期待着读者，从阅读——一种热烈的接触——中间，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

    卡代尔神父在讲说颜色的光学时说：“绘画中的黑色往往是火所致，火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下某种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老是在灰烬和烟雾中辨认火，把这些看作是火的本质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火的毁灭性倾向，惟独忽略生机。有谁会从绿色想到火的呢？有谁会从健康的肌体想到火的呢？虽然关于刀耕火种的传说，以及以火治疗的故事尚未失传，但也算不得真确的知识；在乡居的日子里，我却是无数次亲见了烧荒的大火的。那是何等气派的火焰，美丽的火焰呵！由是我被告知，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把火把举起来！

（选自林贤治《旷代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