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可以算作四合式院落的最早实例，发现于陕西岐山凤雏村，是一座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时期建筑遗址。它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作四合院，四合院应具备四面方正围合的布局和居住功能两个要素，而这组建筑平面布局虽已具备了四合院的基本特征，但使用功能推断为祠堂，不属于住宅。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中的证实，这种四面方正围合、轴线对称的院落布局方式的四合院，在汉代已经形成。之后，作为我国住宅建筑布局的一种重要方式历经唐、宋等朝代延续发展。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全国性质的首都定于今北京，称为大都。大都城经过严格的规划布局，城内用横平竖直的大街将大都城分割成数十个里坊，坊内以八亩为一份住宅的宅基地供居民建造院落，也就是著名的“八亩方宅”。根据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元代后英房和玉桃园等地的居住遗址判断，元代住宅格局已与现代的四合院非常接近。所不同的是，元代住宅为轴线前端开门，且其前后两进房屋中间有廊子相通，使得前后两座房屋形成“工”字形，称“工字廊”。可以说元代大都城内的院落是目前已知北京四合院的肇始了。明清时期，工字廊逐渐消失，大门开始从轴线前端偏居院落一角，直至清代中后期四合院基本定型。自清代末期开始，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西方的建筑形式和装饰元素也随之进入了北京四合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西洋式大门。这些西洋味基本上没有破坏四合院的格局，也没有打破四合院的尺度和色调，反而为四合院增加了一些新气象。

    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北方四合院式住宅的代表，它是在北京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发展成熟的，因此其院落布局和建筑单体都表现出了宜居性，也处处体现出北京传统文化的内涵。从平面格局上看，北京四合院具有“坎宅巽门”特征，也就是坐北朝南的院子，按照后天八卦方位，正房位于正北方坎位，而大门开在东南角巽位。坎宅保证了住房朝南采光，巽门能防止从大门望见院内情况，保证了宅院私密性，而其庭院的空间接近正方形，则更利于北京天气条件下的采光和家庭成员的活动。作为礼仪之邦，为了更加强调礼制上的内外有别和主客有别，较为讲究的四合院往往在里外院之间建造一道二门作为分割，二门一般做成饰满木雕的垂花门形式，十分美观，增强了四合院的艺术气息。

    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尺度是一种较为亲切的建筑风格，其厚重的屋面和墙体营造出冬暖夏凉效果，也表现出其对北京气候的良好适应性。北京四合院色调上表现出外观上砖瓦的灰色调和内向空间油漆彩画、装饰装修的多彩纷呈。一方面，这种灰色调的外观和相对较为低矮的建筑尺度从一个侧面烘托出了整个城内重要建筑如宫殿、坛庙、皇家园林和寺观等的恢宏气势和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内部空间的多彩带给居住院内的人们比较欢快的氛围。同时，四合院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将“天人合一”的理念倾注到了它的一草一木，四合院的绿化植物选择不仅注意到了对本地自然气候的适应性，尤其注意到了植物对建筑的影响。那就是，作为院外的行道树会种植高大落叶乔木，不妨碍交通。而庭院内则都是落叶小灌木或者乔木以及花卉，它们的根系都很小，不伤害建筑物。更为重要的是，如同所有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即使是花木，也会被赋予无尽的情感。这些四合院的花木都是中国数千年发展史中被赋予了深刻文化内涵的品种，如常见品种槐树象征了崇高的威望、良好的品德，海棠、石榴象征了家族兴旺、日子红火，丁香和牡丹象征了夫妻好合、富贵荣华，如此等等。正如《论语》云：“和而不同。”四合院在“和”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院落布局的不同组合形式、单体建筑形制的差异以及砖雕、木雕、石雕等众多建筑装饰细节上的变化。通过这些“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读懂宅院主人的社会地位、思想情怀、文化修养和喜怒哀乐。可以说，当我们真正走近和走进北京四合院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在品读一种建筑，更是在了解中华历史，释读传统哲学和文化。

（摘编自李卫伟《留住乡愁——释读<北京四合院志>》）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无序的过度开发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城市悬浮物和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能见度降低，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雾霾天气已经逐渐被列为灾害性天气。

    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称为霾或灰霾，其是由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造成的。霾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远处光亮物体微带红、黄色。空气中的有机碳氢化合物、灰尘等粒子也能使大气浑浊，因能见度恶化导致视野模糊，这种非水性形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在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时，该现象称为霾或灰霾。雾霾天气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天气现象，是雾和霾的混合物，还没有被列入气象观测规范。

    雾与霾的区别在于霾发生时相对湿度不大，而雾发生时相对湿度接近饱和或饱和。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小于60%，且能见度小于10.0km时的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雾导致能见度恶化，其发生是相对湿度大于90%、能见度小于1.0km时大气浑浊导致视野模糊造成的。因此，霾和轻雾的混合物共同造成的大气浑浊、视野模糊、能见度恶化，大多是在相对湿度为60%－90%时的条件下发生的，但其主要成分是霾。霾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这点与雾、云存在差异，灰霾粒子的尺度比较小，且霾粒子的分布较为均匀，其粒子是肉眼看不到的空中飘浮颗粒物，粒子大小为0.001－10.000μm，平均直径为1－2μm。

    通常在低层大气中，气温是随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某些情况下会出现逆温现象，气温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逆温层是指出现逆温现象的大气层。在逆温层中，较暖而轻的空气位于较冷而重的空气上面，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空气层，笼罩在近地层的上空，严重地阻碍着空气的对流运动。对流运动受阻导致近地层空气中的各种有害气体、汽车尾气、烟尘以及水汽等，只能飘浮在逆温层下面的空气层中，无法向上向外扩散，有利于云雾的形成，导致能见度降低，甚至由于空气中的污染物不能及时向大气中扩散，造成大气污染加重，给人们生产生活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

    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雾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这些超细灰尘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是雾霾有害颗粒的重要组成部分。雾霾天气时，大气中的气溶胶使空气浑浊受污染，进入人体后不易排出，停留在肺泡，会造成危害。长期吸入易致鼻炎、支气管炎等症。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人在雾霾天长期停留，病情会加剧。雾霾天气还会使人们的心情灰暗压抑，影响心理健康。气溶胶颗粒凝聚后悬浮在空中，还会造成视程障碍，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庄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辩，是《庄子》中最发人深省的故事之一。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白鱼从容游动，这鱼真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所说的游鱼之乐，绝不是对游鱼之乐的“知”，从认知的角度看，不存在游鱼之乐，而是对游鱼之乐的体验——他体验鱼会如此——其实鱼并不如此，但他根本不在乎鱼非如此。惠子所诘难的“知”，是科学认知的“知”，而庄子所说的“知”，则是生命的体验。

    惠子虽然“泛爱万物”，但他与万物是分离的，物与物之间是孤立的，他所谓联系是以人的知识谱系将万物连接，并非是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联系。他是“看”世界，人在万物之外，人是世界的观照者；他是分析世界，世界成了人的“理”的对象，世界被“理”所征服。庄子看到了惠子守其孤明而不与万物相通之心，致力于凿通孤立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与物关系的“绝地天通”。庄子以诗意的眼光超越“人”的态度，超越科学、功利的视角，以天心穿透世界。他在桥上看鱼，鱼在桥下优游，在他的感悟中，桥没有了，水没有了，鱼和我的界限没有了，世界即如一大河流，他和鱼都在这河流中优游。鱼非我眼中所见之鱼，而是在我生命中游荡的鱼，我也非故常之我，而是“丧我”之我。在“神遇”而不是“目视”中，会通合一。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果站在人与天分离的角度看，天是天，物是物，我是我；如果站在诗意的立场看，我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和世界融为一体，还归于世界的大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的眼光，就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庄子所反复强调的“天地与我并生”、“磅礴乎万物以为一”云云，即是说，“人在世界中”，人并不在世界之外。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在”者，而不是“观”者。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分子，人用人的目光看待世界时，似乎从这世界抽离出来，世界是我的“对象”。在“对象化”中，世界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意义，世界变成了人的知识、价值的投射，人也在对象化中撕裂和世界密合的整体。庄子所反对的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做法。庄子认为，这合于“人”理，并不合“天”理。庄子将会通物我的纯粹体验境界，称为“物化”。“化”于物，我就是物，没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物化”的概念是由《齐物论》结尾处一个关于梦化蝴蝶的故事中引出的。“物化”是和“对象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将人从“对象化”中拯救出来，让生命自在显现。

    庄子的境界，解除人精神的“套”，因为人在“套”中，就很难真正感受到欢乐。山林之想，云水之乐，其实，并不在山林云水本身，而在人的心态。说心态并不是说庄子哲学强调主体性，相反，他是要放弃这种主体性。心态自由、平和，当下即是云水，庙堂即是山林。正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你看一个歌咏自然的人，走到自然中间，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着他们的情、他们的梦、他们的想望。”元赵子昂有《落花游鱼图》，后人多有仿作，画的就是庄子之意，画上他题有一诗云：“溶溶绿水浓如染，风送落花春几多。头白归来旧池馆，闲看鱼泳自沤波。”他通过落花游鱼发现了自己久已疏落的世界，那个人真性自在优游的世界。

（选自《美学概论》）

“微电影”大有可为

娄雪

    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看，越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汉；《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办量担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光明日报》，2014年2月3日，有增删)

    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一些新兴科技带来的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等的科技伦理问题，使既有科技管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社会风险，并影响科技本身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现代社会对新兴科技及其应用的伦理规范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许多国家已将科技伦理规范纳入制度和法律之中，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科技伦理治理作为审慎型、控制性治理，对科技创新在给予激励的同时，也从伦理道德出发加以必要的约束或管控，治理不轨行为，从而保障科技健康发展，实现科技更好造福人类的目标。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治理方式转型。对于科技伦理治理，传统治理方式基于先行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做了再说”。现代治理方式基于防范原则，强调紧盯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不断完善风险评估、加强监管，是一种“适应性治理”方式。从实践来看，实验室里的研究无法完全验证现代科技不可预知的风险，传统“做了再说”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某种颠覆性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因此，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应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的“做了再说”向现代的“适应性治理”转型。

完善监管制度。随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科技伦理监管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一些案例表明，体制内监管的不完备和体制外监管的缺失，很可能会导致科技伦理领域的“灰犀牛”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因此，有必要构建体系严整的科技伦理监管制度，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完善伦理规制和监管程序，使监管过程有理有据、有机衔接。应改进科技伦理监管制度，实现对新技术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监管，实现对科研工作者伦理问题的终身追责，有效防范违反科技伦理的事件发生。

建立自律机制。科研人员能否遵循科技伦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其自律。为防范新兴科技滥用和其他风险，在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时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自律机制。比如，大型科技企业内部建立伦理审查机制，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相关行业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规范培训，引导科研人员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增强各学术团体的监督意识，确保自律规范落到实处，营造重伦理、讲道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氛围。

    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必要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借助法律的刚性约束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把科技伦理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目的是用法律的特性和优势更好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我们要善于通过立法，借助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巩固科技伦理治理成果，增强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的伦理意识，使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在面对科技伦理问题时的行为选择有明确的依据，更加有效调节和控制科技发展及其后果。

(摘编自李泽泉《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