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埃里克•史蒂文•兰德尔

郭晓强

    1957年2月3日，兰德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兰德尔从小就表现出对数学的极大兴趣，并且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天才，他在全美数学测试中获得第二名，并在纽约一所高级中学以最高等级毕业。17岁时，兰德尔就证明准完美数的存在，这项成就使他获得威斯丁豪斯奖学金，同时来到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于1978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兰德尔又因获得罗氏奖学金而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于1981年获得数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兰德尔在数学方面一帆风顺，按常规似乎应成为一名数学家，然而他的个性却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兰德尔虽然喜欢纯数学，但不愿意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这是因为钻研数学需要在清静的环境中，过一种僧侣般的生活，而兰德尔自认为不是一个好的修道士，他更喜欢和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因此他决定毕业后转到其他专业。

    1981年，兰德尔回到美国，通过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教授的推荐，最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一份工作，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当时兰德尔对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丝毫没有难倒兰德尔，他认为经济学比纯数学更适合自己，不足之处可通过业余时间自学来弥补。兰德尔自学能力惊人，并且在教学方面也具有超强的天赋，不久讲授经济学已得心应手并得到学生和同行的肯定，于1987年升任为副教授。在经济学方面已有所见长的兰德尔在工作中却发现经济学也并非他的最爱，因此决定再次寻找其他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兰德尔的弟弟亚瑟给予兰德尔很大帮助。亚瑟的专业是神经生物学，他送给兰德尔一些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论文。兰德尔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论文的含意，却已经被生命的巨大奥秘吸引，尤其是对DNA神奇的结构着迷，他再一次修改了自己的专业。缺乏相关背景的兰德尔选修了哈佛大学的生物学课程，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实验室里进行果蝇基因的克隆工作。兰德尔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在大街拐角偶然听到并理解了生物学，当然在坎布里奇大街上对生物学的讨论和对其他事物的讨论一样司空见惯。

    在一次演讲中，兰德尔偶遇麻省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伯特斯坦，伯特斯坦已开发出从基因组中寻找导致简单疾病发生的单一基因的方法，当时正打算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研究多基因的人类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和肥胖等。兰德尔对此研究很感兴趣，因此演讲完毕后两人开始讨论如何将统计学应用于人类复杂疾病基因研究。不久，他们就有了大致的答案。由于兰德尔对遗传学的兴趣，1984年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第二年又成为怀特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员工，与伯特斯坦合作，开始遗传学的研究。兰德尔仍然是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幸运的是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奖学金(1987年)，使他能够在教授经济学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生命科学的实验。

    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的早期，兰德尔将自己在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充分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些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兰德尔开始使用新方法来革新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如利用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来进行遗传位点定位，并初步建立了人和小鼠的一系列简单图谱。兰德尔还开发新方法，从人类基因组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从而能够发现复杂人类疾病的基础。不久兰德尔意识到没有全面分析人类基因组的工具，这些单一方法将毫无用途。兰德尔成功制备了早期人类全基因组的遗传图谱，该图谱包括大约400个标记物。这项成就使兰德尔于1990年获得NIH人类基因组计划首个资助，从而在怀特海研究所建立了“怀特海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兰德尔的工作经历也像他试图破译的DNA结构一样，呈螺旋结构，从数学到经济学最终到生命科学，他是当代罕见的科学天才之一。

(选自《遗传》，有删改)

说“韵”

金开诚

    “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蔡邕《琴赋》中的“繁弦既抑，雅韵乃扬”，陆机《演连珠》中的“赴曲之音，洪细入韵”，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声调的和谐经过人的“通感”首先向两个方面蔓延生发。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这一般被称为神韵、风韵。但神情、气派、风度这几个词，一般说来是中性的，无褒贬之意。而神韵、风韵一般指神情、气派、风度中已经含有了某种和谐之美。另一个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这一般被称为气韵。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

    不过，以上所谓的形容人的和谐用神韵、风韵，形容文学艺术的和谐用“气韵”，只是就一般而言，实际上两者混用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韵”的含义既已蔓延到形容人与艺术，就势必还要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风流韵事”即其显例，而其事则必须和谐才能称为“韵”。如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就是风流韵事，有“墨皇”《兰亭集序》为证。倘若这帮人喝醉了酒争吵起来，乃至大打出手，那就既不“风流”也非“韵事”了。唐代元稹写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因为“始乱终弃”这件事并不和谐。等到《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时，作品所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因为那事情虽有波折，终趋和谐。和谐之美是“韵”的核心含义，这是不能有太大变化的。

    “韵”虽以和谐为核心，但这和谐却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就可以看出，和谐还须是动态的，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生动性。比如说时装店里使用的木制模型，套上时装不能说它不和谐，但却没有气韵；而活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却变静态为动态，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那就或多或少有些气韵了。犹如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之类，那是不穿时装也有气韵的，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生动性。”韵“所指的和谐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则是流动变化的；蔓延到人，则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又蔓延到文学艺术，自然更要求生动传神。静态的书法、绘画尚且要求只有形象生动，才谈得上气韵，更何况动态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倘若毫无气韵，那便是劣作。

    第二个特征是“韵”的和谐还要使人玩味不尽，所以又生发了“韵味”这个词。在京剧行家看来，唱得有没有韵味，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照理说，一个演员唱戏，只要音色不怪异，又不荒腔走板，自然已达到和谐有“韵”的标准；但，事实上“韵”之外还要再加上“味”，就是说这种和谐还必须能引发审美中的联想与想象，这样才会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只有有了“味”，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因为“韵”所指的和谐已经是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了；如果再加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那就又涉及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阴阳统一了。

    总之，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宝库带来了相当客观的创造性成果。有关“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它能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创作多一点风姿韵致，少一点不文明。

（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点即便不是戏迷的朋友也知道。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丝竹管弦鼓，唱念做打舞……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流派繁多，魅力独特，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而戏曲进校园，意义重大。“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吸收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之精华，展现着独特的审美风范。教育家蔡元培说过，美育是人类打开心灵窗户不可缺少的工程。戏曲能帮助学生认识美、发现美，见证传统文化艺术的迷人风采。除了美之外，还有真和善。岳飞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很多经典曲目讲述是非、善恶、忠奸，弘扬家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所以，戏曲进校园，可以帮助学生陶冶情操、涵养心灵，从唱念做打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此外，对戏曲本身而言，进校园也是圈粉良机。看过去，从城里到乡间，处处搭台唱戏；从引车卖浆者到王公贵族、商贾文人，多是戏曲“粉丝”。比如鲁迅不爱看戏，也难忘幼时看戏的场景。他在《社戏》里深情追忆：“真的，一直到现在……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但看如今，很多剧种失宠，戏迷锐减——其实很多人只是缺少接触、了解的机会，而戏曲进校园让学生与戏曲文化亲密接触，有望让更多年轻观众“路转粉”，促进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不过，戏曲进校园虽易，要达成以上效果却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校门好进，“心门”难开，戏曲进校园的对手主要是学生的“内心戏”。很多同学一听说表演传统戏曲，直接敬而远之。在部分年轻人眼里，戏曲的表演比较“拖沓”，而且唱词晦涩，很多人觉得无法欣赏，所以即便不要钱，也不太愿意去看。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想让每个学生每年欣赏一场戏曲，这要求戏曲进校园时要“会玩”。比如在曲目选择上，除了针对不同学龄阶段的特点、由浅而深，还可以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学生“点菜”。当然，戏曲进校园也不能只是观看表演，学校可以“定制”戏曲知识普及读本、引导孩子动手制作戏剧道具、试戏服等。此外，艺术表演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艺术熏陶也是如此。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年一两次进校园活动即便声势再浩大，其影响力也毕竟有限。所以，比戏曲进校园更可贵的，是戏曲“在”校园。早在2014年，广州就每年开展粤剧专家授课、成立小小剧社、交流演出等多项活动。以荔湾区三元坊小学为例，如今很多学生不仅对粤剧略知一二，有的还学会了吹拉弹唱，能在舞台上体验跌宕的人生。

    总之，戏曲进校园是弘扬传统文化、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学生来说，审美、情操等都是“熏”出来的，它是慢的艺术，不能急，不能“暴饮暴食”。相信假以时日，“生旦净末丑”能觅得更多知音，戏曲进校园也能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摘编自《每年一场，全国大中小学生可免费看戏！》）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