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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上海市杨浦区2019届高考语文押题试卷(二)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①长期以来,中国流行的几乎所有法学理论教科书都把法律上的“义务”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强加给法律主体的负担和不利。这种对“义务”做出的价值定位是武断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学传统,法律上的义务并不能由国家随意规定,而是源自于自然法的义务,即源于道德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是远比“权利”重要得多的正价值概念。

    ②与“义务”一语准确对应的概念是“应当”。“应当”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且必须的。当社会群体用“应当”这一概念把某主体同某行为具体联系起来时,就意味着,该主体负有作(或不作)某行为的义务。义务就是主体作(或不作)某行为的应当性。

    ③“应当”并不是社会群体随意的看法,而是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一个人在外地听说自己的爷爷生病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应当回去照顾爷爷!”这里的“应当”完全产生于主体自我良心的内省式要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由自我良心自发地产生这种原始的义务要求。但是,如果某A比较另类,在听说爷爷生病之后毫无反应、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与其相处的群体其他成员就会告 他:“你应当回去照顾爷爷!”群体成员对A提出的“应当”,就是赋予A一项义务。社会群体成员们之所以对 A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我经历的爷爷生病时的良心感受出发认为:回去照顾爷爷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④人类社会实践中,在国家这种组织出现之前很久,社会群体成员就通过对一个一个行为的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由于社会群体成员绝大多数人的良心、理性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以至相似,                         , 即能形成基本共识。譬如,对于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人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做”;对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行为,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做”,等等。人们用语言将这些共同判断表述出来,就形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口口相传的道德规则:不应当杀人,不应当盗窃,应当赡养老人,应当抚养孩子,等等。人类社会通过道德规则向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提出道德义务要求,使每个个体成员赋有道德义务。

    ⑤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包括4个不同层次的规则:禁止损他类规则;倡导利他类规则;劝导自善类规则;引导入圣类规则。其中以不应当杀人、不应当放火、不应当抢劫等规则为 主要内容的禁止损他类规则最为重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底线规则。这类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道德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履行这类义务是维系人类最低限度文明、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秩序的要求。换句话说,没有对这类义务的履行,人类就会处于丛林状态。所以说,义务是人类文明维系之根。

    ⑥道德规则自身并不具有保证规则赋予的义务得到履行的手段,以致一旦有人违反上述底线道德规则赋予的义务,道德规则自身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确保人们履行底线道德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义务,人们将道德底线规则加以强化、改造:在底线道德的每一具体义务性规则之后附加针对违反义务的制裁规则,并由一定的社会权威机构对这些制裁规定加以执行,这就使道德底线规则演变为法律规则。

    ⑦人类超越野蛮状态跨入文明门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引导。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在国家组织形成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作为执行制裁的权威机构,其适用的仍然是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只是在国家适用习惯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由国家组织将习惯法成文化的做法,以致最初的成文法主要源自于习惯法,其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

    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耕文明时代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来自于底线道德义务规则,但是,由于农耕文明各国普遍实行全权君主制度,君主拥有立法权,这使君主代表的国家立法很容易在法律中混入大量的不合理、不适当的义务设定。从农耕文明国家立法到商工文明国家立法都存在大量的国家片面强加给民众的限制。我们把这种国家武力基础上的强制视为“伪义务”。我们不能把“伪义务”视为义务本体,不能因伪义务的存在而否定义务的真正价值。

(1)、第①段加下划线字“负”在文中是指
(2)、第③段假设了爷爷生病是否应当回去照顾的事例,对其用意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阐明“应当”是社会群体成员对某种行为所持的“正确的且必要的”的看法。 B、阐明“应当”是社会群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 C、阐明“义务”是社会群体成员基于自己的良心感受向某主体提出的“应当”。 D、阐明社会群体成员向某主体提出“应当”是社会群体成员的良心和“义务”。
(3)、依据本文,对“义务”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义务不应是国家单方面的限制。 B、义务是社会群体行为的“应当性”。 C、法律上的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 D、道德义务基于道德规则的要求。
(4)、联系上下文,填入第④段横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
A、因此,社会群体成员们各自做出的对各种行为的基本评价基本是一致的。 B、所以,社会群体成员们各自做出的对各种行为的基本评价基本是一致的。 C、所以,社会群体成员能通过行为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 D、因此,社会群体成员能通过行为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
(5)、⑥⑦两段论述了法律规则形成的()(填入两个字)、形成的机制和形成后的()(填入两个字)。
(6)、本文论证了“法律义务是正价值概念”这一观点,请分析其论证层次。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编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

何镜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等价值观,其中一个核心理念是和谐。和谐理念认为,世间万物在保持其独特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是中华文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也是如此,其和谐理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上,体现在城市、建筑、园林等各个方面。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和谐理念,是我们从事现代建筑设计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现代建筑设计师应将和谐理念与现代生活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设计出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现代建筑。这需要高度重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建筑。建筑总是扎根于特定地域的具体环境中,受当地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受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和已有建筑地段环境的制约。地域性体现了建筑与其建造地点相关地理、人文、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和谐,它一方面要求建筑适应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求建筑体现特定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性。只有从建筑所在地域提取特色建筑元素、挖掘有益的建筑“基因”,并使之与现代科技、文化相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建筑的地域特色。

    建筑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产品;既是技术的产物,又是艺术作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功能需求的同时,还应体现人类的科学思维、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建筑,其精神内涵常常超越建筑本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常常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文化标志,并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建筑必须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相协调。提高现代建筑的文化品位,要求我们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着眼现代先进文化,还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建筑总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新思想、新理念正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这些都为建筑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设计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建筑成为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建筑设计要适应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用建筑语言来表现当今时代的设计观念、思维方式和科技成果;努力寻求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设计更多展现时代风貌的现代建筑。

    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地域性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体现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发展趋势。新形势下,中国建筑设计要不断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培养一大批有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的建筑设计人才。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外先进建筑理念与技术,吸收人类建筑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深化对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中和谐理念的理解,使我们所设计的建筑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扎根本土又放眼全球、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充分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我们就能设计建造更多建筑精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第7版)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冯骥才

    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去了。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其实,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曾经产生过诗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十多年前,我在维也纳中心拉什马克地铁站内,看到墙壁上贴了许多纸片,以为是留言的条子。一问方知,这些纸片上写的都是或长或短的诗句。原来是一些诗人,也有爱好诗的普通人,写了诗无处发表,受众少,便贴在这里,有的纸上还写着个人的手机号码。如果谁读了,喜欢他的诗,便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私下交流一下。后来有了互联网,就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当今的互联网也是诗的传播工具。我们有出色的诗人和出色的诗,可是与欧洲人不能比,在欧洲还可以见到日常的诗的生活。我在阿尔卑斯山里碰到过村民的诗会,在俄罗斯遇到过老百姓聚餐时一个个站起身朗诵自己喜爱的诗歌。可是我们的诗和诗人却身处生活的边缘,可有可无了。

    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种文学体裁早已走向衰老,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比如说,宋代之所以盛行长长短短字句的词,正是由于诗的能量已被唐人用尽。真的是这样吗?诗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吗?我们读古人的诗句而受到了触动和感动,是因为这种文学体裁,还是其中那些对生活内在的韵致的心灵感知与发现?我们现在对生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敏感与发现,没有这种表达的情怀呢?我们的心灵变得粗糙而愚钝了吗?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而不是在文学上。

    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从物欲、从消费中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在市场时代里,消费不仅要主导市场,也要主导我们。消费文化是消费的兴奋剂,所以消费文化都是快餐式的、迎合的、被动的、刺激的、欲望的,又是便捷的。消费过了就扔掉。一切都是暂时的快意与满足。消费方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一定没有立足之地。

    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诗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我们的生活能给诗提供这样的生存环境吗?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这种精神的需求吗?如果没有,还奢谈什么诗?如果有,如果需要,诗可不是奢侈品,它会不请自来。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精神的纯粹、心境的宁静、生活的韵致,还有对美与才情的崇尚等等。那么,我们的生活不就会变得平庸、乏味、浅薄和枯索了吗?

    有诗与没有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如果诗离我们远了,怎样才能把它召唤回来?

(选自2016年8月1日《今晚报》,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生肖

    对于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十二生肖的起源,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生肖与地支同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传说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则认为生肖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的学者甚至持生肖外来说的观点,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巴比伦传入中国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郭沫若,认为生肖为中东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以上观点见仁见智,作者不敢主观判断是非,但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生肖的确起源于中国,是华夏先民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结晶。

    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现有文献资料中,以《诗经》为最早。《诗经·小雅·吉日》里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八个字,意思是庚午吉日时辰好,是跃马出猎的好日子,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可见在春秋前后,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已经确立并流传。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进一步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存在。出土竹简中的《日书》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其内容为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其中记载有:“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日书》中所记十二生肖大体近似于现在流行说法。据考证,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墓下出土的竹简,记载了与十二生肖的兽名、排序等文字,竹简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因此十二生肖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以前的春秋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而又较系统的记载。

    和今天流行的十二生肖说法完全一致的是东汉王充的记载,王充《论衡·物势》中,十二生肖动物谈到了十一种,唯独缺了辰龙。该书《言毒篇》说:“辰为龙,已为蛇。辰、已之位在东南。”如此,十二生肖便齐了,且与现今流行的十二生肖配属完全相同,这的确算是古文献中关于生肖的较早的最完备的记载。

    到了南北朝,生肖已普遍使用,南朝《南齐书·五行志》中已经有具体的按人的出生年份称属某种动物的记载。沈炯(南朝·陈)曾创作了一首十二属相诗,明显是按十二地支所配动物的顺序写成的,说明当时十二生肖已为人们所熟悉。

    依据生肖外来说的观点,生肖是汉代由中东传入中国,与佛教传入时间差不多,以上文献已证明早在春秋时期我国便有有关生肖的记载(《日书》、《诗经》),说明生肖的产生以及生肖与地支的相配是早在汉以前就产生了的,因此可以肯定生肖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古老文化。

    那么生肖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呢?部分学者认为生肖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如马、羊、牛、鸡、犬等)产生一种依赖感,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如虎、蛇等)产生一种恐惧感,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如狗的嗅觉等)产生崇敬感,从而产生对动物崇拜。十二生肖便是人们在动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产生的用来纪年的兽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零和”本是一个博弈学概念,是指在博弈过程中一方得到的正是对方失去的,得与失相加是零。这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看似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哲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对人类社会利益偏好多样性的形象描述;西方谚语“棋盘外总是有东西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历史是前进的,零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实践正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零和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判断基础上的。因为预设人性是恶的,就武断地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恶的,在社会交往中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所以必须把所有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也可以举出更多人性为善的事实。人之为人,不在于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面对善与恶的纠缠,可以作出顺应客观规律、彰显人性光辉的正确选择。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一时之偏蔽恒常之正,把一种哲学假设当作客观事实和立论基石,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无知,在实践中表现为偏执。如果零和思维大行其道,在社会交往中动辄如临大敌、邻人遗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世界也不会向前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人虽然免不了被人性中恶的一面诱惑一时,但抑恶扬善、抱团成群始终是“学以成人”的主旋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基调。

    零和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零和思维之所以为了一棵树木而甘愿失掉一片森林,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中的合作、变化、发展,无视开放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秉持零和思维的人来说,只有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才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作数。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悲观,对未来没有也不敢有信心,总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会失去;二是保守,对于发展变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总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证明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虽然眼前的蛋糕就那么多,但放开眼界,外面还有更多的蛋糕;虽然当下的蛋糕就那么大,但长远来看,将来会做出更大的蛋糕。零和思维自我封闭、拒绝合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别人的门也堵住自己的路,侵蚀自己发展的根基也损害人类的未来,最终害人害己。

(摘录自201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的《零和思维没有出路》)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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