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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上海市杨浦区2019届高考语文押题试卷(二)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①长期以来,中国流行的几乎所有法学理论教科书都把法律上的“义务”解释为国家通过法律强加给法律主体的负担和不利。这种对“义务”做出的价值定位是武断的,因为根据自然法学传统,法律上的义务并不能由国家随意规定,而是源自于自然法的义务,即源于道德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是远比“权利”重要得多的正价值概念。

    ②与“义务”一语准确对应的概念是“应当”。“应当”是一个表达精神现象的用语,是指社会群体对某种行为的看法——正确的且必须的。当社会群体用“应当”这一概念把某主体同某行为具体联系起来时,就意味着,该主体负有作(或不作)某行为的义务。义务就是主体作(或不作)某行为的应当性。

    ③“应当”并不是社会群体随意的看法,而是群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一个人在外地听说自己的爷爷生病了,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应当回去照顾爷爷!”这里的“应当”完全产生于主体自我良心的内省式要求。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由自我良心自发地产生这种原始的义务要求。但是,如果某A比较另类,在听说爷爷生病之后毫无反应、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与其相处的群体其他成员就会告 他:“你应当回去照顾爷爷!”群体成员对A提出的“应当”,就是赋予A一项义务。社会群体成员们之所以对 A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该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从自我经历的爷爷生病时的良心感受出发认为:回去照顾爷爷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④人类社会实践中,在国家这种组织出现之前很久,社会群体成员就通过对一个一个行为的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由于社会群体成员绝大多数人的良心、理性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以至相似,                         , 即能形成基本共识。譬如,对于杀人行为、盗窃行为,人们一致认为“不应当做”;对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行为,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做”,等等。人们用语言将这些共同判断表述出来,就形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口口相传的道德规则:不应当杀人,不应当盗窃,应当赡养老人,应当抚养孩子,等等。人类社会通过道德规则向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提出道德义务要求,使每个个体成员赋有道德义务。

    ⑤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包括4个不同层次的规则:禁止损他类规则;倡导利他类规则;劝导自善类规则;引导入圣类规则。其中以不应当杀人、不应当放火、不应当抢劫等规则为 主要内容的禁止损他类规则最为重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道德底线规则。这类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道德义务是必须履行的。履行这类义务是维系人类最低限度文明、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秩序的要求。换句话说,没有对这类义务的履行,人类就会处于丛林状态。所以说,义务是人类文明维系之根。

    ⑥道德规则自身并不具有保证规则赋予的义务得到履行的手段,以致一旦有人违反上述底线道德规则赋予的义务,道德规则自身并无有效应对手段。为了确保人们履行底线道德规则赋予每一个体的义务,人们将道德底线规则加以强化、改造:在底线道德的每一具体义务性规则之后附加针对违反义务的制裁规则,并由一定的社会权威机构对这些制裁规定加以执行,这就使道德底线规则演变为法律规则。

    ⑦人类超越野蛮状态跨入文明门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引导。人类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在国家组织形成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作为执行制裁的权威机构,其适用的仍然是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的习惯法。只是在国家适用习惯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由国家组织将习惯法成文化的做法,以致最初的成文法主要源自于习惯法,其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源自于道德底线规则。

    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耕文明时代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部分主要来自于底线道德义务规则,但是,由于农耕文明各国普遍实行全权君主制度,君主拥有立法权,这使君主代表的国家立法很容易在法律中混入大量的不合理、不适当的义务设定。从农耕文明国家立法到商工文明国家立法都存在大量的国家片面强加给民众的限制。我们把这种国家武力基础上的强制视为“伪义务”。我们不能把“伪义务”视为义务本体,不能因伪义务的存在而否定义务的真正价值。

(1)、第①段加下划线字“负”在文中是指
(2)、第③段假设了爷爷生病是否应当回去照顾的事例,对其用意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阐明“应当”是社会群体成员对某种行为所持的“正确的且必要的”的看法。 B、阐明“应当”是社会群体成员依据自身的良心体验形成的对外界行为的看法。 C、阐明“义务”是社会群体成员基于自己的良心感受向某主体提出的“应当”。 D、阐明社会群体成员向某主体提出“应当”是社会群体成员的良心和“义务”。
(3)、依据本文,对“义务”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义务不应是国家单方面的限制。 B、义务是社会群体行为的“应当性”。 C、法律上的义务源自于道德义务。 D、道德义务基于道德规则的要求。
(4)、联系上下文,填入第④段横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
A、因此,社会群体成员们各自做出的对各种行为的基本评价基本是一致的。 B、所以,社会群体成员们各自做出的对各种行为的基本评价基本是一致的。 C、所以,社会群体成员能通过行为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 D、因此,社会群体成员能通过行为评价形成规定道德义务的道德规则。
(5)、⑥⑦两段论述了法律规则形成的()(填入两个字)、形成的机制和形成后的()(填入两个字)。
(6)、本文论证了“法律义务是正价值概念”这一观点,请分析其论证层次。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如果说工业3.0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那么,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4.0则很可能会打破先生产后消费的传统思维,甚至会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逐步消除。

在工业4.0阶段,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是“互联网+”,而不再是“+互联网”。一个“+”位置变化耐人寻味。过去,无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是二者深度融合,都是“+互联网”概念,即传统产业是主体,互联网只是工具。

工具的最大特点是被动。再好的工具,只有被利用才有价值。工具化是工业3.0阶段互联网的主要特征。在3.0阶段,互联网作为具有革命性的工具,的确可以扩大和提升信息交流的空间和速度,从而让传统产业不仅生产效率继续有所提高,而且使得消费效率获得极大提升。特别是网络销售平台的建立,让消费过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如果说以蒸汽机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工业1.0和2.0所运用的是力学原理,解放的是体力,解决的是产能,那么以信息化为代表的3.0运用的则是数字手段,延伸的是人类的眼睛和耳朵,主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互联网仍然是工具,因此传统产业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因互联网的加入而改变。

在工业4.0阶段,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网络,它更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互相交融的物联网,传递的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它还可以包括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互联网自身的演进导致了它角色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今后的互联网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会上升为矛盾主体,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的全流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传统产业则可能变为被“+”的对象。

    互联网的去工具化从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主动涉足传统制造业已经初现端倪。而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带来的颠覆在发达国家也已经出现。

    美国的某款新能源汽车,由于运用了物联网概念,已经取消了传统的4S店商业模式,不仅销售不需要,甚至保养、维修也不再需要4S店。因为发达的物联网络已经让生产者能掌握售出汽车的各种数据,甚至轮胎该更换或者哪个零件该出问题,厂家比用户还清楚,可以随时随地上门服务。

率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德国走得更远。如今在德国一些城市的街头,停着不少有特殊标识的汽车,只要是会员,就可以用一张卡片把任意一辆车开走,办完事停在路边走人即可,而你驾驶车辆的所有数据会及时传回车厂,相关费用从你的账户扣除。这一模式未来很可能颠覆传统汽车的销售模式,很多人今后可以不必再买车;而类似奔驰、宝马这类传统制造企业,也很可能会演变成汽车服务提供商……

据悉格力集团应对挑战小米手机的挑战,也开始生产手机了。但是,如果格力还是用传统制造思维去生产智能手机,就可能还会停留在3.0甚至2.0时代。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鲁迅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确可以从其与政治的关系中来进行读解。但这样的读解一旦过了适当的度,就会割裂其内在的意义关系,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鲁迅”的意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回归“五四”,强调其启蒙的意义。这是由鲁迅前期小说的启蒙主义性质决定的,但更是出于反思和克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思想异化的严重后果的历史需要。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重新评价,突出其批判封建蒙昧主义文化的本来意义,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为思想解放开辟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成了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但“鲁学”始终占据着显学的位置。这种情形到21世纪初,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鲁迅从政治的符码、文化的符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人们可以更真切地深入他内心,去体味他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在面对无路可走的绝望时,心里如何挣扎,如何反抗这绝望,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喜爱和崇敬鲁迅的读者,可以从记录他心路历程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去追求光明和真理,哪怕要经历鲁迅式的艰难也罢。这样的“鲁迅”,就成了一座人格的丰碑。

(选自陈国恩《鲁迅的意义及当下价值》,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购物狂欢”度量治理格局

盛玉雷

    ①“双11"来临之际,消费者、商家、快递公司、相关行政部门已经热起身来,积极准备。历经数年发展演变,如今的“购物狂欢”更趋有条不紊,社会也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②从“促销日”到“狂欢节”,从一家独唱到百花齐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11”的滚雪球效应愈加显著。背后的社会心态,也历经了从惊喜到挑剔、从紧张到平静的嬗变。“双11”概念初创之时,参与促销的商户仅有20多家,但活动所迸发的火花,却点燃了公众的消费激情,第二年就遭遇了快递瘫痪的尴尬。人们在实践中逐步懂得,线上购物节不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样简单,而是一项需要各方协同参与的治理课题。以“双11”为时间节点,梳理这些年来电商等行业的成绩与问题,能够清晰感受到社会治理层面发生的变迁。

    ③当“双11”成为现象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成为一次综合大考。这场考试考核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考验物流企业的承载能力,考评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也考查参与者的社会诚信。如今,快递瘫痪等情形也会发生,但应对已不像当初那般无力:物流业装上“预警雷达”,可巧借大数据手段排兵布阵;多部门主动作为,对消费陷阱强化监管……过去8年的“双11”,仅“天猫”平台交易额就实现了从5000万元到1200多亿元的跃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成长的社会共治力量。

    ④如果说“双11”发展至今形成的可观影响,有赖于对问题和挑战的及时破解,那么在新时代赢得消费市场,尤其需要社会各方面携手加强治理,积极主动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双11”映照着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康度”,也度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⑤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度过了廉价促销的早期发展阶段,今天的消费领域,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双11”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可能性。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激活“双11”的发展潜能,就能架起一座沟通生产与消费的稳固桥梁,共同做大市场、完善服务。

    ⑥其实,“双11”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以“双11”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们就能激发更多增长活力,凝聚更多发展动能。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各题。

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18年1月2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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