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名言，并得到朱熹、吕祖谦以及众多帝王将相的高度赞赏。张载之志堪称具有崇高的学术担当，然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方法注定了理学家们没有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反思张载之志的成败得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理学的最大弊端就是虽有学术担当，也不乏人文情怀，却没有科学精神。比如，理学家们将“天地”解释为尊卑等级关系，宇宙万物也都有尊卑等级，如天冠地履、星空列阵、大雁成行、羊羔跪乳等都反映尊卑等级，然后依据“天人合一”论证三纲五常符合“自然之理”。这种缺失科学精神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造成了“以理杀人”的社会现象。宋元之后，理学占据社会思想意识的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文明却从鼎盛走向衰落。在应对民族内争或外敌入侵方面，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改革变法、富国强兵的欲望、能力和进程都受到四书之学的严重抑制。当西欧的精英们致力于创新文化、发展科学、变革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却把“为往圣继绝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当作“为万世开太平”的灵丹妙药，大大延误了中国的发展。当下，有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人文情怀有余、科学素养不足，研究中不注重证据，一些研究成果在形式逻辑上经不起分析，至于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就更谈不上了。正是由于科学素养的不足 ， 一些观点明显简单化，一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有害无益。可见，缺失科学素养的人文情怀会带来很多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学校一直强调人文情怀的培养、道德的培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强调道德教育、国学教育，而没有把培养科学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那就会出现很多偏差。

    就立人而言，立德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德以及培养什么样的德。科学素养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人类一切优秀素养之本。一个能将实事求是精神融入灵魂、植入骨髓的人，一般而言其道德情操、人文情怀和其他素养也不会差。因此，我们不能将培养科学素养与培养人文情怀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才与德的关系，某些科学素养其实就是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科学素养是培养人文情怀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培养科学素养的过程必然包含人文情怀教育的成分，也是可以立德的。所以，从小学阶段就应重视科学常识教育，使学生养成基本的科学素养；从小培养学生客观全面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何强化科学教育、培养科学素养，是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学教育搞好了、科学素养提升了，人们才能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传统。

（摘自张分田《科学素养是立德的基础》——人民日报6月16日版，有删节）

    ①网络穿越小说，是指现代人通过魂穿（主人公的灵魂穿越到古代并附身到古人身上）、身穿（利用各种方式使整个人穿越到古代）和重生三种方式，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后的传奇性经历。主人公常常利用现代观念和现代技术手段大展宏图，成为影响甚至是左右当时历史发展的人物。网络穿越小说中的历史背景分为两类，一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一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但不管是哪类历史背景，网络穿越小说都应该划归重写历史故事的文学范畴。

    ②网络穿越小说不仅继承重写历史故事的传统，而且相比前人的创作，它重新建构，甚至想象、篡改历史的冲动更为强烈。由于身处后现代社会背景，个人主体只能够在个体想象和历史叙事中重新建构自身，既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又在文学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满足。因此与历史演义小说相比较，网络穿越小说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可以让具有现代思想的主人公突破历史时空的局限，用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历史的优点和缺陷，从而赋予其理性反思的某些特征。它也经常融合野史传说、玄幻、侦探、武侠和言情等多种流行时尚因素，显然更进一步增强了通俗小说天马行空的“奇”特点，使读者更具有阅读快感。

    ③网络穿越小说反映帝王将相生活，大多走“纯情”的言情路线，表现出作者对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忠贞浪漫爱情的向往，亦是网络穿越小说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此外，网络穿越小说也有朴实无华的“种田生活”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那些穿越的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只是小人物，到古代反而成为有作为的英雄。他们除了依靠在现代社会中学到的科技知识和智慧来保护自身外，还以自己在现代文明洗礼下形成的自强、自尊、自信和人道主义等人格品质，来吸引和获得其他人的认可，特别是获取异性的青睐。这种设计凸显了现代人的个性特征，借此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来。

    ④网络穿越小说的丰富文化意蕴，以及近几年的繁盛发展现状，均使它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下高雅文学也需要向网络穿越小说学习其“求真与化俗”的特点，争取更广大的读者群。自然，高雅文学应该在坚持严肃创作态度的基础上，来汲取穿越小说的“趣味”特点，但是不能流于低级庸俗，应有纯正的趣味。

    ⑤网络穿越小说亦存在很多不足。大部分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利用现代人的“后见之明”，得窥先机，陷入利益和心机阴谋的争斗并成为赢家，爱情也仅仅成为写作者时尚颓废与古典纯情、青春唯美与功利庸俗的矛盾态度的载体，总体上削弱了文学意义与思想价值。越来越多的穿越小说陷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雷同或类似的模式化之中，这是通俗小说最致命的缺陷。因此包括网络穿越小说在内的网络文学，也必须向高雅文学汲取文学养料，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长久与旺盛，才能够走得更远。

（选自张清芳《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趣味》，有删改）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古代建筑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而发展，由最初简单的抵御防护功能扩展为承载多种社会功能，富有多样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国意味悠长的建筑文化。我们的先民把数的元素外化融入到建筑之中，不仅使建筑中的数和天象、阴阳、时令、地理、地利等融为一体，也借助于建筑中数的意象来表达审美、和谐和等阶的价值追求。。

    《周易·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中被普遍运用，北京故宫分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是皇帝上朝、议事的地方，主要是男性活动的场所；内廷是皇帝和嫔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主要是女性活动的场所，这正应验了天地阴阳、乾坤相合的理念。

    易学还创立了“阳奇阴偶”的数字奇偶观念，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并且特以六、九为阴阳的代表，规定奇数对应天，属于阳性，象征吉祥、和谐与美满；偶数对应地，属于阴性，有阴冷和不祥的意义。中国古代有“九重天”之说，建筑构造“九”数的重复出现，意在暗合寰宇之“九重”。拿北京天坛来说，它分上、中、下三层，第一层径九丈，取“一九”之意；第二层径十五丈，取“三五”之意；第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意。此外，天坛的高度、栏板数目均采用了一、三、五、七的阳数，暗合“太极”和“九重天”。

    整个北京故宫建筑同样从数的角度体现了阴阳相合、天地对应的意蕴。故宫前朝的主要建筑物也是故宫的中心所在，三大殿分别立于汉白玉雕琢的三重台阶之上，太和殿九开间、进深五间，七十二巨柱都是九或九的倍数或奇数。故宫内廷以乾清门一线为界，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内廷多用偶数当中较好的数字“六”。有两宫六寝，体现了下方、后方、偶数、负数为阴的民间信仰；而外朝主殿布局采用奇数，成为五门、三朝之制，正表达了中国传统以上方、前方、奇数、正数为阳的意蕴。

    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借用数字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普通百姓喜欢偶数中的“六”，之所以如此，是他们认为上下四方为“六合六运”之数，最为圆满吉庆。作为山西省祁县民居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就是由六个院落组成的，其目的是祈求乔氏家族六六大顺。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建筑这种有形的载体还被赋予了等级性。《易经·乾卦第一》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是帝王化身，故九、五为帝王之数，即人们常说的“九五之尊”。“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代表皇

    帝的权威；“五”不仅来来源于“五行”，也位于奇数正中，代表皇帝坐镇中央，因而九、五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从而导致中国封建宫廷建筑往往运用九与五两个数字加以显示。天安门城楼正面宽九间，门上装有九路门钉，即纵横各九排，又呈“九”的倍数，故宫房间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暗含“九五”至尊的意思。

（节选自李玲《中国古建筑的数理意蕴》，有删改）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日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在2016中国教育国际化研讨会上透露，教育部正在推动我国高考成绩得到国外认可。

    据记者了解，我国已同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建立起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进一步推进教育交流合作。

    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初具效力

    “我们最想做且开始启动的就是，推动我们的高考成绩让国外认可。”于继海在该论坛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但距离目标尚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这一动态旋即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因为高考成绩“走出去”，就意味着会对高中毕业生留学产生较大影响。记者为此第一时间联系教育部国际司，希望就目前中国高考成绩获国外认可程度及教育部后续举措进行深入采访，但截至发稿，采访申请未获回应。

    不过，据记者粗略统计，目前中国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早已初具效力。

    5月初，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菲茨杰拉德在北京宣布，中国高中生从2015年起可以凭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学，无须再花时间准备托福、雅思等考试。

    更早前的2012年，澳大利亚名校悉尼大学宣布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并公布了面向我国各省市学生的分数线，基本与各地本科一批次录取线持平。过线学生不需要再读预科，当然，除了高考成绩，学生还要具备语言成绩以及经济等其他条件。此外，中国高考成绩在申请许多国家的高校时都有用。“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

    “外国高校认可高考成绩，应该说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和对高考可信度的认可。”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说。

    事实上，全球各国之间互认高考成绩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教育体制不同，有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高考。刘彦青介绍，我国高校招收留学生也不要求学生在本国的高考成绩，通常只是要求提供在本国高中的学习成绩，然后通过入学考试或者试读等方式选拔。目前清华、北大等高校采用入学考试制度，北交大采取试读制度，试读一年修不够学分的学生会被劝退。

    刘彦青说：“不要求国际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高考体系，也不了解他们的成绩后面说明的东西。比如我们招收60个学生，可能来自30个国家，没办法了解30个国家的高考。”

    “来我国留学的生源目前还没法和美国等国家相比，我们出去留学的生源相对来讲非常庞大，比如澳洲，留学市场在其GDP中占很大比重，它要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同时要保证生源质量，所以参考我们的高考是很好的选择。”刘彦青说。

    让更多海外高校“认识”高考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推动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实际上我国的高考非常严格，难度很大。成绩基本对应着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但是国外对我国高考的了解不多。我国的学生留学主要去往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数依据托福、雅思、SAT等语言考试来选拔学生。”

    “现在，国外高校越来越多地知道中国高考，他们对我们这种严格组织的、上千万人同时参加的大规模考试很惊讶，让他们无法忽视高考的水平和效果。高考对数理化等学科的考查水平完全不亚于外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是语言考试没有的。”刘海峰说。

    菲茨杰拉德也说：“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高考能测试出学生是否精通一个指定的整体知识体系，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刻苦学习并坚持到底的品质。”这意味着高考的质量评价正在得到国外高校的认可。

    但也有人指出，需要理性、正确地看待这种认可。因为和我国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不同，国外高校普遍实行自主招生，入学评价的依据各不相同。即使认可高考成绩，也不会直接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但是不可否认，这对中国高考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早前我们重视国外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所做的推动也比较多，也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处推动比较多，现在相当多的国家认可我们的本科、研究生学历，中国的本科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国外学校的研究生。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口处推动工作做得不够，加强这一方面很有必要。高考一个巨大的功能是，以考促学，国外高校越来越认可高考成绩，意味着对我国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越来越认可。”刘海峰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