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坐一条板凳

孙道荣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家。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父亲，将身子往一边挪了挪，对我说，坐下吧。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

    家里没有椅子，只有长条板凳，还有几张小板凳。家里来了人，客人或者同村的男人，父亲会起身往边上挪一挪，示意来客坐下，坐在他身边，而不是让他们坐另一条板凳。让来客和自己坐同一条板凳，不但父亲是这样，村里的其他男人也是这样。让一个人坐在另一条板凳上，就见外了。

    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家，父子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闷头抽烟。烟雾从板凳的两端飘浮起来，有时候会在空中纠合在一起。而坐在板凳上的两个男人，却很少说话。与大多数农村长大的男孩子一样，我和父亲的沟通很少，我们都缺少这个能力。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和父亲最多的交流，就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默默无语。①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与其说是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

    父亲并非沉默讷言的人。年轻时，他当过兵，回乡之后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村民有矛盾了，都会请父亲调解，主持公道。双方各自坐一条板凳，父亲则坐在他们对面，听他们诉说，再给他们评理。调和得差不多了，父亲就指指自己的左右，对双方说，你们都坐过来嘛。如果三个男人都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疙瘩也就解开了。

    结婚之后，有一次回乡过年，与妻子闹了矛盾。妻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也闷闷不乐地坐在另一条板凳上，父亲坐在对面，严厉地把我训骂了一通。训完了，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坐过来！又轻声对妻子说，你也坐过来吧。我坐在了父亲左边，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亲右边。父亲从不和女人坐一条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亲和姐妹。那是唯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时与父亲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请父母进城住几天。客厅小，只放了一对小沙发。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另一只沙发对父亲说，您坐吧。父亲走到沙发边，犹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转身对母亲说，你也过来坐一坐嘛。沙发太小，两个人坐在一起，很挤，也很别扭，我干脆坐在了沙发帮上。父亲扭头看看我，忽然站了起来，这玩意太软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亲就执意和母亲一起回乡去了。后来妻子提醒我，一定是我哪儿做得不好，伤了父亲。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吗？不是我不情愿，真的是沙发太小了啊。我的心，隐隐地痛。

    父亲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主动坐到他身边，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侧身听我讲。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无论我当初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后来调到报社上班，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是我升职之后不久，我回家报喜，和父亲坐在板凳上，年轻气盛的我，一脸踌躇满志。父亲显然也很高兴，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滔滔不绝。正当我讲到兴致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翘了起来，我一个趔趄，差一点和板凳一起摔倒。②父亲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稳喽。不知道是刚才的惊吓，还是父亲的话，让我猛然清醒。这些年，虽然换过很多单位，也做过一些部门的小领导，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于父亲给我上的那无声一课。

    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机会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会往边上挪一挪，留出一个空位，我觉得，父亲还坐在我身边。我们父子俩，还像以往一样，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在陈旧而弥香的板凳上。

（有删节）

水底的微光

任紫钰

    他试了试水，温的。

    一群孩子聚集在浅水区，水汽笼着他们，只能听见他们说笑的声音，像哗哗的流水。这个游泳馆有些年头儿了，暗沉的池水映着斑驳的墙壁，到处都雾蒙蒙的。来这里的多是周边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工人，像他和他的工友们。这是个星期二，深水区空无一人，他对自己说：“很好，很完美。”此时在他的心里，游泳就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只有在无人之处，安静时分才显出意义。

    只几秒的时间，水便淹没了他，从脚趾到头顶。在润滑的温暖里，他想起了四面环山的故乡，想起了大海。现在，他北上打工，离海更远了。他只能偶尔来这池水里想象大海，想象自己抓住了海的一片衣角。

    他将头深埋进水里。水淹没了他的五官，阻断了他与世界那细若游丝的联系。拍拍耳廓，能听见孤独的声音。在这回声里，他不断下沉。终于，他的脊梁接触到池底，他的身体微微发颤。他竟然想起了社区的图书室。图书室不大，十几平方米的样子，里面逼仄地挤着几排书架。闲时，他总爱去那里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阳光透过窗棂，照着空气中悠闲翻飞的尘埃，他竟觉得很美，美得如他的梦境。在那无数次出现的梦境里。他是一个手捧诗集的白衣少年。把他从梦境中惊醒的总是他那些粗鲁的工友、整日骂骂咧咧的食堂师傅、颐指气使的工头儿。就是在那间图书室里，他遇见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才翻上两页，他就觉得像腿上刚结痂的伤口瘙痒难耐。他边读边想，所谓的字字珠玑，说的就是这样的文字吧。读到一半，他用袖子遮住了满脸的泪水，在人们诧异的眼神中匆匆离开。他开始攒钱，两个月后，他买下了《人间失格》。他用干净的细白棉布把书包好，珍重地放好。

    过了几个月，工头儿开始拖欠工资。他和工友急了，追着讨要。又怕因此丢了饭碗。他和几个人商量，要告，联名书签了好几页，到了站街那天，却只剩了他。他挥舞着名单，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他说：“你们一起来啊！这是我们应得的！”工友们纷纷别过脸去，不看他。他感到有口气憋在嗓子里，憋得他胸口闷疼。他跑出了工棚，陪着他的只有身后的风。

    他终归是无处可去。天黑了。他回到工棚。屋里人头攒动，地上一片狼藉。包书的细白棉布躺在地上，一片污浊。工头儿扭头看着他，半笑不笑地说：“还知道回来，能耐了啊？！”说着，他从一个工友手里拿过那本《人间失格》一撕两半，扔在地上。工头儿又环视工友们，吆喝着：“都愣着干嘛？”工友们互相看看，又看看他，看看工头儿。终于，有几个工友对他动手了。拳头落在他的背上，手掌推搡在他的臂上。说实话，并不重。可他，承受不了。他再次转身跑了，跑进了这个游泳池。

    水继续淹没着他。他的胸膛感受到了压力，他体验到了一种生命的快感。他的耳边想起了太宰治的话：“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的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砂。就是那种感觉吧，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地，朦胧地明亮起来。”

    他的胸腔撕裂般疼痛，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口鼻全张，水一股脑灌下去，顺过气管刀枪一样呛入。他的身子开始抽搐，水恣意地从四面八方挤进毛孔……黑暗应该如约而至了。就在黑暗来临前的瞬间，他看到了水底的微光。在水底的微光中，他看见了工友们的脸孔，那些他再也不想见到的脸孔。他能感到工友们粗糙的手，一双一双锤在他的背上，按在他的胸前。说实话，这力道比在工棚打他的时候重多了。他甚至还听见他们透着痛惜的骂声：“这个闷憨书生，就知道他心里不痛快了会来这里，万没想到他会寻死！”“这个憨货要真见阎王了，我们这些人这辈子也别想安生了。”

    他努力睁开眼，透过工友们的肩膀，看到了浅水区的孩子们。那些孩子都惊讶地站立在水中，他们明亮的面孔犹如开在晨雾中的新鲜花朵。

（选自《金山》2017年第4期，有删改）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一位年轻的女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捉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她轻轻舒了一口气，扬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支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出办法了？”我看着那双带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浆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迅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四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有删节）

乐园里的不速之客

泰戈尔

    他从不踏踏实实地做事，却整日想入非非。他捏了几件小玩艺儿——有男人、女人、动物，那都是些上面点缀着花纹的泥制品。他也画画，虽然靠这些赚不了钱，但他仍乐此不疲。人们嘲笑他，有时他也发誓要抛弃那些奇想，可是每次都没有成功。

    就像一些小男孩很少用功却能顺利通过考试一样，他虽然一生都无所作为，而死后天国的大门却向他大大敞开着。

    正当天国里的判官挥毫之际，掌管人类命运的天国信使却阴差阳错地把那人发配进了劳动者的乐园。

    在这个乐园里，应有尽有，但独无闲暇。

    这儿的男人说：“天啊，我们没有片刻闲暇。”女人们也在说：“加把劲呀，时间正在飞逝。”他们见人必言：“时间珍贵无比”，“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们得再加把劲！”如此这般，他们才感到骄傲和欢悦。

    可这个新来乍到者，属于在人世间没做一丁点儿有用的事儿就度完了一生的人，却适应不了这劳动乐园里的生活规律。他漫不经心地徘徊在大街小巷，不时撞在那些忙碌的人们身上，即使躺在绿茸茸的草坪上，或湍急的小溪旁，也总让人感到碍手碍脚，被指责几句也是常有的事。

    有个少女每天都要匆匆忙忙地去一个“无声”急流旁提水（在乐园里连急流也不会浪费它放声歌唱的精力）。她迈着急促的小步，好似娴熟的手指在吉他琴弦上自如地翻飞着；她的乌发也未曾梳理，那缕缕青丝总是好奇地从她前额上飘垂下来，瞅着她那双黑黝黝的大眼睛。

    那游手好闲之人站在小溪旁，目睹此情此景，心中陡然升起无限怜悯和同情，一腔热血在胸中膨胀。

    “啊——嘿！”少女关切地喊道，“您无活可干，是吗？”

    这人叹道：“干活？我从不干活！”

    少女糊涂了，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我可以给您一些活干。”

    “‘无声’小溪的少女呀，我一直在等着从您那儿分点儿活儿。”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活儿呢？”

    “就把您的水罐给我一个吧，那个空的。”

    “水罐？您想从小溪里提水吗？”

    “不，我只是想在它上面画画。”

    少女愕然：“画画，哼！我忙得很，而你却如此清闲！我走了！”她说着就离开了。

    可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又怎能对付得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呢？他们每天都见面，每天他都对她说：“‘无声’小溪的少女呀，给我一个水罐吧，我要在上面画画。”

    最后，少女妥协了。她给了他一个水罐，他便画了起来，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线，涂了一层又一层的颜色。画完后，少女举起水罐，细细地瞅着，她的眼光渐渐迷惑了，皱着眉头问：“这些线条和色彩是什么呀？要表达什么呢？”

    这人大笑起来：“什么也不是。一幅画本来就可以不意味什么，也不表达什么。”

    少女提起水罐走了。回到家里，她把水罐拿在灯下，用研审的目光，从各个角度翻来覆去地品味那些图案。深夜，她又起床点燃了灯，再静静地细看那水罐。她终于平生第一次发现了什么也不是、也不表达什么的东西。

    第二天，她又去小溪边提水，但已远非以前那样匆忙了。一种新的感觉从她心底萌发出来——一种什么也不是、也不为什么的感觉。

    她一眼瞥见了画家，心里一紧：“您要我干什么？”

    “只想给您干更多的事儿。”

    “那您喜欢干什么？”

    “给您的乌发扎条彩带。”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发带扎好，鲜艳而耀人。劳动乐园里忙碌的少女现在也开始每天花很多时间用彩带来扎头发了。时光在流逝，许多工作不了了之。

    乐园里的土地开始荒芜，勤快的人也学会了偷闲，他们把宝贵的时光耗在了诸如画画、雕塑之类的事上。长老们大为愕然，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事态在乐园中是史无前例的。

    天国信使也匆匆而至，向长老们鞠着躬，道着歉：“我错带一人进了乐园，这都怪他。”

    那人被叫来了。他一进来，长老们立刻就注意到了他的奇装异服，及其精致的画笔、画板，也立刻明白了这不是乐园中所需要的那种人。

    酋长正言道：“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赶快离开！”

    这人宽慰地舒了口气，拾掇好他的画笔及画板。就在他即将离去之际，那少女飞奔而来：“等等我，我和您一块儿走！”

    长老们呆住了，在劳动乐园里，以前可是从未有过这等事呀——一件什么也不是、也不为什么的事。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逍遥游

聂鑫森

贺先生圣臣是江南大学中文系声名赫赫的老教授。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岁五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文化大革命”来了。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破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陶淘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节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