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暗记

聂鑫森

    宽敞的画室里，静悄悄的。

    初夏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满了摆在窗前的一张宽大的画案。画案上，平展着一幅装裱好并上了轴的山水中堂。右上角上，写着五个篆字作画题：南岳风雨图。

    年届六十的知名画家石丁，手持一柄放大镜，极为细致地检查着画的每个细部。他不能不认真，这幅得意之作是要寄往北京去参展的。何况装裱这幅画的胡笛，是经友人介绍，第一次和他发生业务上的联系。

    画是几天前交给胡笛的。胡笛今年四十出头，是美院国画专业毕业的，原在省城一所大学教授美术，其山水画在省内外也颇有点名气。据说因为看不惯艺术招生中的潜规则，跟领导闹矛盾，下海在湘潭城开了一家不大的裱画店，既是老板又是装裱师傅。朋友说胡笛的装裱技艺比不少老一辈要强，且人品不错，何必舍近求远，送到省城的老店去装裱呢？

    画是胡笛刚才亲自送来的，石丁热情地把他让进画室，并沏上了一杯好茶。石丁是素来不让人进画室的，之所以破例，是要当面检查这幅画的装裱质量，如有不妥的地方，他好向胡笛提出来，甚至要求返工重裱。

    胡笛安闲地坐在画案一侧，眼睛微闭，也不喝茶，也不说话。

    石丁对于衬绫的色调、画心的托裱、木轴的装置，平心而论，极为满意。更重要的是这幅画没被人仿造——有的装裱师可以对原作重新临摹一幅，笔墨技法几可乱真，然后把假的装裱出来，留下真的转手出卖。石丁的画已卖到每平方尺一万元，眼红的人多着哩。眼下，画、题款、印章，都真真切切出自他的手，他轻舒了一口气。且慢！因为他是第一次和胡笛打交道，对其人了解甚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故在交画之前，特地在右下角一大丛杂树交错的根下做了暗记，用篆体写了“石丁”两个字，极小，不经意是看不出来的。石丁把放大镜移到了这一块地方，在杂树根部处细细寻找，“石丁”两个字不翼而飞。又来来回回瞄了好几遍，依旧没有！

    石丁的脖子上，暴起 一根一根的青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居然不是他的原作，而是胡笛的仿作。这样说来，胡笛的笔墨功夫就太好了！他从十几岁就下气力学石涛，尔后走山访水，参悟出自家的一番面目，自谓入乎石涛又能出乎石涛，却能轻易被人仿造，那么，真该焚笔毁砚、金盆洗手了。

    就在这时，胡笛猛地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石先生，可在寻那暗记？”

    石丁的脸忽地红了，然后又渐渐变紫，说：“是！这世间小人太多，不能不防！”

    胡笛端起茶杯，细细啜了一口茶，平和地说：“您设在杂树根部处的暗记，实为暗伤，是有意设上去的。北京城高手如林，若有细心人看出，则有污这一幅扛鼎之作。您说呢？”石丁惊愕地跌坐在椅子上，问：“那……那暗记呢？”

    胡笛说：“在右下部第五重石壁的皴纹里！‘石丁’两个字很有骷髅皴的味道，我把它挖补在那里，居然浑然一体。树根部处空了一块，我补接了相同的宣纸，再冒昧地涂成几团苔点。宣纸的接缝应无痕迹，补上的几笔也应不会丢先生的脸。”

    石丁又一次站起来，拿起放大镜认真地审看这两个地方。接缝处平整如原纸，这需要理出边沿上的纤维，彼此交错而“织”，既费时费力，又需要有精到的技艺。而补画的苔点，活活有灵气，更是与他的笔墨如出一辙。他不能不佩服胡笛的好手段！

    石丁颓然地搁下了放大镜。

    胡笛站起来，说：“石先生，裱画界虽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但毕竟不能以偏概全。暗记者，因对人不信任而设，我着力去之，一是为了不玷污先生的艺术，二是为了我们彼此坦诚相待。谢谢。我走了。”

    胡笛说完，很从容地走出了画室。

    石丁发了好一阵呆，才记起还没有付装裱费给胡笛。正要追出去，又停住了脚步，家里还有好些画需要装裱，明日一起送到胡笛的店里去吧！

    他决定不将《南岳风雨图》寄去北京参展，他要把它挂在画室的墙上，永远铭记那个让他羞愧万分的暗记……

如芽

游睿

    接连几天，都有人来买树。无一例外，都是冲着那一棵金桂来的。经过他这些年的精心培育，眼前这棵金桂早已郁郁葱葱，每到八月，花香四溢，十分醒目。

    他很纳闷。树已经栽了多年，之前从无人问津，为何这段时间频频有人来买。他思考再三，想起了给儿子通个电话。树由儿子当年所栽，卖与不卖，还是应该征求儿子的意见。

    电话接通，瞬间被挂掉。他习以为常，儿子身居要职，经常开会、接待，接不了电话，正常。半小时后，儿子回了电话，说刚才正在大会上讲话。他便说起有人买树的事情，儿子在电话里哈哈一笑，说有人愿意买你就卖吧，只要价格合适，一棵树也卖不了几个钱。说完，儿子又要去开会，就挂了。

    他回到自己的院子，再次打量那棵树。那是儿子在林场上班的时候栽的，那年儿子刚参加工作。有天儿子匆匆忙忙拿回了这棵树，当时这棵树还算不上树，连苗都不算，只能算芽，仅有两片嫩嫩的叶子，趴在一个塑料花钵里，并看不出品种来。儿子说是林场落下不要的，扔了觉得可惜就拿了回来。然后儿子就和他一道将那株芽小心移出，栽在了院子里。不想十多年过去了，当初弱不禁风的嫩芽已经长成今天枝繁叶茂的大树。儿子也和这棵树一样，不断变换岗位，一直走到今天。很多时候，他甚至觉得这棵树是和儿子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的。

    尽管买树的人不断前来，但他都一一拒绝。眼下，他并不需要卖这棵树，这些年，儿子对他孝顺有加，物质生活早已经超过村里人许多倍，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卖树。偏偏来买树的人就是穷追不舍，价格也越发诱人，从最初的5万，现在有人竟然出到了15万，如果再这样一路高上去，他难免会心动。

    这天，又有一个人来找他。来人40多岁，短寸头，戴眼镜，自我介绍说姓方，是专程来拜访他的。他想，可能又是来买树的。

    果然，方先生开门见山，问起了这株金桂的具体种植时间。他也没避讳，就把当年种植的时间说了，然后问，你打算出多少钱？

    方先生淡淡一笑说，别急于说价格，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吗？

他说正想问这个问题，这些天为什么老是有人来买这棵金桂树，而自己并没有对人说要卖。

    我知道这棵树是你儿子种的。方先生说。

    你怎么知道？

    你儿子在一次会上谈到了这棵树，虽然是个小型的座谈会，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你想想，在他的岗位上，谁不想离他近点儿，所以来买这棵树的人自然多。方先生说。

他沉吟片刻，看了看方先生说，这么说来，你不是来买树的？

    我是你儿子以前在林场工作时的同事。我只是想来看看。方先生用手摸了摸树干，感叹道，当初那么小，长得真快！

    当年他告诉过你栽这棵树的事情？他问。

    没有。方先生说，我是最近才知道他栽了这棵树。不过，方先生说到这里看了他一眼。

你请讲。他感觉到方先生还有话。

    好吧。方先生说，当年我是林场苗圃的保管员，那年我们培植了100株金桂，可是后来发芽之后，却只剩了99株。这事儿领导们都没有发现，只有我知道，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一株金桂去了哪里。

    他顿时觉得额头冒汗。板下脸说，你的意思是我儿子偷回来的？可他告诉我说是林场不要的。

    林场怎么会不要，你不知道当时培养一株金桂是多么不容易，跟宝贝似的，哪里舍得丢？方先生叹了口气说，如果不是最近听到有人到你们家来买金桂的事情，我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是你儿子拿了一株回来。而这棵树 栽种的时间，正好吻合。

    他顿时脸色惨白。他中年得子，尽管家境贫困，但他拼尽全力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儿子工作后，一直是家庭的顶梁柱，更是他无时不有的骄傲。却不想，儿子的背后却有如此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狠狠跺了跺脚说，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肯定不会让他栽！

    方先生淡淡一笑说，要是你当年阻止了，就好了。有些东西一旦种下了，就会疯狂生长，枝繁叶茂。现在，这棵树已经不是你的了。

    是谁的？他奇怪，还能是谁的？

    有人已经给了30万元将树买下，你儿子已经收了钱。方先生说，现在只不过没来移栽而已。

    他没有告诉我已经卖了，难道你今天就是来移栽的？他问。

    不。方先生说，我是来取证的。方先生亮出了一个工作证说，我现在在检察院里工作。你儿子涉案金额巨大，半小时前已经被我的同事带走。

    他惊恐不已，赶紧拨打儿子的电话，却被告知已关机。再打，依旧是关机。

    这哪里是金桂树，这分明就是他种下的罪孽！他顿时瘫坐在地上。

（选自《芒种》2015年第5期）

老娘土

江岸

    钟海强舰长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瞭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域。近处，白色的浪花在蓝色的海面上翻滚，仿佛蓝色的布匹上点缀着细碎的白花；远处，海天一色，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海，海的蓝把天的蓝彻底消融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告别心爱的舰艇，告别祖国的南海疆域，解甲归田。也许，这一次出航，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作为一名守卫南海二十多年的老兵，他当然忘不了他在海军的第一个岗位：某礁盘的守卫战士。

    今天，他带领他的舰艇出航，恰好路过那个礁盘，他计划在那里停泊一下，故地重游。

    近了，近了，礁盘就在眼前。他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其实，钟海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参军之前是个旱鸭子，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他家门前的那条洗脂河——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那批兵来到了南海。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他们下连队了。他进驻了一个岛屿。后来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根本算不了岛屿，只是一个礁盘-358号。礁盘只有篮球场大小，四周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稍有风浪，礁盘就被海水淹没。他们班其实是驻扎在礁盘中央高高的钢筋架上。这种凌空高阁上的生活，让他头晕目眩，呕吐不已。

    班里只有三个人：班长、副班长和副班长口中的“新兵蛋子”钟海强。钟海强水土不服，没完没了的呕吐几乎使他虚脱了。

    班长急得直搓手，一迭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班班副斜睨着钟海强，轻蔑地说：“新兵蛋子，熊样儿！”

    钟海强从床上挣扎起半个身子，对班长说：“用老娘土，煎水，给我喝。”

    班长根本没听清楚钟海强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一个“土”字。“土？这里哪儿有土？要土干什么？”他狐疑地问。

    “土，老娘土，在我包里。”钟海强说。

    班长打开钟海强的包，仔细翻了翻，没找到老娘土。

    班长看看钟海强，钟海强看看班长，稍顷，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看副班长。副班长恼火地说：“你说的是那一包黑不溜秋的泥巴块儿吧？昨天整理内务，我给扔了。”

    钟海强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凶狠地瞪一眼副班长，翻身下床。班长想拦他，没拦住。转眼间，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石磙一样滚下了高高的台阶。幸亏大海还没有涨潮，他的那包老娘土还在礁盘上，安然无恙。

    身体恢复以后，钟海强对班长说：“在我们老家，父母都会为远行的孩子准备一包这样的土。它是从土灶里敲下的经过天长日久烘烤的锅心土，因为大都由老母亲亲手敲下，包好，送给儿女，所以我们当地人把它叫作‘老娘土’。人在他乡，水土不服，用老娘土煎水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班长哦了一声。

    班副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不久，班副病了。钟海强拿出他的老娘土，准备给副班长煎水喝。班长不同意，他说：“副班长是新疆人，你是河南人，你的老娘土对他有用吗？再说，你刚来，水土不服，副班长来这里一年多了，又不是水土不服，怎么能用老娘土？”

    钟海强说：“班长，不管是新疆还是河南，我们都来自陆地，对于海洋来说，陆地上所有的土，都是我们的老娘土。试一试，不行吗？”

    谁知道，一碗浑浊的老娘土汤喝下去，副班长病情减轻；喝了第二次，明显见好；喝了第三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从此，副班长改变了对钟海强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老娘土的偏见。他寄信到新疆老家，让父母寄一包同样的老娘土来。

    后来，钟海强当了班长，他要求每一个战士探亲返回时，都要带包老娘土……

    “报告舰长，358号礁盘已到，是否停泊？”值班员走过来，“啪”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钟海强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停靠十分钟，我下去看看。”

    358号礁盘上，仍然是三个兵：班长、副班长、一个新战士。他们正列队向钟海强敬礼！钟海强走上礁盘，环顾四周，礁盘已经令非昔比。水泥围墙内，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水泥围墙上，有用彩色珊瑚垒成的五个大字：老娘土哨所。

    钟海强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明白，他脚下踩着的，滋养着花草的，正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娘土。

（第13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二等奖2015年12月28日”）

深秋

李德霞

    收回禾场里的五谷杂粮，季节就翻到深秋那一页了。

    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我娘对我爹说：“你去趟耿庄吧，把换瓜的粮食收回来。”

    我爹手搭凉棚看天，天高云淡，一轮秋阳高悬在头顶。他一边朝停在院门口的三轮车走一边对我娘说：“那你回屋把那个蓝皮本本儿找出来，我去收粮。”我娘“嗯”一声，扭身进了屋。

    我们村有片沙滩地，适宜种瓜，种出的西瓜又甜又沙。我爹脑子活，每年西瓜成熟后，他就倒腾几车西瓜到耿庄去卖。耿庄和我们村仅隔着一条河，产粮不产瓜，他们村里人就特别稀罕我们村的西瓜。我爹卖瓜不收现钱，赊着，记在他的蓝皮本本儿上。等秋后粮食归了仓，他挨家挨户地去收粮……

    我娘进屋老半天不出来，爹等得有些心急，便扯着嗓门儿说：“一个蓝皮本本儿，就把你压倒啦？”

    屋门一开，我娘摊着两手说：“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衣柜下面的抽屉里，咋不见了呢？”

    我爹一怔：“啥？不见了？”我娘说：“对，不见了。”“对你个头，咋就不见了呢？”我爹黑了脸，风一样刮进屋里。

    找来找去，直把屋里的旮旯犄角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我爹说的那个蓝皮本本。我娘搓着手说：“明明就放在那里，它能自个儿跑了？大瓮里面还能走了鳖？”“找不到那个本本，还收个屁的粮！”我爹喷着唾沫星子，手指头雨点般敲着炕沿说，“那可是一千多斤粮食哩……”我娘没了辙，两手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圈儿。

    这时，我爷爷拄着拐棍进了屋。问明情况后，我爷爷把手里的拐棍一戳地说：“去吧。该收粮，收你的粮去。”

    我爹笑了：“爹你糊涂了吧？没有账本，咋收粮？”

    我爷爷如此这般一说，爹的心里还是不踏实。“这行吗？”我爹挠着头说。我爷爷生气了，撅着胡子要走，临出门时撂下一句：“亏你和耿庄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哩……”

    那天，我爹最终还是去了耿庄。

    我爹开着三轮车进村的时候，村头儿的那棵老槐树下，正聚着一帮闲扯的人。看见我爹把三轮车停在槐树下，众人便知道我爹是来收粮的。

    工夫不大，就有人背着粮食过来。

    那人问：“我家多少粮？”我爹一愣，突然想起什么，赶忙说：“老规矩，二斤瓜兑一斤粮。你家赊了多少斤瓜，你报个数……”

    那人问：“账本呢？你没带账本？”“走得急，忘了带。呵呵，多少斤瓜，你说了算。”

    那人笑着说：“收粮忘账本，搬家丢婆娘……你这人，有意思。”我爹也笑：“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信得过你……”

    于是，那人报个瓜的斤数，我爹折半去称粮。多了，挖出去；少了，再添上。称好了，哗啦，倒进我爹抻开的蛇皮口袋里。

    又有人背着粮食过来，于是，我爹和人家又重复着以上的对话──

    “我家多少粮？”“老规矩，二斤瓜兑一斤粮。你家赊了多少斤瓜，你报个数”

    “账本呢？你没带账本？”“走得急，忘了带。呵呵，多少斤瓜，你说了算。”

    “收粮忘账本，搬家丢婆娘……你这人，有意思。”“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信得过你……”

    家家都如此。

    太阳蹲在西山顶上时，我爹收完了最后一户人家的粮食。望着车斗子上满满当当的十个蛇皮口袋，我爹心里惊呼，啊呀呀，这可是一千多斤粮食哩！我爹想起我爷爷的话：“耿庄人就是耿直，该你的，不赖账……”

    有人路过，笑着跟我爹打招呼：“粮食都收齐了？”我爹脸上的笑容比晚霞还灿烂：“收齐了收齐了。”那人又说：“来年，还来换瓜不？”我爹抹把脸上的汗说：“哪儿不去都行，你们耿庄，不来不行……”

    这个点儿，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空气中飘来一阵阵饭香味儿。那人说：“吃了饭再回吧。”我爹一步跨上三轮车：“不了不了，老婆孩子还在屋里等着哪……”爹发动了三轮车，突突突，撒着欢儿奔跑在夕阳里。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

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