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路10号

      于德北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诉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闲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我激动。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万岁，这游戏！我找了——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杭州路10号袁小雪收。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信寄出去了。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我的信？”我不想念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这里边有一种崇敬。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再闭口不言。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著、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活的诗篇》。

我渐渐自醒。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我渐渐不安。四个月过去了，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杭州路10号。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我，我找袁小雪。“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是，是他的朋友。”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直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她？”“骨癌。”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他叫骆瀚沙。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了。

鱼骨

迟子建

    他们说这条江在几十年前是用麻绳捕鱼的。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陶醉的光辉。

    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冬天就谈论起关于这条江的故事。风雪像铠甲一样包围了镇子的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望大地，都给人一种白茫茫的感觉。而逼人的寒冷也像瘟疫一样弥漫了整个小镇。

    也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总之是有那么一天，漠那小镇最敏感的女人旗旗大婶忽然向全镇的人宣告了一条重要的消息：镇长成山家门前晃着一堆鱼骨。其中有一根鱼脊骨像大拇指那般粗。它们是鲜鱼的鱼骨，鱼骨上缠着带着红色腥味的血丝。

    于是，镇子上男女老少就像去赶着看一场露天电影似的，纷纷走出自家的门院，带着惊喜和疑惑去看那一堆鱼骨。

    那真的是一堆鱼骨，旗旗大婶没有说错。它们很生动地躺在一片白雪地上，极北的太阳很冷清地照出它们象牙般的肤色。

    “嗬呀，这么漂亮的鱼骨，一定是条二三十斤的大鱼！”旗旗大婶在人群中感慨着，然后把目光投在我的身上说，“外乡人，你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骨吧？”

    “这么粗的我见过，但这么漂亮的没见过。”

    “是啊，这条江开了怀了！”有人跟着说。

    这条江在几十年前，可以很随意地用麻绳系起一张网，撒在江中，然后鱼就像爬满了篱笆的葫芦似的钻了一网。起网时鱼尾翻卷，鳞光闪烁，那真是让人百思不厌的美好时光。

    可是几十年后，江水不似往昔那般喧嚣，它平静而沉稳，就像个行将入土的人。而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漫漫长冬的时刻，就热切地思恋起她的过去。

    人们议论了一番，兴致就蓬勃起来了。大家纷纷回家，准备着捕鱼的工具。旗旗大婶很慷慨地把那块最精彩的鱼骨送给我了。

    傍晚，天气骤然冷起来。白蒙蒙的江面上弥漫着无边的寒气。旗旗大婶凿好了第一口冰眼，将一张大网甩进江底。

    平素寂静的江面霎时活跃起来了。远远近近的都是人影。近处的人影像被风摇摆的黑橡树，而远处的人影则模模糊糊，像夜空中的云彩。

    一个小时过去后，旗旗大婶打算起第一片网了。

    “这网头很轻，好像是……”旗旗大婶顾自说着，蹲在冰眼前熟练地拽起网来。

    银白的渔网从黑沉沉的江水中被提出来了。一出水面，它们就变成了一块大花布。网上有的地方恰恰被火光照着，就成了一片霞光；有的地方隐在夜色中，就变成了灰蓝。旗旗大婶沉默着，我沉默着，寒风也冷峭地沉默着，只有火盆热烈地响着，那些贪婪的火舌活跃地舔着夜色。

    整片网起出来了，没有一条鱼。旗旗大婶一屁股坐在冰上，阴郁地抽起烟来。旗旗大婶抽烟抽得很凶。

    我走上江岸，把皮袄裹紧，站在黑沉沉的柳毛丛中。此时的漠那小镇，在风雪中静静地沉睡了。镇子中听不见狗吠，所有的房屋都融在蒙蒙的夜色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这条冰封的大江，却渔火点点，人影绰绰，全然一幅原始村落的平和的生活图画。

    旗旗大婶起了三片网，基本都空，她忽然怀疑起那一堆鱼骨来。

    后半夜是最难捱的时光。寒冷、饥饿、疲乏同时袭来。我觉得双腿已经冻得麻木不堪。夜空中的繁星好像离我们这般的近，又那般的远。

    凌晨四点多钟，旗旗大婶已经起了十二片网了。冰面上扔着几条杂鱼。

    天有些灰蒙蒙了，灿烂的群星也显得不那么灿烂。江面上泼墨似的摊着一堆堆火盆燃尽的残渣，而寒气把每个人的脸都弄得又红又粗的，像是松树皮。

    旗旗大婶守了一夜，虽然哈欠连天，但精神却很饱满。她说这几条杂鱼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于是她又讲起这条江的过去。她说每次渔汛到时，捕上来的鱼摆满了江面，家家都要套上狗爬犁才能把鱼装回去。

    江面上残灭的渔火忽明忽灭。而远方大山的轮廓却渐渐澄澈起来。八点左右，在东边天出现一团毛茸茸的太阳，被寒气包裹着的像堆羽毛的太阳。漠那小镇的上空升起了一缕缕迷茫的炊烟。

    这时，镇长成山突然出现在江面上。他像巡逻兵似的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然后把江面上所有捕鱼的人召集在一起，庄重地宣布了一桩秘密。

    那堆鱼骨是他故意摆在那的。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把这山林中的一头大黑熊活活捉住。他们已经多年不做这样的事了，他担心他们胜任不了猎熊的工作。所以，就试探着摆出鱼骨，看他们是否还像几十年前一样的敏感而有耐力。

（有删改）

我怕你会拒绝我

毛宽桥

    1968年5月的一天，密西西比州际公路的一个小站上，一辆开往亚拉巴马的长途汽车搭载了最后一名乘客后缓缓启动。最后上车的乘客是个黑人，这在车厢内引起一阵不小的骚乱。

    “嗨，黑鬼！”车厢后排的几个白人青年站起来，冲着黑人乘客做着侮辱的手势。仿佛习惯了他们嚣张的挑衅，黑人乘客并没有什么反应。他把手上的旧皮包放在地板上，拉住顶棚垂下的扶手，四处打量着车厢，似乎想找个空座。看到后排还有几个位子，他拎起皮包，刚朝后面走了几步就停下了：几个原本坐在一起的青年见他过来就迅速分散开来，或躺或坐，把几个空座全给占了。看到几个小伙子捉弄这个黑大个儿，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哈哈大笑起来。

    黑人乘客无可奈何地把皮包放回地板上，倚着门口过道里的栏杆闭上眼睛，好似真的打算就这样站下去。“先生。”耳边响起一个稚嫩的童音，不过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车上全是些白人，没有谁会和自己这样的黑鬼说话。

    当那句执拗的“先生”第二次响起的时候，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是旁边位子上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蓝色的眼睛盯着他，果真是在招呼他。“嗯？”黑人乘客低头看着那个小家伙，没必要和这小鬼纠缠太多，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要是以为自己好欺负也来奚落自己，就让他好看。这样想着，他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皮包。

    “你要不介意的话，可以坐这里。”小男孩起身坐到邻座母亲的怀里，腾出了位子。车厢里一片哗然。那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种族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猖獗的3K党党徒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每一个可以看到的黑人都当作他们的袭击目标，就连那些同情黑人的进步人士也遭到报复和毒打。因为担心会成为3K党的目标，现在几乎没人敢在公共场合随便和黑人交谈，更别说让位了。

    黑人乘客盯着小男孩的眼睛，湛蓝色的瞳孔没有一丝的敌意。离伯明翰还有二百多英里，至少还得站五六个小时，也许真的应该接受他的好意，迟疑了片刻，黑人乘客还是坐了下来。

    看到小男孩躲在母亲的怀里偷偷地打量自己，黑人乘客勉强笑了一下，伸手摸了下小家伙的头，“你不怕我吗？”

    “我怕你会拒绝我。”小男孩眨了眨眼睛说道。

    黑人乘客稍稍愣了一下，刚想说些什么，但看到小男孩的母亲紧张地把儿子搂在怀里，似乎生怕儿子再乱说话。于是，他识趣地闭上了嘴，失神地望着搁在腿上的皮包。过了几分钟，他把那个鼓囊囊的皮包放到地上，靠在座位上睡着了。

    汽车刚刚到站，黑人乘客就迫不及待地起身拉开车门，很难想象一个刚睡醒的人精神会那么好。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黑大个刚下车，就被旁边冲过来的几个大汉不由分说地按在了地上。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掰开黑大个的手，夺过那个皮包，拉开锁链看了看交给了一旁的同伴。

    在乘客们惊恐的眼光中，中年男子走进车厢大声宣布：“公民们，不要紧张，我们是伯明翰警局的警察，不是什么歹徒。”看到他手中的警官证之后，车厢里的乘客们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最近几天联邦调查局接到匿名者的举报电话，声称黑人中的激进派别已经着手准备在南部地区制造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作为对一个月前种族主义者暗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报复。

    “你们都无法想象自己有多危险，”中年警官指着同伴手中的那个皮包说道，“超过30磅的烈性炸药！上帝保佑，凶徒居然没有按照约定引爆炸药。如果不是他怕死，那就是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才让这个心存死志的家伙改变了主意。”

    所有乘客都望着门口座位上的那对母子。年轻的母亲噙着泪水吻着儿子的额头低声说：“亲爱的，你救了所有人。”

（选自《小小说月刊》2009年第10期）

父亲的东篱

李汉荣

    古国诗史三千年，我最喜欢陶渊明。南山啊，东篱啊，菊花啊，田园啊，这些滴着露水粘着云絮的词儿，在我心里和笔下，都是关键词和常用意象。

    可是，翻检我自己，自从离开老家，几十年来，我没有种过一苗菜，没有抚摸过一窝庄稼，没有刨过一颗土豆，连一根葱都没有亲手养过。几十年了，没有一只鸟认识我，没有一片白云与我交换过名片，没有一只青蛙与我交流过对水田和稻花香的感受，没有一只蝈蝈向我传授民谣的唱法。

    我一次次钻进《诗经》里，寻找公元前的露水和青草，绿化、净化和湿化一下我龟裂的心魂；有时就一头扎进唐朝的山水里，吸氧，顺便闻闻纯正的酒香，在李白们的月夜走上几个通宵，揣上满袖子清凉月光，从唐朝带回家里，在沉闷办公室里，也放上一点清凉和皎洁，用以清火消毒，解闷提神，修身养性。

    随着年龄渐长，“拜访”陶渊明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事，动不动就转身出走，去渊明兄那儿，在东篱下，深巷里，阡陌上，桑树颠，有时就在他的南山，靠着一块石头坐下，久久坐着，一直到白云漫过来漫过来，把我很深地藏起来，藏在时光之外。

    我以为这就不错了，觉得也在以自己的微薄心智和诚恳情思，延续着古国的诗脉和诗心，延续着田园的意趣和意境，延续着怀乡恋土的永恒乡愁。

    直到2001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突然明白：我的以上孤芳自赏的做法和想法，只是我的自恋，这自恋被一厢情愿地放大了，放大成了竟然关乎诗史、文脉、乡愁的延续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李家营，立夏刚过，天朗气清，小风拂衣，温润暖和，我沿麦田里的阡陌，横横竖竖走了一阵，其实，若是直走，一会儿就到家，我想多走一会儿田埂，所以，横的、竖的阡陌我都走了个遍，然后，我就到了家。

    走进老家院子，看见父亲正在维修菜园篱笆。他用竹条、青冈木条、杨柳树枝，对往年的篱笆进行仔细修补。菜园里种着一行行的莴笋、白菜、茄子、芹菜、葱和蒜苗，荠荠菜算是乡土野菜，零星地长在路坎地角。指甲花、车前草、薄荷、麦冬、菊、扫帚秧等花草，也都笑盈盈站在篱笆附近，逗着一些蛾子、虫子、蝴蝶玩耍。喇叭花藤儿已经开始在篱笆上比画着选择合适位置，把自己的家当小心放稳，揣在怀里的乐器还没有亮出来，就等一场雨后，天一放晴，它们就开始吹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但是，此刻，在这里，在人境，结庐的，不是哪位诗人，是我父亲，是我种庄稼的父亲，是我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但是，我的不读诗的父亲，在这人境里，在菜园里，仔细编织着篱笆，编织着他的内心，编织着一个传统农人的温厚淳朴的感情。我的不读诗的父亲，他安静地在人境里，培植着他能感念也能让他感到心里安稳的朴素意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然，此时正值初夏，还不是采菊的时候，菊，连同别的花草和庄稼，都刚刚从春困中醒来不久，都刚刚被我父亲粗糙而温和的手，抚摸过和问候过。而当到了删繁就简的秋天，夏季闷热的雾散去，头顶的大雁捎来凉意，我的父亲也会在篱笆边，坐在他自己亲手做的竹凳上，面对村子边漾河岸上的柳林，向南望去，他会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青山，正朝他走来，那是巴山，我们世世代代隔河而望的南山。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不识字的父亲，正在维护陶渊明的“东篱”。

    而我呢？

    我读着山水之诗，其实是在缓解远离山水的郁闷，同时用山水之诗掩护我越来越远地远离山水。

    我写着故园之词，其实是在填补失去故园的空虚，同时让故园之词陪着我越来越远地告别故园。

    我吟着东篱之句，其实是在装饰没有东篱的残缺，同时让东篱之思伴着我越来越远地永失东篱。

    是的，是的，我那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他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但是，正是我的父亲，和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无数种庄稼的父亲们，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父亲们，延续和维护着陶渊明的“东篱”，延续着古国的乡愁和诗史……

（选自《甘肃日报》有删节）

一个人的名字

刘亮程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高。名字早寂寞地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平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摆了两桌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一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要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摆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飄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来，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

    虚土庄没有几个人有正经名字，像冯七、王五、刘二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一个姓，加上兄弟排行数，胡乱地活了一辈子。他们的大名只记在两个地方：户口簿和墓碑上。

    你若按着户口簿点名，念完了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像名字下的人全死了。你若到村边的墓地走一圈，墓碑上的名字你也不认识一个。似乎死亡是别人的，跟这个村庄没一点关系。其实呢，你的名字已经包含了生和死。你一出生，父母请先生给你起名，先生大都上了年纪，有时是王五、刘二，也可能是路过村子的一个外人。他看了你的生辰八字，捻须沉思一阵，在纸上写下两个或三个字，说，记住，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喊这个名字你就答应。

    可是没人喊这个名字，你等了十年、五十年。你答应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名字的人还说，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一直往前走，路尽头一堵墙上，写着你的名字。

    不过，走到那里已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被我们埋没的名字，已经叫不出来的名字，全在那里彼此呼唤，相互擦亮。而活在村里的人互叫着小名，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小名活着一辈子。

（节选自《虚土》）

失语的秋天

符浩勇

    天才蒙蒙亮，老黄便起身打点行装。透过窗户，依稀可见小村高矮错落的瓦房升起的袅袅的炊烟，疲惫的脸孔不由掠过一缕悲哀，他感受到一阵迷惘、屈辱和压抑……

    两个月前，他作为县农业合作银行的信贷员，被抽调来到四英岭下小村蹲点扶贫。他的目光盯住了村后一片弃荒而又不可多得的红碱土地。年初，他看到一本科技杂志刊载红碱土地培植西洋香菇获高产的经验，他也去函联系购买了少许菌种，意想谋求推广。

    他不会忘记他发动大伙儿培植西洋香菇的那个夜晚。低矮剥落的村部小屋，人声嚷嚷，挤着村中的父老兄弟姊妹。

    村长姓李，睨着眼，干咳两声，说：“老黄是镇上营业所的，从科技兴农着眼，有心让大家脱贫致富，大家欢迎！”小屋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

    他咧口一笑，从一只衣袋里掏出一把菌种，说：“这是西洋香菌种，一月余一个种植周期，希望大家都种上。五元一斤，不过现在不收钱，等秋天收获后再从菇菜款中扣……”

    “那样金贵的西洋香菇，恐怕我们侍养不活。”有人顾虑说。

    “种植技术，由我负责，种不活的不收钱。不过有个条件，菇菜收获了，一定卖给我，每公斤十元。”

    “哟，每公斤十元。”屋里人吵嚷起来。

    “老黄，真能那样，你算是为大伙儿办了件积德事！”

    “只怕嘴说不算，等种出菇菜，你不收，一拍屁股走了，怎么办？”

    他手一挥，说：“大家不要担心，种了菇菜，我哪有不收之理？告诉大家，菇菜收后还要经过加工、消毒……最后出口外销。为了慎重，我们还是订个合同吧。到时，我还怕你们不卖给我呢！”

    “不卖给你卖给谁？我们不懂得消毒，如何脱手？’’村长抢过话，笑开了怀，“你放心，有我在，菇菜一定能卖给你，不过履行手续，订下合同也好！”

    之后，他从县农业合作银行贷款一万元，亲自跑了一趟省城，买回了八百斤菌种。他跑东家、走西舍、去南院，订合同、核亩数，指导播种、点粪、浇水、遮阳、开光……

    月把一过，红碱土地长出了白花花的香菇菜，映照在一张张喜悦的脸上。

    收获季节到了，他估算了一下全村的菇菜收成，又跑了趟县农业合作银行，贷款十万元用来收购菇菜。

    他刚回小村，就踏进村长的家，说：“村长，你没白忙。你种香菇收成有四百公斤，可赚四千元呀。”

    村长却眨了眨眼说：“老黄，把这香菇每公斤十元卖给你，你转卖给别人每公斤多少元？”

    “村长，不瞒你说，我同别人订了合同，每公斤卖十二元！”

    “十二元？一公斤赚两元，全村有万余公斤，你就赚了两万多元，好轻松呀。”村长打着哈哈说。

    “没有这么多，村长你也知道，我收了香菇，还要同别人联营过滤、消毒，除去贷款本息、过滤成本、货运杂费……能有三两千元就不错了。”

    “老黄，不是我作难你。我同大伙儿说了，香菇菜，我们自己联系自己卖，卖了后，菌种钱，我们给。待到你蹲点走时，我们再好好聚一餐……”村长盯着他像一个陌路人。

    “村长你怎能这样？我们订了合同的呀！”

    “订了合同有屁用，你上告，也没有人理。”

    村长嗓门提上来，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老黄知道拗不过村长，他跑东家，他走西舍，他去南院…

    他没有想到，大伙儿支支吾吾，都是同样的回答。

    转眼，香菇菜收获完了，村长派人外出联系，销路一直没有着落。

    等到有一天，村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找上门来。老黄跑去一看，愣住了：原先白花花的西洋香菇变质、长霉、褪色了，失去了销售的价值，他顿感一阵悲哀。

    一万余公斤的西洋香菇报废了，茵种的钱自然也收不上。他赔去了一万元贷款本息不算，没有想到，竞有人怨起他领着大伙蛮干了一番，毫无结果。

    昨天，镇政府来人，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农民脱贫致富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蛮干，一下子就想富起来……末了，调整他到别个村庄去。

    天渐渐地亮了。他拎起了行李，走出门去。门外，站了一帮憨厚朴实的农民，呼地围了上来，嘘寒问暖，他们仿佛欠了什么重债，负疚、惭愧、不安……

    他心头一热，大步流星，离开了小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