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班

冰心

    L女士是我们全班男女同学所最敬爱的一个人。大家都称呼她“L大姐”。

    她是闽南人，皮肤很黑，眼睛很大，说话做事，敏捷了当。在同学中间，疏通调信，排难解纷，无论是什么集会，什么娱乐，只要L大姐登高一呼，大家都是拥护响应的。

    在医预科的末一年，有一天，我们的班导师忽然叫我去见他。在办公室里，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婉转地对我说，校医发现我的肺部有些毛病，学医于我不宜，劝我转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要学医，是十岁以前就决定的。因我的母亲多病，服中医的药不大见效，西医诊病的时候，总要听听心部肺部，母亲又不愿意，因此，我就立下志愿要学医，学成了好替我的母亲医病。在医预科三年，成绩还不算坏，眼看将要升入本科了，如今竟然功亏一篑！从班导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生理学实验室，我说：“L大姐，我不能同你们在一起了，导师不让我继续学医，因为校医说我的肺有毛病……”L大姐愕然，说：“不是肺痨吧？”我摇头说：“不是，据说是肺气枝涨大……无论如何，我要转系了，你看！”L大姐沉默了一会，便走过来安慰我说：“可惜得很，像你这么一个温和细心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个很好的医生，不过假如你自己身体不好，学医不但要耽误自己，也要耽误别人。同时我相信你若改学科，也会有成就的。人生的路线，曲折得很，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她赶紧又加上一句：“你素来对文学就极感兴趣，我常常觉得你学医是太可惜了。”我听了大姐的话，转入了文学系。在她的指导鼓励之下，我渐渐地消灭了被逼改行的伤心，而增加了写作的勇气。至今回想，当时若没有大姐的勉励和劝导，恐怕在那转变的关键之中，我要做一个颓废而不振作的人吧！

    在我教书的时候，L大姐已是一个很有名的产科医生了。在医院里，和在学校里一样，她仍是保持着领袖的地位，作一班大夫和护士们敬爱的中心。在那个大医院里，我的同学很多，我每次进城去，必到那里走走，看他们个个穿着白衣，挂着听诊器，在那整洁的甬道里，忙忙地走来走去。闻着一股清爽的药香，我心中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如同一个受伤退伍的兵士，裹着绷带，坐在山头，看他的伙伴们在广场上操练一样，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伤心，虽然我对于我的职业，仍是抱着与时俱增的兴趣。

    抗战前一个月，我从欧洲回来，正赶上校友返校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同级有个联欢会，真是济济多士！十余年中，我们一百多个同级，差不多个个名成业就，儿女成行（当然我是一个例外），大家携眷莅临，很大的一个厅堂都坐满了。觥筹交错，童稚欢呼，大姐坐在主席的右边，很高兴地左顾右盼，说这几十个孩子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她接引降生的。酒酣耳热，大家望洋兴谈起做学生时代的笑话，气氛愈加热烈了。主席忽然起立，敲着桌子提议：“现在请求大家轮流述说，假如下一辈子再托生，还能做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哄然大笑。于是有人说他愿意做一个元帅，有人说愿做个百万富翁……轮到我的时候，大姐忽然大笑起来，说：“×××教授，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女人。”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当着许多太太们，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也笑着反攻说：“L大夫，我知道你下一辈子，一定愿意做一个男人。”L大姐说：“不，我仍愿意做一个女人……”

    盛会不常，佳时难再，那次欢乐的聚会，同班们三三两两的天涯重聚，提起来都有些怅惘。事变后，我还在北平，心里烦闷得很，到医院里去的时候，L大姐常常深思地皱着眉对我们说：“我呆不下去了。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枝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大家都点点头。我说：“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假若当初……”大姐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

    一年内，我们都悄然地离开了沦陷的故都。我从那时起，便没有看见过我们的L大姐，不过这个可敬的名字，常常在人们口里传说着，说L大姐在西南的一个城市里换上军装，灰白的头发也已经剪短了。她正在和她的环境，快乐地、不断地奋斗，在蛮烟瘴雨里，她的敏捷矫健的双手，又接下了成千累百的中华民族的孩童。她不但接引他们出世，还指导他们的父母，在有限的食物里，找出无限的滋养料。她正在造就无数的将来的民族斗士！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回到故都重开级会的时候，我能对她说：“L大姐，下一辈子我情愿做一个女人，不过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女人！”

（选自《冰心散文》，有删节）

桥

    下了半把月连阴雨的天终于晴了。这对老奎爹来说很重要。

    雨是夜里停的。他清晨醒来时，就没有听到雨声，起身出门一瞧，空漠的天上，晃着闪闪的亮光。

    天晴了，老奎爹就可以做他决计要做的事了。其实，他要做的事再也普通不过，是要到李上村村主任李大个子家去。他蛮可以像往常一样，有事捎个
信就行了，大可不必走一趟。但这一次他是非去不可的。谁也不知道十天前的一个夜里，李大个子来过他孤寂的家。

    那夜，连阴雨仍在飘洒着，凉气袭人。

    他躲在床上，刚迷糊一下就合眼了，灯还在摇曳地亮着，是一阵敲门声惊动的狗吠唤起他的。

    他起身拘谨地打开门，进来了一个年近四旬的陌生人。那人身上披着雨衣，衣襟都湿了，刘海上还淌着水。

    “你找谁？”他怯怯地问。

    “大爹，就找您呀。”陌生人脱下雨衣，将拎着的两瓶山兰老酒和一罐饼干放到一张小桌上，“大爹，我是给您拜早年来了，我姓李，是李上村的，大
伙都叫我李大个子，李上村的村主任……这些年，对您老关心不够，像大爹您这样的……早该进敬老院了。”

    他有点儿措手不及，茫然地摆摆手：“不，不……”却不知说什么好。

    李大个子还说，他刚从部队退伍回来，大伙选他当村主任，是对他的信任，请老奎爹多多支持帮助他，还问了许多起居生计的事，末了，留下话：有
空到家里去坐坐。

    他一直愣愣地听着，不让座，不倒水，连一句客套的感激话也说不出，待到人家一走，他又悔得要死……一连几夜，他都没有睡好。

    洗漱妥当，老奎爹匆匆吃了昨夜剩下的一碗稀饭，就出门上路了。

    老奎爹也曾当过村领导，那时还叫大队，他领着大伙摔了八瓣子汗水，工分簿上画满红杠，可一年到头，分红却掏不出一把钱。包产后，他就不当干
部了，分到的田地给邻着田地的人家耕种，年年季季不少他糊口的食粮，但始终没人来串门，他寂寞不过，就找人家去，但大伙都是支支吾吾的，仿佛有
什么脱不开身，他们都为生计忙着哩。再后来，他听说只几年工夫不少人家就在信用社立了户头，他就自省起自己当村干部时的蛮干，心里就隐隐有了一
种失落，总觉得欠了人家什么似的，这辈子恐怕是还不清了。渐渐地，他秉执着一副宁可被人欠也不可欠人的心肠……

    而今，村主任李大个子来了，他怎么会记起自己呢？还叮嘱自己有空到他家坐坐去，这正好是一个回报的机会，可是，连阴雨连绵不歇……李上村还隔
着三里路，这对他一个六十出头的孤寡老人来说，也不近了。

    太阳升上来了，阳光斜斜地照在老奎爹的身上，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他脚步虽然蹒跚，倒也有神，泥土路上，留下他深深的足迹。

    老奎爹的身影缩短一半的时候，李上村就展现在眼前了。村边，有一条蜿蜒的水渠，水渠外铺架着四条木料捆扎的小桥。老奎爹见到木桥，就想起了
李大个子的留话：走过小木桥，一问就知道他的家。

    老奎爹定神望了望村里被椰树掩映着的人家，又抖了抖精神，添紧脚步踏上桥去，只几步，小桥的木料吱呀响起，他心里一慌，眼一黑，桥断了……他
什么也不知道了。

    下晌，日光西斜时分，一个在水渠边放牛的顽童，看见小桥断了，才发现水中浮着一个人，就惊叫着跑去找人……

    李大个子赶来的时候，老奎爹的身子已经僵硬了。谁也不知道，老奎爹死在那里的原因。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叹息：那桥许多年不修整了；还有人怨天：连阴雨下得太久了，木料也给浇烂了……

    李大个子若有所思，好一晌才说：天晴了，这桥要重新修整……

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初一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蛮子大妈

（法）莫泊桑

    普法之间已经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住在家里。他们并不很替她担忧，因为她有钱，大家都晓得。

    她单独一人留在这所房子里了，那是坐落在树林子边上并且和村子相隔很远的一所房子。她并不害怕，这位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继续过着通常生活。不久，茅顶上已经盖上雪了。每周，她到村子里走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以后就仍旧回家。当时大家说是外面有狼，她出来的时候总背着枪，她儿子的枪，锈了的，并且枪托也是被手磨坏了的。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少年人，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报答了许多小的照顾。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乡村邮差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

    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

    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问她：“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请您不要忘了。”

    一道口令喊过，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

    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有删节）

称呼

李国新

    那年，老石来乌乡采访，刚下车，我上前握住他的手，石主编，稀客，稀客，欢迎，欢迎!老石哈哈一笑，纠正说，不要叫我石主编，叫我石总编，我当总编都快一年了。

    我笑一笑，我哪知道哩，几把手？是一把手还是二把手？

    老石又是哈哈一笑，看怎么说，我业务上是一把手，社长是党委一把手。

    对对对，一把手。我笑嘻嘻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我又叫老石石主编了，老石比我喝得多，他连忙纠正，你啊你啊，我不是石主编，石主编只负责一个版面，我是石总编，负责整个版面了。

    在座的有宣传委员，宣传干事，还有老石随行的同事都笑起来，而跟老石的同伴中有人说，叫石总，是我们的老总了!我们报社是正县级单位，石总是正县级总编辑。老石听后笑容可掬。后来，我听说老石调到宣传部了，有的说是副部长，有的说是科长，还有的说是主任，究竟任什么职务不清楚。

    有一天，我去市委组织部办事，顺便想看望老石，毕竟我们认识多年，算是老朋友了。组织部离宣传部很近，只爬了二层楼就到了。我正想去打听老石在哪个办公室。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过来了，正是老石。他也看见我了，我总不能要他先叫我，他毕竟是领导，出于礼貌，我张开嘴，竟然鬼使神差地叫了他一声石总编，这应该是他过去的职务，我应该没有叫错吧。可老石急忙朝我走过来，是你呀，又叫错了，我已经不是石总编了，我现在是石副调研员，好了，就叫我老石算了，老石神色有点黯然。

    我一听，连忙说，不行，你是领导，叫你石部长算了！

    老石一听，脸上笑容顿起，不敢当，不过，我相当于副部长，但你还是叫我石副调研员为好，不过我虽然有个副字，我的级别还是正县级。

    我说，现在算是比报社舒服了。老石叹了一口气，我被人挤下来了，表面是提拔了，实际上是个闲人，一点权也没有，今天我是从家里来拿报纸的，正好碰见你了。

    我再一次碰见老石，是市里派来一个督办工作组到乌乡督查，组长是老石。

    我在中午接到乡领导的电话，说市里有个老领导来了，要我去陪他，我一见到老石，马上叫道，石副调研员，是你呀！

    老石望着我笑，纠正我，就叫我石专员，我现在被市委任命为市委第二十八组督查专员了。我连忙改口，石专员好！

    老石对我的领导说，李国新和我是同乡，从小至大，一起读书，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我的领导连连点头，难怪的。

    我连忙纠正，不，石专员，你是领导，我一直都很敬重你。

    老石听了，脸上笑容灿烂，很年轻。

粮食要到肚子里

陈军

儿时在农村，家乡人一般不说浪费粮食，而是说糟蹋粮食。在乡亲眼里，人要活命，得靠粮食，粮食与人有着过命的交情，而珍惜粮食、敬畏粮食最朴素的观念就是“粮食要到肚子里”。

农村人最知种粮苦，都跟粮食亲。记得那时收麦子，芒种前后是农家人忙断腰的一季。布谷鸟的叫声催着整个村子，“黄了麦子”是一年中最大的担忧，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地里的麦子抢收完。印象中，那时天还黑着，爹娘便拎着镰刀，踏着月光下地了。

娘割麦子快，手持镰刀弯腰揽麦，只听到麦秆遇刃的“嚓嚓”声，一行割完才直起身来擦把汗。娘说这样割麦，一来少起身，腰就少疼点儿；二来可以少擦汗，不直起身汗就直接顺着眉毛滴到地里了。那时，学校都放麦假，让我们这些孩子也帮着家里麦收。割一天的麦子，太阳烤，麦芒刺，晚上躺在床上，脸又红又痛，腰都不是自己的了。收一季麦下来，爹娘都会瘦一圈。一粒麦就是一滴汗珠，一仓黄灿灿的麦子，就是一缸滚烫烫的汗珠。

割完麦子，我和妹妹的任务就是拾麦穗。看着两篓排列整齐的麦穗，爹会表扬我们：“你俩拾的这些麦子，够咱一家人吃上好几天了。”拾完麦穗后，地不急着耕，还要空上一个星期左右，娘说：“地里应该还有一些没有拾回来的麦穗，让鸟雀子叼干净了再犁。”

收麦后的第一顿馍，是我们最期待的。蒸馍前，爹挑水，劈上好的筋骨柴。娘揉面，做馍，上蒸笼。我和妹妹烧火，打下手。蒸笼开始变得潮湿，不断冒出麦香味儿时，两个小肚子开始“咕咕”叫，我和妹妹一步不离地守在旁边，等着开笼。娘心中有数，她说蒸馍的火候要刚刚好，不够火或者蒸过了，都不好吃。她一声“起笼”，笼盖一掀，那叫一个香啊！

可娘说，新麦下来的第一口馍是不能急着吃的。中午，太阳当头照，万物明朗。爹把一条板凳往太阳底下一放，把一屉热腾腾的馍放在板凳上。馍的热气袅袅升起，娘双手合十，嘴里祷告着。她双手从胸前一放下来，我和妹妹就跑上前，一人捧一个馍，因为烫，吹一口气，咬一口，嘴咧来咧去，手掂来掂去，不一会儿，一个钵大的馍就下了肚。

在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在那与粮食相依的岁月里，在爹娘的衣襟边，馍香仿佛能在胃里留存好多年，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就会热乎乎地翻腾起。

农村人对粮食的态度是三尺黄土般的心思，种粮时那些艰辛的历程，仿佛是在天地之间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冬去春来，风调雨顺，农人收获着大地的礼物。这饱含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粮食，喂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而对于一粒粮食来说，从土里到达肚里，才是它的归宿。

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自然不敢浪费。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不少规矩都是从吃饭而来，比如，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饭；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到不了人肚子里，也要到牲畜的肚子里；上学带的饼，吃不完一定要带回来。在梅雨季节，被褥、家具都会发霉，但粮食一般不会发霉，都保存得好好的。粮食，是一家人最可靠的家底。

老家鄂西都是旱田，一年两季主粮，五月收麦，十月收苞谷。白花花的麦面是细粮，黄灿灿的苞谷是粗粮。家里来了客，娘都是擀面、蒸馍。苞谷是粗粮，一般不用来招待客人，除了自家人吃，还留一些给牲畜吃。每一粒粮食都到了肚子里，就连粮食那一层外衣也是牲口的好粮，比如麦麸、玉米包壳。

那个年代，粮食不宽裕。有时接济不上了，或者家里来了客，麦子还没磨，都要去邻居家借面。我家靠面缸的那面墙上，像一面选举墙，借了谁家的面，就记下“正”字，欠几瓢就划几笔。家里磨了麦面，头等事就是还面。娘舀起满满一瓢面，再用一个小碗向上加，边加边轻轻拍实，直到堆出一道尖儿。我说：“借的时候是平平的一瓢。”娘瞪我一眼：“你懂啥！”还叮嘱我路上不要跑，别把面洒了。

我自然知道粮食的金贵，还面的路上，我弓着腰护着瓢，小心翼翼，生怕有风来。但偶尔也有尖塌了、风吹飞的时候，弄得我一身白。我家的面倒入别家的面缸时，“噗”的一声，会升起一小团尘雾，真是欢腾。还三婶的面时，她说：“你娘这个人呀，就是讲究！”在粮食紧缺的那些年，还面时的这道尖儿，让娘在村里有了个好名声。

如今，生活富裕了，人们不再借面，粮食逐年增产，种粮收粮也机械化了，但儿时与粮食的交情，让我学会了珍惜。

后来我到了城里，虽然不再种粮了，但看到粮食总是格外亲。对粮食的这份情义和吃饭的那些规矩，我也一点一点地讲给我的孩子。我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也是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一一粮食要到肚子里。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