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直来直往，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吨位为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 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并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 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合并和收买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 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 “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 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难得的平台，他与民国时期各地乡村建设实验不同，明确提出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 “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鼻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 “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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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卢作孚《工作的报酬））

②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会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

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

④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

                   （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国学大师饶宗颐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有删节）

生命中那些好

    黑山背还住着一户人家。进山的路停滞在此，可看到石头垒墙的屋，石板铺地的院，一个黑衣黑裤的老人坐在院边的条石上，手里端着搪瓷茶缸，茶缸上有一行模糊的字“为人民服务”，一双黑皮粗糙的手捧着茶缸，水汽缭绕着他的鼻尖，一双混浊的眼睛眯着。老人不时抬头望向村路。

    ①老人是黑山背的螺钉，紧拧着黑厚的泥土 ， 他知道泥土中暗藏着凶器，凶器时不时走近他，他偶尔被刺到被伤痛，可最怕凶器的，不是皮肉，而是比皮肉更柔软的东西。

    老人叫郭怀，原来的黑山背有十几户人家，大小人口60余。一天的时间不够忙乱，鸡飞狗跳，人声嘈杂，因为黑山背是靠山而建，所有人家都是石头房，高低错落，屋后人很可能把前屋的屋顶当作自己的院子，热闹起来，屋顶上是黑山背人的饭场地，屋下的人坐到自家院边仰起头来聊天，②话头像流水似的，在高高矮矮的房子和院落中来来回回穿梭。谁家的屋顶上没有过几回凌乱的笑声。一条河在黑山背下流过，河叫小河。不知什么时候，河水卷走了黑山背那些笑声，那些笑声仿佛还在枝头晃着。

    黑山背四周长满了香椿树，一些野花开着，河水流出哗哗的声音，阳光明晃晃的，那些青草在能生长的地方冒出绿来，可以闻到草香，草香是黑山背唯一的香。

黑山背的天空不是黑下来的，是蓝，深蓝，黑蓝，然后蓝黑了。天空布满了星星，一个半圆的月亮吊在那里，石头砌出的房子在明月下幽暗闪亮，那石头仿佛不是普通石头，是花岗岩，是汉白玉。一只白色的猫在一石头屋前看着什么叫着。郭怀走近它，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薯放在屋前的粗瓷老碗里。白猫眼睛深情地望着他。郭怀蹲下身子，他突然感觉到了冷。白猫是黑山背人留下和他搭伴过日子的，走往山外的人说：“猫留给你，叫它和你做个伴儿。”

    郭怀起身打着手电往别的屋子里去，塌落了的屋子能望见天。走进去和走出来，郭怀都熟络得很。一院一院走，黑黏在墙壁上，他抚摸着黑，回想着，这屋子的顶是一场雨淋塌的。一场雨下了一星期，他一直在屋子里没有出门，出门时发现黑山背的屋子塌了好几处。一点响声都没有。那场雨过后，他就坐在自己家的院边上流泪。身体中似乎还有血性在涌动，他走近那些塌落的屋子，毫无例外地感受到了伤害，他想吵架，大张着嘴，没有对手。

    黑山背的人走出山外似乎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走出黑山背是社会大背景，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走了。郭怀不走，坚决不走。

    透过窗玻璃望黑漆漆的远山，眉似的下弦月，远了，淡了，一丝云笼罩着月，先是透出亮白，慢慢地就沉出了灰，月和云几乎变成了一个颜色。这时的天，无边的森冷的青烟笼罩着，天底下是黑魆魆的山形，手掌一样伸出的树木，山头上透出了青白，慢慢地隐现出了晓色，一层深褐，一层浅橘，渐渐地能看出近山的绿了。

    郭怀坐起来揉了揉眼窝，他一直没有改掉一早上工的习惯。河边的麦地里，麦子一片一片黄熟，麦子在由绿变黄，由软变硬，由秕变饱，由湿变干，该磨镰刀了。磨镰声在黑山背的清晨响起，也是黑山背宁静的韵致。日头红了几天，他决定割麦，拿了镰刀戴了草帽进了麦田。抡起臂膀开割，一上午麦地里的麦子全部伏倒。看着倒伏的麦子，郭怀顾自笑了。那些年打麦时，黑山背人脸上像天空似的灿烂。迎面见着了总想开个啥玩笑，麦场上光屁股的娃娃们吵闹得就像捅了一扁担的马蜂窝，呜，跑那边了，呜，跑这边了，都不想下河捞螃蟹，就想在麦场上翻筋斗。

割得早的人先把碌碡拽进场，有小孩早早从家里拿了笊篱站在旁边，牛拖拽着碌碡小快步在场上转，不知谁大声喊一句：“牛屙下了。”一群孩子拿着笊篱一起往牛屁股下伸。打麦场上的日子要红火好久，一场接一场打，女人们一簸箕一簸箕把麦粒簸出来，再一簸箕一簸箕装进粮袋里。收罢麦子种豆，锄地，罢了就开始收秋粮了。热闹是一场接一场。

    郭怀把麦子挑回自己的院子，院子就是场，以前的场早就荒草丛生了。

    一个人的四季，一个人的村庄。无边无际的寂静来了，他站着不动，远处蓝天高远，近处青草恣肆，万物都蓄着一腔生命的朝气呀，只有他的胸腔里固执地呼唤着自己陈旧的往事，院子里的猫和狗都睡了。只有郭怀在想着，不离开村庄是因为村庄里曾经有过的那些个好，他舍不得那些个好呀。

（有删改）

凝固的《史记》

徐剑

    大先生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那天，他精神出奇的好，突然撑起羸弱之躯，从病榻上坐起身来，对许广平道：“研墨，我要写信。”

    许广平且喜且忧，说：“先生，还是我来代笔吧。”

    “此信岂可代笔，”大先生摇了摇头，“这是写给静农兄的。”

    何等要事，竟烦大先生病中亲笔？许广平连忙扶先生下床，至书案前，连忙研墨，铺好信笺，惟见大先生落座后挥毫，留下数行力透纸背的鲁体：“南阳画像，倘能得一全份，极望……”

    许广平看后，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此距大先生去世，仅两个月。

    鲁迅何以对南阳汉画情有独钟？我暗自忖度，大先生执拗于斯，决不仅仅是为中国版画谋寻出路，而是重返民族精神源头，寻找一种化繁为简、大拙至美的哲学之境，一股奇崛粗犷、野性灵动的上古气象，一扫文坛萎顿、低迷之风。

    大风起兮，汉魂何在？我们迷失于何处？

    其实，对于汉画的概念与形式，我并不陌生，且被浸淫多年。我创作室有一画师，弃传统勾线之法，挥笔泼墨于宣纸之上，如云，如雾，如潮，如泉，漫漶而不失控，墨浓却有层次，似汉非汉，似唐非唐。我常入其画室，观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但并不妨碍彼在书画市场上大行其道，其亦以中国新汉画开山之人自许，大师性格显露，脾气见长。

    也是这样八十年代的仲夏，吴冠中背着画箧，心事重重，走下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殿，竟无一点留恋。蓦然回首，身后大佛仍是那张并不生动的脸，佛眸半睁，千年一笑，却笑不出一丝一靥的灿烂与大唐气象。吴冠中很失望。身临伊水，遥望秦地，彼不禁想起儿时背过的《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年近六旬的吴冠中正在寻求艺术之旅的盛年变法，可是他寻找了半个多世纪，艺术女神在何处？

    “先生不妨去南阳看看。”龙门石窟博物馆馆长温玉成见吴冠中神情沮丧，建言道。

    “卧龙岗？去看诸葛孔明隆中对？”生性孤高的吴冠中多少有点不屑。

    “南阳有一个中国最早的汉画馆，建于三十年代。堪称汉王朝艺术集大成者，二千多尊石像，非常值得一看。”

    “哦，”吴冠中沉吟着，“在北京有所风闻，有的拓片亦见过，那就走一趟吧。”

    吴冠中背上画箧，登上了洛阳开往南阳的长途班车。

    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师走进南阳盆地，走进汉画馆，亦步入自己的涅槃之旅。

    “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吴冠中流连忘返，击节感叹。南阳汉画馆果然平地吹来一股凌厉的汉风，其艺术魂魄太博大了：既有力拔山河气盖世兮的力量之美、野性之美，更有一种删繁就简、大巧若拙的线条之美，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世相百态，飞鸟禽兽，栩栩如生。

    吴冠中支起画架，就着汉画馆里并不透亮的灯光，如痴如醉地临摹起来。

    乙未年仲夏，前度徐郎今又来。不得不承认，面对汉画像石垒成的大门时，二十年间，从同事积累得来的汉画知识储备，都在那一刻，被彻底颠覆了。大风起兮，一股艺术汉风扑面而来：左门柱上之青龙，右门柱上的白虎，上阙衔着辅首门环的朱雀，仿佛于瞬间御风而起，直上云间，仰天长啸，或藏雷纳电，或云谲波诡，或惊天动地。

    我可以想见鲁迅第一次翻阅南阳汉画拓片时的惊讶神情，我也毫不怀疑吴冠中第一次面对石像涌动于心的巨澜。汉代南阳的帝王将相、汉儒先贤、达官显贵、缵缨之族，用永不风化腐烂的青石，留住了生前骄奢淫逸、繁华一梦、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不朽与记忆。

    而制作者却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民间大工匠，一钎一锤一钻一刻，与太史公一点一划一字一句，异曲同工，风流趋同，而且更有世俗味，烟火气。石像上的故事、人物，仿佛就是凝固的《史记》，不著一字，却尽占风骚。

    西门豹除巫治邺、二桃杀三士、梁女传、鸿门宴等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人物，端详之际，依旧有温度，呼之欲出。然而，南阳汉画馆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有人间烟火气的石雕像，捕鱼、狩猎、田猎、弋射，舞百乐戏、斗鸡、讲学、丧葬出行，以及跳丸吐火、长袖舞、倒立、乐舞、踏鼓舞等，简直就是一部大汉王朝的民俗百科全书，在领略汉代简约粗犷艺术之美时，其服式民俗风情皆巨献于前。

    许多年后，吴冠中仍念念不忘南阳之行：“汉画馆的欢乐让我忘记了龙门的怅惘。”他对这股汉风对自己艺术之旅的冼尘、洗心，感慨万千。吴冠中伫立于东西方艺术的巅峰上，最终蜕变化蝶，南阳汉画馆的轨迹清晰可观。我的同事，自恋为新汉画大家，却反其道行之，终不得开悟。而大先生一生吸吮的是南阳汉画的奇崛与力量，临终之时，摆放在他枕边的竟是那位勇士斗牛伏虎的拓片，他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猛士。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仿佛看到大先生踽踽独行在莽原上，俯瞰乾坤，睥睨凡尘，大声喊道：“谁配做我的敌人？！”

（选自《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有删改）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