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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陈娟
1962年8月，北大学子樊锦诗愿望成真——系里安排她去敦煌实习。这是她第一次去敦煌，一路上都在畅想，想象风度翩翩的常书鸿先生，想象如世外桃源般的敦煌。可一下车就傻了眼，眼前的常先生穿一身洗旧了的“干部服”，一双布鞋，一副眼镜，“一个鼎鼎大名的艺术家怎会这么土！”那里的生活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住破庙泥屋，没电没水，上一个厕所都要跑很远。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洞窟里那些壁画和彩塑。整整一个星期，人称“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带着他们几个北大学生，攀援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樊锦诗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进洞窟时的情景，“洞中的温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地下蔓延上来。然而看着洞窟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我就忘记了寒冷”。那一年，她24岁是一个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遐想的青年学子。
这次实习使她此后的人生都与敦煌连在一起。第二年，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工作。当时的她虽有些不情愿，但真正面临抉择时，樊锦诗又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天真而坚定：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她背起大包，戴着草帽，坐火车、转汽车，历经三天三夜，回到敦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离开。
一晃57年过去， 樊锦诗依然是初到敦煌时的短发，只是青丝变白发。
1958年，她考上北大历史系时，偶然听到学长们讲考古，觉得很神秘、有趣。于是，她就成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
后来，到研究所，樊锦诗牢记历史学家、考古专家苏秉琦、宿白两位老师的嘱托，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她每天睁开眼就往洞窟里钻，跟着先生们爬“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镫子。每次爬她都心惊胆战，在梯子上左摇右晃。
刚到敦煌，一不工作她就胡思乱想，想上海、想北京、想爱人，有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失落感，“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有好几次都想离开”。为了抗拒这个深渊，她学着遗忘，将姐姐送的小镜子藏到行李包中，不再每天照镜子。她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继续睡。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所有的孤独和不快全都忘了。
3年后，考古报告草稿初成，但“文革”来了，研究工作被迫中断。“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副所长，她就开始做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为每一个窟编制一本档案。
20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到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在电脑上给她展示图片。她茅塞顿开：壁画也可以进行数字化保存。此后，敦煌便行走在数字化的道路上。
樊锦诗一生不喜名誉，谈及个人成就，她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她在别人眼里，甚至称得上“抠门”。只要去北京出差，就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连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敦煌研究院是一片灰色平房，两层楼高，孤零零地矗立在戈壁滩上。它与莫高窟隔着一条宕泉河，宕泉河畔有一片墓地，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等莫高窟人。每天下午5时20分，最后一班旅游车载着游客离开莫高窟。除了研究院，方圆20里内就没有人烟了。
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樊锦诗都会从研究院内走去第158窟看一看。第158窟内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的释迦牟尼涅槃像。1200 多年来，始终从容不迫、宁静坦然地面对着朝圣者。一走进这里，她的心就格外宁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敦煌就是我心之归处。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