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它蕴含着文学的真谛。影视剧以直观形象的艺术手段见长，它可以诉诸人们的视听感官，在短时间内形成很大的观众群，文学则把语言作为自己唯一的工具，同时在更高的层面上，语言的新颖独特，准确传神，以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文学创作，丰富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表达的能力。因而，文学大师，一定也是语言大师。作家的词汇量，就像建筑师的材料库，能够娴熟地选择和运用的词汇越多，越能够变化多姿和准确到位地表述出作家想要传达和抒发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出作家对纷纭万状的人性和生活的观察体验的能力。

    自古以来，优秀作家对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都追求不倦。诗歌从四言诗、五言诗到七言诗，从风谣古体到律绝词曲，都是在探索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中完成的。明清以降，小说和戏曲以白话为正体，更是在语言的口语化中寻求内在的精神解放。曹雪芹的《红楼梦》，从诗词歌赋曲诔的经典文体，到灯谜楹联乡谣民谚和打油诗，从庄子、老子的名句隽语到《西厢记》《牡丹亭》的精彩唱词，从通俗易懂的《好了歌》，到刘姥姥的“饭前曲”，不胜枚举，堪称是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大观园”。

    文学文本不同于影视作品的线性时间和一次性完成，它可以打乱时空顺序，突破直观性的生活场景的局限，而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为揭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提供足够的空间，读者也可以打乱文本顺序而反复地玩味作品。文学的强项在于，除了听觉和视觉等有形的感官，它可以诉诸嗅觉、味觉，更可以直指人的心灵，它的大量的“潜台词”，远非影视文本所可比。它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与揭示，远远超越了其他的艺术门类。

    同时，语言可以表达某些抽象的意念，不受画面和声音的制约。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开篇中所写，比大海更广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这种广阔性，超出了具象的边界，而容纳了大量的玄思妙想和激情涌荡，只有用文学的语言才可以捕捉和勾勒它。米兰·昆德拉也曾经说过，当今，在影视和传媒大行其道的时代，小说应该更加自觉地强化其主体意识，让小说所能够发挥其独到的长处，探索人的生存的可能性，在哲学的玄思与人性的探索上花力气开掘深度。我们当下也可以看到，许多后进作家对于人物的精神层面的专注，无论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还是乔叶的《认罪书》，都让我们体会到“心灵拷问”的冷峻严酷，看到文学对人性探索与精神救赎的新收获，也对这些“70后”作家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如果说，情节和故事是小说与影视文本所共有的，那么，心灵的探寻，则是文学得天独厚的禀赋，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缘由。明乎此，坚守文学的底线，追求精神的超越，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吧。

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沈士光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叙事传统主要指相沿成习的故事讲述方式。讲述方式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信息在传播时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一旦按照某种糢式或套路讲述故事成为习惯，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讲述人便会自动沿袭这种习惯。这种“路径依赖”后面的机制并不复杂，以故事中主要行动的重复次数为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备三顾茅庐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都是“以三为废”，二打或四打白骨精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对国人来说还是“三”打白骨精更符合预期和习惯。

    叙事即叙述事件，而事件又是由行动构成。如果说中国的讲述方式比较强调时间中的行动，那么西方的讲述方式更多关注空间中的行动。中世纪的《十日谈》《堂吉诃德》等离不开四处游侠、上天入地、流浪跋涉；18世纪的鲁滨逊、格列佛等风尘仆仆地到处旅行；19世纪的歌德、雨果等喜欢以闯荡、放逐、游历为主题。讲述方式关乎性格与经历，西方人主要是牧人、猎户、渔夫与海员的后裔，旅途奔波、路上风景及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其叙事更多涉及空间的移动。相比之下，农耕生活导致国人较为留恋土地和家园，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性的骨肉分离，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为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名义上出国到了西天，沿途的风景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

    中国的叙事传统根植于农耕时代，蕴藏着大智慧。中国故事关乎“中国”，不独《三国演义》，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故事，只要涉及分合话题，都在讲述“合”是长久“分”为短暂，“合”是正道“分”为歧途，“合”是福祉“分”为祸殃。中华民族用故事把国人紧密地“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的网络之中”。家国团圆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而历史上许多民族一度以自己为主导发展成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分裂。

    全球化时代的国人必须学会并追应与更多的陌生人和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根植于农耕时代的叙事传统亟待改变。以标志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历届获奖的长篇小说甚少涉及国门之外的事物，作家们更多描绘的还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这样的生产状况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温饱无虞的国人已开始向往远方和异域。“诗与远方”成了互联网上的高频词，许多人都在谈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在社会变革日益加速的当下，我们的文学不能无视这一现实，摆在当代作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讲述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一方面要摒弃“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的心理，另一方面要更多讲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故事。讲好时代变局中的中国故事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摘编自傅修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

    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不仅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基本物质保障，而且也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重要环境。人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家庭的幸福。因此，家庭是生命的摇篮、情感的港湾、文明的载体。中华文化强调人伦之道，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夫勤妇俭等，这些家庭伦理道德对维护家庭关系、家庭模式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所谓“肥”，即健康、和谐、融洽之意。在我国先贤看来，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责任，所有角色互相配合才能成为团结协作的整体。当然，家庭之中难免有矛盾，这就需要协调。协调得好，大家都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发展事业、发家致富，培养子女健康成长，这就是“家和万事兴”。

    家庭关系的重要协调和保障机制之一是孝道。“百善孝为先”，孝道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得到普遍奉行。由孝道形成的浓厚的家族亲情，对家庭稳定乃至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把“孝”的准则诉诸报恩的情理。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懂得报恩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必备品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华文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像宗教那样通过教堂而主要通过家庭来培育这种品质。“立爱自亲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强调从报父母养育之恩开始，再推广到报师长教导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亲情之爱犹如投进湖里的石子，荡开的层层涟漪由近及远。传统的孝道还要求子孙继承祖辈的志向、理想及其崇高事业，弘扬祖辈进取的精神和坚忍的意志。这是家族乃至民族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重要精神纽带。

家庭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协调和保障机制是夫妇之道。夫妇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对待另一方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准。历史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在汉唐时并不明显，宋朝以后比较严重，这当然是需要批判的。但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有许多忠于爱情、富不易妻的真君子。如东汉时期的宋弘，不娶皇族之女，不休患难之妻，“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成为千古佳话。汉代隐士梁鸿与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更是脍炙人人口。这些事例对今天的中国人仍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没有稳定、和谐的夫妇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定、和谐的家庭。对传统夫妇之道进行合理扬弃，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郭齐家《家和万事兴》）

人的觉醒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和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魏晋诗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内容也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它们承受着不同的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唐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学术深度。《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间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有网友发帖，直指西安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阅览室上演“空城计”，培训班“抢地盘”，三年没有任命馆长，甚至利用场地进行收费培训等。

    全国的市级图书馆中遭遇类似尴尬的，并非西安图书馆一家。当下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数字阅读、网络阅读方兴未艾，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渐失去吸引力，“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或多或少存在人浮于事、功能单一、馆藏陈旧、效率低下等问题，可谓充满内忧外患。

    面临着困境，许多市级图书馆开始寻求突围之道。许多图书馆开始不仅在提高藏书质量、提供信息共享方面做出努力，而且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的介入也日益紧密。

（摘编自2010年11月4日“人民网”《网络调查图书馆生存状况：陷入转型之困》）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

材料三：

    社区图书馆覆盖率达90%，部分却“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

    记者来到成都市岳府社区，一位工作人员打开了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贴墙放着两排书，多半是历史、养生类等。空间逼仄，环境脏乱，根本无法坐下来看书。“图书室主要针对社区成年人，但很少有人来借书。”

    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刘晓清认为：长久以来，社区图书馆缺乏主动宣传的意识；政府的鼓励与扶持未能形成长期的制度保障，一些社区图书馆也因此无力自我更新和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影响了社区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流于“阅览室”的浅层职能；图书馆的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居民的阅读意识也需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业务还相对单一，很多社区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书籍借还这一项业务上。

    社区图书馆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端神经，如果仅靠自给自足，显然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需求。从2003年起，在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推动下，一张囊括市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大网”逐步建立。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3天内到达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馆。

(摘编自《社区图书馆可别成摆设》，原载2013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几年前，李岩为追求理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了自己的私人社区图书馆——“第二书房”。今年7月，第二书房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阅读示范社区”。

    “能支撑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做下去？”李岩一直在问自己。他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复制模式，“只有连锁，才能活下去。”“第二书房”目前的运营方式是会员制，888元/半年。“如今已有100 多位会员，这是目前书房唯一的收入。”很明显在房租达到5万元/月的橡树湾社区，会费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除了房租，还有购书经费和员工工资在等待着李岩解决。

    对于私人图书馆遭遇的系列难题，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平教授认为，从政府层面，应该对私人图书馆实行宏观管理、政策支持，发放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实行减免税收的政策。

(摘编自《私人图书馆成长多烦恼》，原载2013年12月16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