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实践证明，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如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揭示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性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性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性格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恶，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索，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些杂多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践，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理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团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为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义亦为的恶。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昨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者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减）

    当前，中国诗歌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导致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

    好诗歌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

（节选自郭国昌《诗歌价值如何认定》

艺术与游戏

朱光潜

    ①欣赏和创造的距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远。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比如说姜白石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含有一个受情感饱和的意境。我在读这句词时，要凭想象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我在见到他的意境一刹那中，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②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

    ③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④骑马的游戏是很普遍的，我们就把它做例来说。儿童在玩骑马的把戏时，他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这么一段话说出来：“父亲天天骑马在街上走，看他是多么好玩！多么有趣！我们也骑来试试看。他的那匹大马自然不让我们骑。小弟弟，你弯下腰来，让我骑！特！特！走快些！你没有气力了吗了？我去换一匹马罢。”于是厨房里的竹帚夹在胯下又变成一匹马了。

    ⑤从这个普遍的游戏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游戏和艺术的类似点。

    ⑥首先，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了骑马的游戏。

    ⑦其次，我们成人把人和物的界线分得很清楚，把想象的和实在的分得很清楚。在儿童心中这种分别是很模糊的。他把物视同自己一样，以为它们也有生命，也能痛能痒。他拿竹带当马骑时，你如果在竹帚上扯去一条竹枝，那就是在他的马身上批去一根毛，在骂你一场之后，他还要向竹帚说几句温言好语。人越老就越不能起移情作用，我和物的距离就日见其大，实在的和想象的隔阂就日见其深，于是这个世界也就越没有趣味了。

    ⑧然后，骑竹马的小孩子一方面觉得骑马的有趣，一方面又苦于骑马的不可能，骑马的游戏是他弥补现实缺陷的一种方法。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僵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⑨儿童在游戏时就是艺术家。一般艺术家都是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家虽然“不失其赤子之心”，但是他究竟是“大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游戏究竟只是雏形的艺术而不就是艺术。儿童在游戏时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旁观者的同情和赞赏。艺术的创造则必有欣赏者。艺术不像克罗齐派美学家所说的，只达到“表现”就可以了事，它还要能“传达”。游戏只是逢场作戏，比如儿童堆砂为屋，还未堆成，即已推倒，既已尽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常加珍护，像慈母待婴儿般。他们自己知道珍贵美的形象，也希望旁人能同样地珍贵它。他自己见到一种精灵，并且想使这种精灵在人间永存不朽。他第一要研究借以传达的媒介，第二要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的形式。比如说做诗文，语言就是媒介。这种媒介要恰能传出情思，不可任意乱用。儿童在游戏时对于所用的媒介决不这样谨慎选择。倘若画家意在马而画一个竹帚出来，谁人能了解他的原章呢？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恰能融合一气，这种融合就是美。

    ⑩总而言之，艺术虽伏根于游戏本能：但它逐渐发展到现在，也已经在游戏前面走得很远，令游戏望尘莫及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材料一：

    荒漠化是全球生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为了“治病”，联合国大会于1994年通过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5年，联合国又确立了一个“世界日标”：到2030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境内有八大沙漠、四大沙地。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后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全国防沙治沙规划》，推行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相继实施了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石漠化综合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对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进行严格保护和集中治理。通过实施重点工程，开展大规模治理，实现了荒漠化扩展态势整体遏制、荒漠化面积持续缩减、荒漠生态功能增强。

    为根治荒漠化这一“地球癌症”，我们开出了“中国药方”；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个“世界日标”，全世界需要继续努力。

（摘编自赵清建《根治地球癌症，中国成就几何》）

材料二：

    荒漠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中国的内蒙古高原，历经30年的探索和努力。终于取得“人进沙退”的胜利，并形成了库布其模式，这一战胜“地球癌症”的良方为全球涉及10多亿人口的荒漠化地区和平、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信心与希望。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阅际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库布其治沙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日前，“库布其30年治沙成果总结暨服务‘一带一路’绿色经济推进会”在京举行。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对亿利库布其治沙30年的实践成果进行总结认定，就库布其治沙对区城环境特别是京津沙尘天气影响进行分析评估。

    到今天，库布其模式已走向浑善达克、乌兰布和、腾格里、塔克拉玛干、青藏高原等中国西部荒漠化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并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更广袤的荒漠化地区带去绿色希望，也带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

（摘编自《亿利库布其治沙30年，为治愈“地球癌症”献良方》）

材料三：

    曾经，沙尘暴是北京主要的天气灾害，是北京人心中的痛。但如今强度和频次都在快速下降，最近的一次对沙尘暴的记忆还停留在两年前。这个已有1600年历史的农耕时代的产物在慢慢消逝，有哪些人在帮助我们忘记这段“天昏地昏”的记忆？

    为了探寻这个秘密，周刊君加入到现代汽车集团“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的媒体志愿者团队中，与来自京津高校的12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和现代汽车集团共同完成2017年的治沙之族。历经8个小时车程，自北京一路向北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

    这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既能看到芳草鲜美、牛羊成群，也能看到赤地千里、满目疮痍。

    这是北京现代汽车集团开展内蒙古治沙工作的第10个年头，再有1年，“内蒙古正蓝旗宝绍岱诺尔盐碱干湖盆治理”项目将圆满完成，与一期查干诺尔项目合计完成约9000万m²的植被种植。

    十年历程，呈现了“荒漠变绿地”的努力和奇迹；任重道远，荒漠化治理之路仍需更多投入与坚持，现代汽车在这条路上踯躅前行，用实际行动兑现“绿色承诺”，还原“环保初心”。

    现代汽车用实践证明，被称为“地球的癌症”的荒漠化，是能够治理的。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的支持下，现代汽车为盐碱干湖盆治理总结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他们用实践证明地球的“癌症”可以治愈》）

材料一：

    2017年2月5日，“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可以满足三个产业相互渗造融合的新动向，是在城乡一体格局下，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

（摘自《现代农业科技》）

材料二：

    自从田园综合体这个词进入国家高层文件以来，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浪潮正在席卷全国。田园综合体不仅成了文化旅游资本的宠儿，也成为中产阶级安放乡愁的载体。在本质上，田园综合体是在乡村发展起来的新范式，是旧乡民、新乡民、新乡贤共同营造的现代田园理想。田园综合体还原了农业的本质，还原了农业的生态循环之美、文化创意之美、休闲体验之美，在此基础上，田园综合体开启了以乡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文化旅游开发新模式。

    田园综合体的内核是乡土经济逻辑，追求的是“农业集群+休闲产业集群”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田园综合体更加符合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说，田园综合体树立了逆城市化的成功范式。

（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材料三：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中面临着文化重塑的过程，任何一个田园综合体的开发者，所面对的风景是田园风景，但是所面对的当地居民可能是被异化的中间人（失去了乡民原本的淳朴，失去了民俗文化的传承，“中间人”既不是纯粹的乡下人，也不是纯粹的城里人）。让中间人重拾自己的民俗文化传承，重新找回田园心性，这是田园综合体能够具备灵魂的关键。

    中产阶级的新田园文化和农民的旧田园文化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建立不依赖于管理运营者，也不依赖于任何商业模式，而是依赖于一种自由和谐的文化开放机制。未来，基于田园综合体，一定会生成一种全新的乡贤文化形态。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四：

    “留住绿水青山，守住淡淡乡愁。”长久在钢筋水泥中生活的都市人大多有一个田园梦，秀美的风光、传统农耕场景，蕴藏着从古至今的乡村美好意蕴。

    浙江省绍兴市漓渚镇素有“国兰祖地、春兰故乡”的美誉，如今正在进行“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试点，其中的案核村是千亩花海的核心区块。“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2018年，棠棣村成功创建为浙江省首批3A级景区村庄。漓渚利用兰花经济、美丽乡村、乡村治理等优势条件，创建生态经营示范项目，“花香漓渚”田园综合体即将美丽绽放。

    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催生着新产业新业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改变着当地及周边乡村的发展格局，一幅推动乡村振兴的美丽色春正在徐徐展开。

（摘编自《钱江晚报》《“田园综合体“载起乡村未米》）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