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跨时空的全球性交流互动不断由经济、科技领域走向政治、文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趋同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决定政治、文化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得消费主义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而通信、交通和网络的超地域性加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融合，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最终走向趋同。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民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同民族和国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决策，并相应实行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基于维护与发展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中，连经济都很难趋同，就更谈不上所谓的文化趋同了。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人民日报》2018年03月14日07版，作者刘焕明，有删改）

书与人的随想

梁衡

    人类社会是连续发展的,我们常将它比作历史长河,而每个人都是其中搭行一段的来客。我们上船之时,前人就将他们的一切发现和创造,浓缩在书本中,作为欢迎我们的礼物,同时也是交班的嘱托。由于有了这根接力魔棒,所以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某一学积几千年而有的成果,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掌握,而腾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新的创造。书籍是我们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桥梁,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拿到的通行证。历愈久,文明积累愈多,人和书的关系就愈紧密。

    书藉是平行于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它不仅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更使人们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作为物质的人,正常人刚生下来是没有任何疾病的,生机虚然,对世界。以后就灾病漸起,有一种病就少一分活动的自由。作为精神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刚降生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于是就识字读书,读一本书就获得一分自由,读的书越多,获得的自由度就越大。哥白尼一生研究日心说,备受教会迫害,到晚年生活困顿,双目失明,举步维艰,但他终于完成了划时代巨著《天体运行》。到去世前一刻,他撲了撲这本刚出版的新书欣然离开了人世。这时,他在天文世界里巳获得了最大自由,而且还使后人也不断分享他的自由。所以一个学者到了晚年,哪怕他是疾病缠身,身体的自由度已极小,精神的自由度却可达到最大,甚至在去世之后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仍然存在。人之初性本愿,只是后来靠读书才解疑释惑,慢慢开启智慧。不读书的人无法理解读书人的幸福,就像足不出户者无法理解环球旅行者或登月人的心情。就像一只不停挖洞的土拨鼠,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吃穿二字。你可以自得其乐,但实际上已比别人少享受了半个世界。既然书总结了人类的切财害,那么读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知识、才能、气质。

    古语言:读书知理。谁掌摄了真理谁就掌握了世界。爱因斯坦在伽利略、牛顿之书的基础上,创立相对论,物理世界一下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穷读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发現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下子就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一个人只有当他偕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时,他才能跳出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像毛泽东当年独上井冈,面对腥风血雨坚信能再造一个新中国,他懂得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个理。像马寅初,敢以一朽老翁面对汹汹批判,而坚持到胜利。他懂得人口科学这个理。他知道即使身不在而理亦存,其身早已置之度外。他们掌握了事物之理,看世界就如庖丁观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是常人之所难及。

    我们作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旅人,上船时既得到过前人的赠礼,就该想到也要为下一班乘客留点东西。如果说读书是一个人有求知心的标志。那么写作就是一个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标志。读书是吸收,是继承;写作是创造,是超越。一个人读懂了世界,吸足了知识,并经过了实践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写出属于他自己而又对世界有用的东西。这样他才真正完咸了继承与超越的交替,才算尽到历史的责任。写作不是抄书,你得把前人之书糅进自己的实践,得出新的思想,这是一种创造。文章也是一面大镜子,验之于作者可知鸢骏。古往今来,凡其人庸庸,其言云云,其政平平者,必无文章。古人云立德立言,人必得有新言汇入历史长河而后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算作他搭乘历史之舟的船票,既然顶了读书人的名,最好就不要做票人。这船票自然也轻重不同,含金量不等,像《资本论》或者《红楼梦》,那是怎样一张沉甸甸的票据啊。不读书恿而可哀;只读书迂而可惜;读而后有作,作而后出新,是大智慧。

（有删改）

    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②与西方古希腊文明起源相比，东方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5000多年前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的氏族组织；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权利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西周时期的敬天、孝祖、保民这些中华文明的理论基石，也是探索中国儒学来源的重要方面。古人称此为“天人之际”，即把握天道与人道这个主题，强调二者的协调和谐，突出“人”的地位、责任与社会化的特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等问题。儒学最早提出君子“人格”概念，后来演变为“国格”观念，以及提倡敬老、养老、救济孤独残疾等美德，这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认为，对儒学的研究，可称之为“人学”。我个人也持此观点。

    ③就儒学来说，孔子首先强调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的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当“道”与个人生命相冲突，君子应牺牲个人，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所以有高尚理想，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就是孔子的“人学”思想，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理想，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④这种使命感在儒学思想体系中被称为“正气”“操守”。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君子要有“浩然之气”，这是集合了正义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它的推动下，君子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战国末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称此为“德操”，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总之，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准就在于有没有德操：道德是第一位的。

    ⑤在孔子看来，人对理想的追求，人的道德情操是要靠后天学习，并加以培养。所以他特别关心教育。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孟子是“教育”一词的创造者，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曾尝试整合地域文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书同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得以实现。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执政时期，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国家的统一称为重要的问题。统一要有理论支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其中“大一统”思想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开始确立儒学在诸子学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当中国历史到东汉元帝时，即公元100年左右，儒学以“三纲五常”为主线，展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质。这个时期的儒学已不完全同于春秋末期孔子关于儒学的论述。

（选自张岂之《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删改）

材料一：

鸟类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鸟类资源可以造福生活在其活动范围内的人类和生态系统。迁徙鸟类是地球上最具流动性的生物类群之一，借助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鸟类极大地影响了迁徙途中相关联的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基于一年当中利用不同区域栖息地的需求，鸟类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生态系统间进行迁徙，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鸟类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且低风险的生活环境，因此鸟类被视为对栖息地质量和变化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依据《湿地公约》当湿地承载的水鸟数量高于某一阈值时，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规定将水鸟和湿地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了保护鸟类栖息地就是保护鸟类的思想。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全球迁徙鸟类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水鸟数量下降尤为严重。

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文和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淡水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2%，但是储存了几乎所有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冰川和地下水除外），同时还支持了世界上超过40%的物种的生存，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全球已经丧失了50%以上的湿地。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了水鸟数量锐减，开展水鸟和湿地的监测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笔者团队绘制了水鸟全年利用湿地的热点图，从中可以看出，迁徙水鸟在年周期中长时间利用的湿地高度集中，开且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的洪泛平原。过徙水鸟集中越冬和停歇的湿地面积之和不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5%，却在非繁殖季节承载着亚洲20多个国家的水鸟。其中，长江中下游湿地已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鸟越冬区域，鄱阳湖承载了长江湿地约30%～50%的鸟类，因此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湿地。

湿地围垦和水坝建设等大型工程，会改变湿地的面积、地形地貌和涨落区面积等，对湿地功能和迁徙水鸟生存威胁很大。

1978—2008年，中国湿地总面积下降了33%。围垦和修建大坝等人类活动是过去60年长江流域迁徙水鸟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1950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1000多个湖泊消失。

（摘编自曹垒、孟凡娟、赵青山《保护湿地，让水鸟不再“无家可归”》）

材料二：

人类活动对湿地退化消失具有强烈影响，负“直接责任”，比如开垦湿地、破坏植被、水污染等等，其中过度开垦湿地是中国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自然演变对湿地的影响相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缓慢持久的，负“间接责任”。但是自然过程很难逆转，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弥补。

以沿海湿地为例，有专业研究人员发现，在全球范围内，1999年至2019年期间沿海湿地（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潮滩）损失达13700平方公里，新增加的沿海湿地面积为9700平方公里，最终20年间沿海湿地净损失达4000平方公里。这些变化中27%与转为农业用地等人类的直接活动有关，还有人类对河流集水区的影响、海岸带的广泛开发等，其他变化则主要归因于自然驱动因素，如自然海岸变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等。

气候变化对湿地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全球变暖主要通过水源补给方式和水文过程影响湿地的分布和生态功能。同时，气候变化通过对大气降水和陆面蒸散等环节的影响，间接影响湿地水位、面积等水文特征；区域性降雨和径流的变化会影响湿地蓄水量的季节性变化。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给滨海湿地带来极大冲击和变化，许多滩地、红树林和沼泽在海浪的不断水淹和冲蚀中逐渐消失。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是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吸收海浪的冲击力，降低海浪、风暴潮和海啸的强度，减轻极端天气对海岸带的破坏。但根据预测，到21世纪80年代，仅海平面上升就将使全球22%的盐沼和红树林丧失。许多红树林和盐沼植物群落是水鸟和湿地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这些生物的生存也将同样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湿地既是水源，又可滞洪、净化水源和空气，同时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被冠以“绿色水库”“生物贮水库”“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等多种称呼。

湿地退化将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或丧失。因围垦、泥沙淤积和开垦，湿地、沼泽的草根层和泥炭层蓄水、防洪能力下降，水资源紧缺和洪涝等问题加剧。

湿地水质被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许多河段和湖泊丧失使用功能，影响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

湿地植被的破坏还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土地肥力、生产力下降，湿地生物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

湿地的破坏和退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泥炭地。据计算，泥炭地占地球表面积的3%，却储存着地球30%的碳，是全球森林总碳储量的两倍。当泥炭地沼泽森林和土壤被抽干、焚烧、开采和过度放牧，贮藏的碳就会被排放到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进程。

（摘编自中国气象数据《进退之间，湿地退化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