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把“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他认为，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曰：“为乐非也。”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节选自《华夏文明》，有删节）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而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基础。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嵇康的行刑前索奏《广陵散》，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安道等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的颠覆，是个人的独立存在性的反映。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时期也是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士人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转向生活的诗性追求。于是，诗和酒成了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两个核心内容。诗自不待言，魏晋名士从群体到个人生活都极尽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诗；酒则从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体悟人生的真谛，获得了特殊的社会意味。魏晋名士群体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曹丕与建安七子宴游唱酬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优游畅饮，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无不是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个人诗意化的典型也不乏其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固是千古美谈，即使是终身留连仕途的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也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魏晋风度在死亡阴影里也显出了诗意的美丽和悲怆。可贵的是魏晋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并不只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他们的诗意能落实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陶渊明笔下的草屋、桃李、鸡鸣、狗吠等日常事物融注了冲淡的诗意，即使是艰苦的农耕生活，也有“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蕴涵其中，他在晚年衣食堪虞的时候，诗、酒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风度的诗性是既空灵又沉重的，谓它空灵是魏晋士人的潇洒通脱，所谓沉重则是指士人任诞简傲行为的背后是对人生的理性思索。阮籍大醉六十日、率意独驾看似通脱的行为，其实是人生无路可走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渲泄。陶渊明的田园诗尽管静穆安闲，但从他三仕三隐的反复中仍可窥见他归隐也有不能忘怀现实的一面，他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来表达对宦途的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选自《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有删改）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今生与后世和前世的关系，以及家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本根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陈秉公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并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朝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l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文以载道，艺以修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艺从来都不是仅供消遣娱乐的小事，而是关乎移风易俗、修齐治平的大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担负时代重任，回应时代需求，以德艺双馨为价值目标，努力让自己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广受观众喜爱、留下长久印记的精品佳作，他们中很多人因其艺术创造和良好口碑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但一段时间以来，少数演艺人员无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浮躁攀比、热衷于炒作丑闻甚至身涉违法犯罪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若任由这些失德失信、违规违法行为大行其道，将会使演艺界有道德滑坡之风险，也将危害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光环越大，责任越重。作为面向大众、影响广泛的特殊行业，演艺人员应有志于彰显主流价值，弘扬社会正气，树立正能量标杆。总书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实际上为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如何处理好“德与艺”“义与利”上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要始终把道义与责任放在首位，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堂堂正正的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那些有严重失德失信行为的演艺人员，需要接受行业组织制定的、与其言行严重程度相应的、有足够约束力的处罚；违反法律的，要接受法律的裁决，不能让有法律和道德污点的艺人从其失德失信、违法违规的错误行为中出名获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诚信建设和道德建设。2018年5月7日，党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要强化体育、演艺、网络等领域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做遵纪守法、崇德向善的典范。

    文化是制度之本、道德之源。“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文明历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康续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丰厚滋养。在演艺界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演艺人员的道德素质，使爱国敬业、诚信守法等观念扎根人心，加快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推动文艺工作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文化保障。

（摘编自《加强演艺界道德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