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善与恶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的是，现代科学家以四个世纪谨慎的工作，使我们对宇宙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其美丽与壮观程度（对那些不辞劳苦去看的人来说），大大超过了所有人类艺术家所有作品的总和；或就此而言，甚至远远超出了神话作者的一切想象。

    此外，在现代化技术出现之前的岁月里，人类智慧与艺术的精华实际上被少数贵族和富人垄断。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提供了丰富廉价的读物；也正是现代科学技术，才使艺术、音乐、文学向全体人民开放，甚至把人类心灵的奇迹带给了最卑贱的人们。

    然而，科学技术不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不良的副作用吗——从核战争的危险，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早期摇滚乐的噪声污染？

    是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项技术进步，无论多原始，都随之带来了某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石刃斧头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食物，但它也使战争变得更加致命；火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光明、温暖、更多更好的食物，但它也增加了纵火失火的危险性；语言的产生造就了人类，但它同时也造就了说谎者。如此等等，无一例外。

    然而，善恶的选择却在于人——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Ascanio Sobrero）第一个制成了硝化甘油。他加热了一滴硝化甘油，结果迸溅一地。索布雷罗惶恐地意识到了它用于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立即停止了这个方向的一切研究工作。这当然无济于事。别人把这项工作接着做了下去，不到半个世纪，硝化甘油连同其他高级炸药都用到了战争中。

    难道这就使高级炸药一无是处了吗？1866年，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学会了如何把硝化甘油同硅藻土混起来制成一种混合物，使用起来十分安全，他称之为“达纳炸药”。有了达纳炸药，开采土石方的进度远远超出了以往全部历史时期镐刨锹铲的成效，而且不再需要残酷地强迫劳工出苦力。

    正是达纳炸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为修建铁路铺平了道路；也正是达纳炸药，帮人们建筑了水坝、地铁、地基、桥梁，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建筑物。

    归根结底，用炸药搞建设还是用炸药搞破坏，选择权在于人。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么，错误并不在炸药，而在于人的愚蠢。当然你也可以认为，炸药能提供的一切好处都抵不上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你还可以认为，人没有扬善避恶的能力，所以，为了这一群傻瓜，必须将炸药全盘否定。

    针对这种情况，让我们回想一下医学的进步。它始于1798年詹纳（Jenner）推行接种疫苗，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阐明了细菌致病学说。医学进步将人类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这是它有益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人口激增，这是它有害的一面。

    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医学进步。即使当今有那么多人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种种危险而担忧，我也几乎没听到任何声音，抗议对关节炎、循环系统疾病、先天性缺陷以及癌症的病因与治疗方法的研究。

    然而，人口激增是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危险。假如人口激增继续得不到控制，即使我们避免了核战争，消除了污染，学会了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进步，那么，我们还是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人类的“愚行”当中，最愚蠢的莫过于使死亡率降低的速度快于出生率降低的速度。

    据此，有谁会赞成废弃医学进步，重新回到高死亡率？有谁会在“拥护传染病”的旗帜下前进？

节选自《宇宙秘密》，艾萨克·阿西莫夫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也称为未明言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表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

    波兰尼提醒我们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述，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地不能言说。波兰尼绝不只限于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他更主张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隐性知识以个体内在携带的“意会模型”为中心，这些意会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隐性知识也包含一些技术因素，包括具体的技能和专门技术以及来源于实践的经验。

    野中郁次郎也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内容有十分特殊的含义。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手工匠掌握的特殊技艺）。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的，野中郁次郎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与波兰尼有所不同。野中郁次郎使用隐性知识一词代表的是难于表达的特殊知识，而波兰尼所指的隐性知识是指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也即一切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野中郁次郎与波兰尼的观点也有差异。有学者说，在野中都次郎看来，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在波兰尼看来，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那么逍遥是否就是超越小知小年，突破限制？庄子在《齐物论》篇中又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似乎又要反对执著追求大知大年了，然则我们应如何了解庄子的意思？

    “逍遥”，自然是指对任何依待与条件的超越和破除。然而这理解只是初步的。从客观的现实世界来看，任何事情都必然是已被置于因果网络之中。而所有现实存雀又皆有其实际条件之依待，有果必有所依之因。要说有待，一切事物都是有待的，就算列子御风亦有待于风。那么，庄子所讲的破除依待是如何可能的？郭象《庄子注》认为，逍遥之义必须从圣人的修养境界上立言。逍遥所描述的是心灵观照宇宙万物的境界，而非对客观外在世界的经验描述。放在境界上讲，则“一逍遥一切逍遥”，宇宙万物从逍遥境界观照而言都自尔而独化，自生自在。这种观照的境界，乃一艺术境界，而非道德修养境界。

    这种境界即道家无己、无功、无名的“去碍”，从而达致庄子所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一种含生抱朴、各适其性、天机自张的道家之境。所以，从无待逍遥而言，则大鹏小鸟皆同。郭象说：“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然而这里或会产生一个问题：反观《逍遥游》的文本里，庄子似乎有意抬高大鹏列子彭祖大椿，而贬低斥鹞宋荣朝茵蟪蛄，即庄子所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岂不是与郭注“各适自性，逍遥一也”的说法矛盾吗？

    郭象认为，这当中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透露了庄子的精义。因为在庄子那里，所谓大小、长短、夭寿、高下之差乃是由于对待比较而成，是我们成心的知见。正是由于出自比较，则小年固然不及大年，然而大年却永远可以有一“更大之年”去与它相比，则大年亦成小年了。可见落在对待关系之中，有待是必然的，永远无法逍遥。我们必须平齐是非，抛却时待，正如《齐物论》中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既然“莫寿于殇子”，则如何“小年不及大年”？可见《逍遥游》中的讲法不可执实。其实，逍遥若是一精神境界，则无论是彭祖还是蟪蛄皆可逍遥，端视其有否为物所累而已。我们要明白“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说所透露的超越自身限制的意思，却不应执实于此。

    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圣人……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真正的圣人，“出世”而未尝不“入世”，“入世”又未尝不“出世”。所以郭象认为尧才是真正的逍遥，正因为他不似许由自限于深山之中，与俗情世界对立为二。相反，尧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无为而治天下，不以柱梏为桎梏——连桎梏之为桎梏也被超越了，便做到真正的无待，真正的逍遥。

（有删改）

怀念陆蠡

    陆蠡因为留下了《海星》《竹刀》《囚绿记》三本散文集，翻译了不少外国书籍，而被誉为“绝代散文家”。他更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芦沟桥事变第二年，陆蠡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坚持斗争，出版了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抗日书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1942年4月13日，上海中央巡捕房和法租界巡捕房联合派人到出版社，拿着陆蠡的照片，指名要抓人。这时陆蠡恰好外出，巡捕们便入内翻箱倒柜大搜查，最后带走了两个人和部分书籍。陆蠡回来后，为了营救被抓走的两位同事，找巡捕房交涉，当即被拘捕，不久转到日本宪兵队。在日本人面前，陆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据说，有一次日本人提审陆蠡：“你爱不爱国？”陆蠡坦然回答：“爱国。”又问：“你赞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汪精卫伪政府)？”他毅然回答：“不赞成!”再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答道：“绝对不能征服!”一字一句，气壮山河。

    后来，陆蠡没有了音讯。他的亲友四处寻找，多方营救，终属徒然，他就这样在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杰出的天台人。但陆蠡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业绩，不会因时间而消逝。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陆蠡，重新认识他那带着浓郁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和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

    据说，陆蠡从小便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聪慧，有神童之称。7岁时，县知事到学堂视察，命陆蠡作文，他面无难色，略作思索，便提笔成文。知事阅后，大为赞赏，当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所有银元，奖励陆蠡，一时传为佳话。后来知事升至台州府任职，便向陆蠡父亲提出带陆蠡到台州府读书。陆蠡12岁时，又由耶稣堂一位姓邵的先生带到杭州教会学堂惠兰中学补习英语。第二年，跨越初中，直接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从此，陆蠡从平桥小镇走向外面的世界。以后，陆蠡相继进入杭州之江大学、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完成学业后先后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上海南翔立迭学园、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后来再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在走南闯北的二十多年里，陆蠡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表达了他向往光明、追求快乐的美好理想。在三十年代的散文家中，陆蠡的散文最是奇丽明朗，清新可诵。他的散文有许多写到故乡的山水，是天台山的神秀山水给了他聪慧和灵气。故乡的山水、重年的回忆，一直是他创作的源泉。写到故乡，陆蠡的笔端总是满蘸着深情。

    陆蠡是一个地道的天台山人，他的血脉中涌动着天台山人特有的激情，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中，更体现在他的为人品格上。忠诚善良，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不趋时媚俗，有一副热心肠，为朋友可以赴汤蹈火。天台人所应有的优点，在陆蠡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时，陆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知默默耕耘。但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即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诗人柯灵说：“他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门劳作，殷勤地献与世人。他是淳朴的，一个地道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能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他失踪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许多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人，一直不停地写纪念文章，最为敬仰、最为赞道的是他的崇高心灵和无私品格。巴金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认识不少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他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可能在巴金先生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献给过第二个人了。

    陆蠡虽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但他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天台人，他以自己34岁的生命在天地间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我们的时代需要陆蠡的精神，需要陆蠡那样的硬气和实干，需要那种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的信念。陆蠡的精神和他留下的绝妙文章，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与陆蠡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相比，我们对他了解得太少，宣传得太少，研究得太少。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应该由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文章有删改）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庞朴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特质在于“忧患意识”；另一位学者声言，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

忧乐这两种精神，有时分别统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如西汉的雄浑与魏晋的清远。有时又常常分别代表着不同人士的神韵情采，如杜甫的沉郁与李白的飘逸。甚至同一个人，在一个时期里会意气风发，受“忧”的精神鼓舞，“猛志固常在”；到另一个时期里又超然物外，本“乐”的精神为怀，“悠然见南山”。以上种种忧乐杂陈的状况，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完整的性格，相反它们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这两种精神的理想地结合，便构成了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入浅出的，大概要推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第一句“发愤忘食”是忧，第二句“乐以忘忧”是乐，第三句有从忘食忘忧而到达忘我的意思，便又无忧无乐可言，世界同一而无特定情感了。

    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因为他能以天下为己任；称伯夷为“圣之清者”，因为他洁身自好；称柳下惠为“圣之和者”，因为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三人都不及孔子集三人之大成，成为“圣之时者”。所谓“时”，是进退、出处、远近、迟速，都能因其所宜而为之，这是统摄忧乐而又超越忧乐的境界。

    在庄子谈到人格类型时，我们也看到了任、清、和、时的影子。在《应帝王》篇中，有一位壶子，能显四种相，其一是“地文”，相当于孟子的“圣之清”；其次是“天壤”，相当于“圣之任”；再次是“太冲莫胜”，相当于“圣之和”；最后也是最高的相叫“未始出吾宗”，相当于“圣之时”。

    佛学有所谓四门诀——无门、有门、亦有亦无门、非有非无门，与孟子的四圣、庄子的四相，完全是一个套路。这一切又都可以化约为忧和乐，归之于忧乐的圆融。

    圆融既被推为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人格的最高境界，恰好成了检验他们的学说能否贯彻到底和考验他们的人格能否臻于至上的试金之石。所以，他们走了“仇必和而解”的光明大道，互相圆融起来建成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圆融也成为一种优势，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

    这个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变异，呈现为不同的时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变化是不大的。时至今日，它正迎接着新的挑战。

    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

（选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有删改）

    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

    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