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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真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2019年高考语文真题试卷(全国Ⅱ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物情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跃,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体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轮渡复七律直言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杜甫有一种难得的健全才性,能兼容感性与理性,对事物进行综合全面的把握。 B . 从杜甫论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都有正面评价。 C . 杜甫的诗歌涵括范围非常广泛,善于以变化的笔触,表现社会生活和人情物态。 D . 对于天宝年间的乱离,杜甫在诗中既有主观感情的投入,又有客观视角的关照。多情的投入,又有客观视角的观照。
    【答案】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文章用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论证健全才性是杜甫取得集大成成就的重要因素。 B . 文章从体式风格和内容两方面,来论证杜甫诗歌创作的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 C . 文章在论证诗人对待悲苦的态度时,将杜甫和陶渊明、屈原等诗人作了对比。 D . 文章论证了杜甫所以对时代苦难有担荷力量,是因为他广泛汲取了前人传统。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正确的一项是(    )
    A . 杜甫之前的诗人,或以感性见长,或以理性见长,至杜甫方能二者兼备。 B . 杜甫勇于尝试各种诗体,在七言律诗上谨守传统,在五言古诗上则作出革新。 C . 对逃避、被击败与正面担荷这三种回应危机方式,作者在情感态度上一视同仁。 D . 杜甫诗歌震撼人心的力量,部分来自严肃与幽默之间、担荷与欣赏之间的平衡。
    【答案】
    【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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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文艺批评是整个文化生态中重要的一环,是富于智慧的人们对于文艺现象的评说与解释,批评言说的必要,在一个文艺蓬勃发展的年代里显得尤其突出,这是出于精神创作生产规律的一种必然需求——一切来源于人类精神创造的自觉冲动,因为,只有精神创造能够使人类更加明白自身的使命与高贵,知道这个世界的无限丰富多彩及浩瀚可靠。正是文艺批评,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与作家艺术家们精神创造的努力同行,以自己的见识、智慧、力量,含蕴历史烟云、揭示人类内心,见证时代进步的一些关键时刻,助益于人性进步。但要意识到,批评很可能是一种最讲究发现的艺术,优秀批评家须像法国作家法郎士指出的那样,延伸各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不落后于时代与艺术,从而让自己的言说经得起时间考验。

        文艺评论之为探险,其中一个题中之义,是要找寻有益的价值。文艺创作作为饱含价值取向的精神劳动,是由艺术地反映生活,审美化地评判生活来实现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价值裁定和是非观的文艺作品,正如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话语一样。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过,真正的批评“应当像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又向读者指出应当赞美和不应当赞美的地方”,文艺评论要增强价值评判意识,是由其言说的理性、引领性所决定的,批评主体按照一定的理论主张和标准,对文本和文艺现象进行分析、鉴别、阐释、判断,从而作用于文艺现实,通过理性评判,对作品和文艺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对其文本意义进行适当的价值裁定,表达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才能完成文艺评论的使命。

        人们需要文艺批评,很大程度上在于希望看到文艺评论对文艺现象、思潮、作品的理性评判和估价。没有价值判断的文艺批评会使言说陷于无灵魂、琐碎与苍白。鲜明的价值立场能够点亮文化言说。目前在文艺评论实践中,那种将艺术言说蜕变为细致解读的批发所、华丽辞藻集散地的情况是普遍的,在涉及价值评判的问题上变得言不由衷和不及物,是文艺评论的一大弊端。有位法国学者说过,批评是一种老得最快的东西,对抗时光的磨损,要积极弘扬在变当中其实永远不变的那些价值,以热情批评的真诚和人性体温,匡正创作风气,提振诗性精神。

        增强价值彰显意识,要加强文艺批评价值、评判标准建设,缓解文艺批评的文化、理论与精神价值的资源短缺紧缺状况。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的精神,坚守主流价值,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开展文艺批评。要积极吸收古代文论的有益资源,以作为文艺鉴赏、评论重要尺度、依据和标准,鲜明体现中国人的善恶美丑观、义利观、责任观,体现中国文化的爱憎与是非观,发挥先进价值观引导文化思潮的作用。

    (节选自梁鸿鹰《批判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2014年7月22日《中国文化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整齐的步调、集中的意志。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①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摘编自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

    [注]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境与象

    袁行霈

        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但是,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文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情景交融,这四个字本没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用滥了,反给人以肤浅的感觉。我所说的“主观情意”,不只是“情”,而是包括了思想、感情、志趣、个性等许多因素、所以我有时索性用叫情志”这个提法。我所谓“物境”也不等于“景”,“景”只是“物境”的一种,这是常识,无须赘言。至于意境相加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任何一部辞典,也不会把“文融”解释为“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这里还有一个境和象的关系问题。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然而,只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作概念的演绎),联系自己欣赏诗歌的心理活动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境和象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对刘禹锡这句话的发挥也未必符合他的原意。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延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木,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

        可是,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由象到境,犹如从地面飞升到天空;人站在地上,被周围的东西包围着、壅塞着,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景物。一旦翱翔于广袤的天空,就能看到超越于具体景物的一片气象。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善于读诗和鉴赏诗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读诗进入意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好像长上了翅膀,自由地飞翔于一个超越时空的无涯无涘的世界之中。

        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是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足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干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  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选自《学术丈化随笔·诗学篇一一意与境》,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

    贾梦雨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

        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充斥着扭曲。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到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选自《新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汉代人建构起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图式,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人与自然,在冯先生眼中,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但对于汉代的科学观,冯先生并非完全认可,原因在于这种科学观具有神秘主义成分。

        先生认识到,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而是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神秘性表现为以不可言说的“感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

        汉代人认为“天人感应”中神秘的联系主要源于“同类相动”原则。“类”概念的提出,在冯先生看来,是阴阳五行家实现“天人感应”的关键。自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家便发现“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同类相动”现象。对此冯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他指出“两个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所谓‘同声相应’。这是真实的”。而对于“从山里出来的云彩有草木的形象,从水里出来的云彩有鱼鳞的形象”等观点,他却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这种虚构“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认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也是有意识、意志和目的的”。这在冯先生看来是唯心主义思想。从历史角度看,汉代“天人感应”的科学观虽由先秦阴阳五行说发展而来,但已由先秦的“唯物主义”转为“唯心主义”。

        冯先生指出,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了先秦阴阳五行说的自然主义路径;另一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此说“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精神、意识和道德属性的实体,从道德意义去了解阴阳五行相互作用的法则,把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看成一种精神性的‘感应’或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世界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汉代人这种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观源于人的主观联想与虚构,并非通过实验获得的确切认知。根据这种虚构的认知来解释和改造人与世界,在冯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学说的神秘性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说汉代的阴阳五行说分为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虽对立,但却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人感应”说的基础,而“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上的世界图式。由此看来,“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汉代科学观基础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

    (摘编自代玉民《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现代文阅读I;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不管是要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还是查明天花板上水印的来由,我们通常都要考察可能的解释。比如说天花板上的水印,是屋顶漏水了?还是管子漏水了?我们可能会这样推理:“这个水印在厨房天花板上,正好是在浴室的下面,所以很可能是管子漏水。”现在到楼上去检查一下,如果发现了漏水的管子,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对于水印的最佳解释是管子漏水,当然,也可能屋顶和管子同时漏水。

    这个简单而实际的例子展示了科学研究的推理过程:提出各种假说,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得出最佳解释。地质学的历史为科学研究如何运用这样的推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
    地球已经有上亿年的历史、大陆在漂移,这些都是非常惊人的发现。它们被接受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要求仔细的观察、改良的技术、大量的集体努力以及在很多学科中共享知识。地质学最近的发展历史就展现了这样的过程。

    1912年,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了板块漂移理论来解释这个明显的事实——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看上去好像很吻合。但是在他之前的理论家,通过观察过去的地图,也推测这些太陆原本是连在一起的。魏格纳对这一理论的补充是,在两个大陆相对应的边缘,岩石的形成和动植物化石都非常相似。因为他不能提出一个解释或者模型来说明像板块这样巨大的东西是如何“漂移”的,他的理论遭到了普遍的拒绝,甚至被嘲笑。虽然他的理论解释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并没有被采信,因为它与当时人们所相信的关于大洋和大陆的物理结构方面的观点不一致。拥有可接受的解释模型是科学断言能被接受的重要标准。

    魏格纳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地质学家哈雷·赫斯复兴。赫斯提出,最近发现洋中脊在延伸,而大陆居于板块之上,因此板块应是由底层的地慢缓慢运动的“环流”所推动的。赫斯也承认,这个理论一开始只是猜想,并且与现有的理论相悖。但它确实是可以从现有知识中推断出来的最合理的理论。

    赫斯的理论为魏格纳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解释,也解释了不断出现的惊人的异常——根据现有理论不能得到满意解释的数据——比如岩石的磁性定向。人们发现,玄武岩(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岩石)包含磁铁矿,而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其行为模式让人感到它像是由小指南针所构成的。在玄武岩温度很高、尚未凝固之前,它们总是指向北极。基于一些尚未被理解的原因,每隔几百万年,北极和南极就调转方向,先前指向北极的指南针,将会在调转之后指向南极。因此,玄武岩中的磁铁矿可以揭示它凝固时极点的位置。

    此外,磁铁矿的定向不仅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当它们凝固的时候,玄武岩越是接近极点,磁铁矿的“指南针”的定向就越垂直,不管是接近北极还是南极,在赫斯发表其学说的那个年代,地磁数据存在异常。大量的地磁数据表明,相较于它们现在的位置,接近于赤道的岩石是在更为接近极点的地方形成的。因为大陆运动的理论尚未被接受,所以对于这些观察缺乏适当的解释。

    不过,赫斯的理论还是展示了一个成功的新理论模型的重要特点:①它应该能对现有信息提供更全面的解释,包含对目前尚不能理解的现象的解释;②它应该能够提出新的、可以被测试的预测。赫斯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点。美国《地质服务》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总结道:“1962年,赫斯明确地意识到仍然缺乏坚实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假说,因此无法说服虽然倾向于接受但是仍然存有怀疑的人。然而一年之后,范恩·马修斯对于海底磁条带的解释,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的海洋勘测,最终提供了证据来证实赫斯关于海底扩张的模型。之后的年代测定研究表明,离洋中脊地壳越远的海底存在的时间就越长,赫斯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最后,更完善的地震数据证实了赫斯的假说。他关于海底扩张以及洋中脊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还应该指出,赫斯的理论不仅符合新的数据,而且还展现了巨大的解释力。板块构造理论对地震、山脉形成以及火山现象都提出了新的解释。这样的理论是富有成果的,即一个理论具有支持很多研究的潜在能力,以及提供大范围内的解释性洞见的能力。

    (摘编自莎伦·白琳等《权衡:批判性思维的探究与应用》,仲海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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