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姓氏文化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龙、茶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系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如“姬”“姜”等，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统治者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分封国的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双料”院士的有性人生

    严东生是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料”资深院士，既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著功绩。

    中学毕业后，大伯希望严东生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而化学，是他最喜欢的学科。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7年北平失陷，正在读大二的严东生由于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得留在北平，转入了燕京大学。在燕大，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在业余爱好上也兴趣相投——经常晚饭后放几段世界名曲，夫妻俩一起欣赏，听完后交流感受，其乐融融。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2014年师母病重入院，那3个多月里，他每天都陪到很晚，被护士催着才回家。那时先生身体还很好，送毛巾、递茶水都不肯让子女和学生帮忙。师母没能出院，她走后，先生便常常发呆。”

    1946年，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毕业后，严东生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薪资优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决定提前回国。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同事们都说，严先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外交家。他直接参与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及《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使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严东生带领团队精心“打造”了很多种现代先进材料。比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心脏”——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

    不止一个学生记得严先生是如何为他争取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又如何千叮万嘱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力。施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严先生反复同他讲，辆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辆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1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他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严东生的言传身教，在一双儿女身上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女儿严燕来，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子严友为，退休前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这一家子有两大共同语言：科学和音乐。他深知科普的重要性，对记者也非常尊重。记者黄辛表示，“科学是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

（有删改）

相关链接：他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为大，个人名利为小”，教诲我们保持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信心。他常说，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李红霞《追忆恩师严东生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材料一：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劳动教育”十年来第一次被写进党代会的报告。

很长一段时期，劳动教育在我们大中小学都“消失”了，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中也不见了。二十大报告中劳动教育的回归，就是要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正确的劳动观，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现在社会上的教育焦虑，如担心孩子上职业学校等问题，根源在于对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的态度出现了认知偏差。

（摘编自朱永新《二十大报告中，有这些关于教育的新提法新要求》）

材料二：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劳动教育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无处不在，这在古诗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古诗词是几千年来历经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是人文教育和语言文字学习的丰富资源。它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古诗词的语言精练，有音韵之美，还因为它承载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任。统编版语文教材大幅增加了古诗文数量，1-6年级共编排了112首古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使孩子在积累语言的同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呢？

首先，学习古诗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我国古代有许多赞美劳动的诗词，这些古代的诗人们对劳动给予了很高的褒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一诗千载流传，它描写具体生动，字字振聋发聩，对后人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它警示我们，一粒米，一口粥，都是通过艰辛的劳动得来的，千万不要浪费粮食。

其次，学习古诗词能对学生热爱劳动以及热爱劳动人民进行积极的情感熏陶。从古至今，劳动养育了一批批中国人，我们通过读古诗词了解当时的劳动现状，让孩子们形成以劳动为荣、以懒惰为耻的品质。抵制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劳而获、奢侈浪费等恶习的影响。我国最早记载劳动的是《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便生动概括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的狩猎场面。他们砍竹、接竹，制作弹弓，捕猎禽兽，通过紧张的劳动获取食物。《诗经》中的《伐檀》，也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诗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写出了奴隶伐檀造车的劳动场景，同时也痛斥了奴隶主的不稼不穑，坐享其成的恶行。《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也描写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这是一幅场面热烈的农耕图。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炉火照天地》，诗中是这样描写冶炼场景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将冶炼的场景描述得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令人振奋，也表现出李太白对劳动人民深深的赞美。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这样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可以看出诗人的劳作之趣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最后，汲取古诗词中的养分能培养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宋代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描述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诗人用清新的笔调描写了夏日农村的劳动场景：男耕女织，日夜操劳，虽然辛苦，却也其乐陶陶。一个“学”字，道出儿童的天真活泼，极富生活情趣，读来意趣横生，给人以极美的艺术享受。让孩子们从古人的生活中感到劳动光荣，体验人对生活的能动创造；感到劳动有趣，去发现大自然对人的贡献；感到劳动快乐，在劳动中发现自我的才能。

希望通过阅读古诗词唤醒孩子对自然、对劳动的热爱之情，让孩子们的双手变得灵巧，智慧得到发展，健康快乐地成长为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摘编自万佳《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