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藏中，传统节日有着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移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形成、发展、兴盛、衰弱以至消失的过程。

    节日就是时间历程的重要节点，它的形成当然是有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之后的事。古人最早产生的时间观念是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由此，开始分为寒暑两季，接着有了四季的划分和最早的节气。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流传至今的节气名称全部是以简洁朴素的词汇感性地描述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古人认识到这些日子是天象气候转变的关键节点，以为这些划分都是神灵的意志使然，便在这些日子施行巫术、占卜，祭拜日月星辰、五谷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健康平安等。每年如此，便形成了在特定时日周期性重复的民俗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节日。月亮的晦朔圆缺之日也让古人感到神秘并加以崇拜，也会产生萌芽状态的节日。这些早期的节日产生于古人以其感性、原始的方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源于古人在特定时日用以解释、控制自然进程的超自然力崇拜。所以说，岁时节日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结果。确定节气之后，又有了年月日的划分，便形成了历法。

    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几千年来已经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故传统节日的保护，有利于保持和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已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也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已成为我国境内四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数量众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其节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被吸收到汉族的节日传统中来。

    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是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同一个日子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异文化环境，一个族群同样的节日习俗就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认同往往比政治的认同更为牢固、更为持久。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

（节选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文艺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回顾一年多来众多文艺作品创作，无论是影视剧、歌曲，还是小说及其它作品，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大圣归来》、《三体》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影视剧如《琅琊榜》、《老炮儿》等，在社会各界也都引起热烈反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百姓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感觉这是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这些好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喜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些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群众，它接地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把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一面充分挖掘和表达出来，祛除了作品的空洞泛化，杜绝了作品的虚构简化，让人民群众亲身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影像，看到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淳朴民风、热情态度、勤劳创造和真实情感，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精神高大的大众群体，寻到了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有一种真切的“获得感”。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首先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渴望。事实上，人民群众不是没有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喜欢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有高度，能够号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悲苦和欢乐的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曾让我们热泪盈眶，当这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来自对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切呼唤。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在上个世纪，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让我们忘怀。我们喜欢作品中的人物，崇尚作品人物的精神品格，因为这部作品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还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最近一个时期被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展现人间正道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向社会不断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润物无声地起到了引领社会新风尚的作用。《老炮儿》之所以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它呼唤的是对“规矩”的回归，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构建诚信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老炮儿》的走红，无疑为构建什么样的诚信社会，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可做的榜样，而且将人人具有的向善天性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在欣赏的同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故而可以说，这种“获得感”的效应和作用，的确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喜欢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喜欢的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真实再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文明之翼也和物质文明翅膀一样硬起来，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因此，作为每一位文艺创作者，都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为人民而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选自《中国文明网》有删改）

激活传统话诗词

周笃文

    中华诗词遗产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我们在以敬慕的心情认真学习的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历史使命感，承担起激活传统的历史责任，使中华诗词在传承中焕发出时代光彩。

    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卷》中主张文学必须开一代之新，续千古之雄风。这对于中华诗词也同样是适用的。任何文化传统都有一个继承、吸收与创新的过程，传统必须吸收时代新元素，加以激活，才能永葆其活力。

    时代的进步是伴随着思想的突破的，新的时代有太多的创造与期许，我们必须直面它，表现它，擂出时代的鼓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创新宇宙的襟抱与整顿乾坤使命感又是何等气壮山河、光耀霄汉了。一样的形式格律，在当代伟人的手中，便有焕然一新、发聋振聩的作用，这就是价值观念创新的结果。

    司空图《诗品》云：“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把诗的语言提高到从生活中采炼金矿的境地。出色的诗人无一不是超级语言大师，传世的名篇大都有惊人之句。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10个字写尽了洞庭的水势与涛声。“蒸”字、“撼”字真是笔雄万夫了。辛稼轩《清平乐》：“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写农家生活，情态活现，“小儿”两句写尽了稚子淘气模样。如此活灵活现的手笔，真是妙夺造化、画工难及之杰作。

    中华诗词的无穷魅力，是同它表现技巧的进步密切相关的。如常说的起承转合的章法，都是深谙此道的经验之谈。

    多转折，是诗文入妙之道。如唐无名氏《醉公子》词：“门外猫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步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犹胜独睡时。”写一个女子等候情郎，由热盼、喜至到失望和自宽自解的心理过程，真是冰火两重天。一句“犹胜独睡时”，写出了几多无奈与爱的极至，可谓化俗为雅的极笔了。

    换位和倒装也是增强表现力与陌生感的重要方法。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意为除夕将晓之时，已经感受到江上的春色。句式之倒装，曲折之涩笔，令读者增反复咀嚼之意致，皆深化诗意的手段。

    意象叠加，是庞德学习中国诗而得出创作妙诀。他提出“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即用纯意象或全意象”。他的定义是：“意象是感性与智性在瞬间的突然结合。”

    形式的通变也是激活传统的手段之一。固然对于精美无比的诗词形式，我们应当以敬畏的心情钻研学习。但并不是说必得固守雷池，不能稍有变化。从中华诗史由四言而五言、七言，乃至歌行古风，足以证明了突破形式的必要性。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战国时代已出现了有封闭结构的市。市的四面有围墙，墙的中间有门，称“市门”，市中有“十”字街连通四面的“市门”，其中以南门最为重要。《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问他“何见于市”，回答说：“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正因为南门最热闹，所以那里就经常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于变法令未下达时，为取信于民，“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这里的南门不是城门，是市门。

西汉时，长安出现了对称的东西两市制度，《汉书·惠帝纪》谓惠帝六年夏六月，“起长安西市”，此时建起西市，说明东市早已建成。这应是市制的进一步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这种两市制度在唐朝的长安还沿用着。《木兰辞》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诗句，似乎北朝时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市。

    据记载，长安的西市由六个市组合而成，东市有三个市。班固《两都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说长安东西两市的九个市各按商品的“货”来区别，又按“里”（每个市以“十”字街为界，划分成四个里）中的“隧”（小路）来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列肆。

    晚唐时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宫市”，《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三年说：“比岁以宦官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韩愈《顺宗实录》评论说：“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是形象描绘“苦宫市也”的诗。所以宫市并非正常的集市交易，而是强权的掠夺。

    市的格局，大约在北宋中期有了变化，开始由封闭式设置逐渐转向以酒楼或茶坊等为中心的新的开放式的街市格局。这种格局在宋人张择端所绘之《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形象的展示。在图中可见沿河多设有酒楼商铺，还有戏台等，商业区已和民居融合为一体，买卖没有了时间上的限制。这种城与市融合的新格局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格局了。

（节选自陈璧耀《说“市”》，《咬文嚼字》2011年第12期）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魏晋书法所够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夺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我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本与道、德、仁相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木书法发展出现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弃儒家经典而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的气氛中产生的。赵士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整理，并把书法纳八儒家的恩想体系之内使书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颖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