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做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这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具体地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现引导性的意义。《国语·齐语》记载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就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的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所有军事装备都是该历史时期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着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进步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的设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等，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运动。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军事史著作。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军事学术思想，用比较规范与传统的概念来表述，就是中国古代兵学。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起源、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兵学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其它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以及唐到清朝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汉中对”“隆中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等，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瑰丽宝库。

（选自黄朴民《军事历史与兵学文化》，有删节）

    乳钉纹簋（音鬼）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食器，1959年在安徽省由屯溪市弈棋公社修建飞机场时出土，埋藏地下已逾2500余年，仍然完好无损。它造型别致，独具风格，为春秋时期吴越地区铸造的一件很具特点的铜簋，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行于商周时期，春秋逐渐衰落，战国时就很少见了。簋的形态变化最多，一般是圆腹，侈口，圈足。商代簋无盖、无耳，或有双耳；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双耳或四耳；吴越地域的簋则基本上都是双耳无盖。此件乳钉纹簋呈圆形，口微侈，鼓腹，圈足，平底，通高16.5厘米，口径27.7厘米，重7公斤，设有双耳，耳背附镂空棱脊，这种装饰，极为少见，精致美观。腹部饰斜方格乳钉纹，规整突出，且以细密雷纹填底。颈、耳、足均用半浮雕手法饰以变形夔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此簋上的变形夔已发展为几何图案化装饰。繁缛细密的变形夔纹与形象突出的乳钉纹组成了有规律的花纹图案，粗中有细，和谐统一，造成了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些都是当时吴越地区制造青铜簋的鲜明特点。与乳钉纹同时出土的一批铜器中，还有三件铜鼎和一件几何变形兽纹簋。簋的形状大小与乳钉纹簋基本相同，只是腹部作扁圆形，据专家研究，屯溪出土这两件青铜簋皆为吴越之器。

    商周春秋时期的中原铜簋，器物敦厚凝重，纹饰粗放简单，到了春秋后期逐渐衰落。可是，这个时期的吴越地区铸造铜簋却异常发达，而且器壁很薄，花纹细密精致，既承袭了中原地区铸簋传统样式，又在生产技术和艺术水平方面注入新的生命。因此，考古专家盛赞这件乳钉纹簋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件实用器皿，更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工艺美术品，为同类器物中所罕见。

    簋在商周时期是重要的礼器，它和列鼎制度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与鼎配合使用，而且是以偶数出现。据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安徽屯溪同一古墓出土三鼎二簋，正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考古发现证明了历史的真实。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体育大国为何难见体育电影

杨洪涛

    与中国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相比，国产体育电影总量欠奉，佳作稀缺，类型不成熟，经典体育电影寥寥无几。问题何在？

    体育精神包含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哲学，以及团结、协作、平等、进取、包容的价值理念。凡是被观众铭记的体育电影，都对体育精神有独到理解。比如《烈火战车》《一球成名》等电影用传奇故事和魅力人物诠释了超越国界、信仰和种族的体育精神。吃透体育精神，平衡自我价值与国家荣誉之间的关系，是体育电影实现既接地气又有情怀的关键点。一些国产体育电影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观众的心灵共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体育精神过多地绑定在功利的思考之上。比如，早期的作品《沙鸥》，虽然当时反响热烈，但当排球女将沙鸥输了比赛，把银牌丢入大海的时候，创作者就曲解了体育精神的内涵。相比之下，《洛奇》和《百万美元宝贝》里的拳击手都惜败于拳坛，他们作为小人物为获得尊严、实现梦想而在奋勇拼搏过程中所闪烁的人性之光却辉耀荧屏。因此，如何用含蓄、内敛的方式把国家责任和集体荣誉等价值理念融入运动美感的彰显和体育精神的诠释当中，是国产体育电影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现故事与赛事的有机结合，让叙事呈现复调式结构，是体育电影的制胜之道。如果把赛事当作唯一叙事动力，虚构的赛事远不及真实的体育比赛吸引观众。反之，如果把赛事之外的故事作为叙事主力，则容易偏离体育电影应有的竞技主题。优秀体育电影应在故事和赛事两方面都拿捏得当。比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黑眼睛》通过赛事来结构叙事，通过人物命运来观照社会、时代和人性，把体育竞技与战争、信仰、性别歧视、种族之争等重大社会命题绑定在一起，实现了主题的升华。

    体育电影在视觉表达和人物塑造时，还存在如何将表演与竞技融合的创作难点。在赛车、滑雪等高强度竞技体育电影中，创作者要借鉴专业体育摄影的镜头捕捉和画面剪辑手法，力图展现动与静、力与美的运动美学。演员的自我塑型也是令体育电影真实可信的重要保证。如《破风》里窦骁、王珞丹等演员通过专业训练去贴近自行车运动员的外形。体育电影创作切忌一味追求颜值和明星效应。

    总之，国产体育电影创作的缺位，是制作观念相对陈旧、创作视野急需拓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①习近平同志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这阐明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并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透过这些生动丰富的文明形态，抓住交流互鉴这一本质要求，顺应文明发展规律，才能破除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困惑，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②交流互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人类在不同地区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不同文明形态。人们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还要在个体生命活动基础上构建起种族、氏族、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技术条件、交通工具等限制，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这种交流客观存在。

    ③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一方面，它通过内聚力来维系自身的特质，使自身得以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它通过外引力将外部资源转化成自身养分，使自身得以开放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其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只有保持开放，通过交流对话，积极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更好获得外部参照，在互鉴中清楚认知彼此优长、探寻互补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④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寻求合作共赢的必然途径。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不同文明既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有共同的追求。比如，在当今世界，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心愿。我们应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加深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认知，以团结、智慧、勇气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走合作共赢之路。

    ⑤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平等的，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是单一的、单向的。强调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多年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文明共生共存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其他国家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联系起来，推动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欧阳康《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