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上的桄榔树

佚名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向研究所的领导请了假，便风雨兼程回家。

    母亲原来住的那座泥屋，已经改建成一座二层的砖屋。原来的泥屋坐北朝南，现在的砖屋坐西朝东。母亲住在二层，凭窗可以看到东边山头上的那两棵挺拔的桄榔树。树下绿草如茵，野花盛开。

    “长锁，”我的乳名叫长锁，“娘死后，你要把我埋在桄榔树旁!”

    “主葬？”

    “不是。埋盒子，不起坟头。你爹回来时，知道我在那里就行。”

    父亲叫榕生，1948年秋天被抓壮丁，1949年冬天去了台湾。那时我仅3岁，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供我上大学。

    1996年11月，我陪母亲到泰国旅游。一天晚上，正赶上水灯节，夜色越浓，灯火越明，天上星光，水上烛光，交相辉映。

    “咱也做一盏水灯吧！”母亲提议。

    附近小贩群集，可以买到做水灯的材料。

    母亲用芭蕉叶做了一盏莲花形的水灯，学曼谷市民的样子，明烛点香，把水灯放到水面上，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这湄南河，流到哪里去？”母亲问我，我答:“这湄南河，往南流，流到泰国湾。水灯绕过中南半岛，就漂到了海南岛，再往东北方向漂，就漂到台湾岛……

    1999年11月，我陪母亲到马来西亚旅游。一天晚上，我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个超市里购物。有游客在买棕榈糖果、小瓶装棕榈食用油。

    母亲想买，我心里纳闷儿。

    母亲说：“我问过导游小姐，她告诉我，桄榔树也属于棕榈树……”

    我在家乡小住三日。一天上午，我走上东边山头，看见一对青年在桄榔树下烧香、磕头，不解其意。下山后，到了旭日小学，向谢校长请教。

    谢校长笑着问我：“那桄榔树是啥样的？”

    我说：“是挺拔的。”

    “有没有枝蔓？”

    “没有枝蔓，一心向上。”

    “这就对了——它没有枝枝蔓蔓，说明它一心一意。男女青年拜桄榔树，是希望自己的配偶像桄榔树那样对待自己——一心一意，没有技蔓。”

    我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盒深埋于东边山头上的桄榔树旁。

    父亲从台湾回到了大陆。

    父亲问：“这改建的房子，怎么坐西朝东？”

    我答:“这是按照母亲她老人家的意思改建的。她想看到东边山头上的桄榔树……”

    父亲默默地走上东边的山头。

    “你娘的骨灰盒存放在哪里？”

    “就在这桄榔树旁。”

    桄榔树修长的树干，直指高远的天幕。太阳和月亮挂在天幕上。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

    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只衣柜，一张桌子，桌面多大，腿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张衣柜，一张桌子。他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张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他的眼睛就这样厉害。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划出的水波或是蝴蝶的触须，一个节疤让他修饰为蝴蝶翅膀上的斑纹或是鲤鱼的眼睛。

    树，因为木匠死了，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的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人家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小活，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一年，我赶回家恰逄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子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不忙，他说。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子。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柄子，边告诉我说，他呀，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动斧头锯子的活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干，让人家找他做木匠活，在路边等，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说：“这人，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女大学生网上发帖要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我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但他比谁都孤独。

    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问他：在哪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工资。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

    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丽总是含着悲伤。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印第安营寨

（美）海明威

    两个印第安人站在那里等着。

    两条小划子在黑暗中出发了。尼克听到桨声从前面那条小划子远远地透过夜雾传来。两位印第安人快捷而有节奏地划着。尼克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湖上很冷。

    “我们去哪儿，爸爸？”

    “湖那边的印第安营寨。一位印第安女士病得很重。”

    他们拐过一道弯，一只狗吠叫着迎出来。前面是剥树皮的印第安人棚屋的灯光。又有些狗朝他们冲来。一位年长的妇女端着灯站在门口。里面一张固定在墙上的木铺上躺着一位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她在分娩，已经两天了。营寨里所有年长妇女都一直在帮她分娩。男人们则都到听不见她哭闹的路那头的黑暗中坐着抽烟去了。尼克和两位印第安人跟着他父亲和乔治叔叔进去时，她正喊叫着。她躺在下铺上，盖着被子的身子高高隆起。她的头侧向一边。上铺躺着她的丈夫。三天前，他用斧头重伤了脚。他抽着烟斗。屋子里味道呛人。

    尼克的父亲吩咐让在火炉上热上水。水热着的时候，他和尼克谈起来。“这位女士要生孩子了，尼克。”他说。

    “我知道。”尼克答道。

    “你不知道。”他父亲说。“听我说。她现在这样子叫分娩。孩子想生出来，她也想生出孩子来。她全身肌肉都在设法让孩子生出来。这就是她为什么在喊叫。”

    “明白了，”尼克说。

    就在这时，印第安产妇大叫起来。

    “啊呀，爸爸，能不能给她点什么药让她不再尖叫啊？”尼克问道。

    “没办法。没有麻醉药，”他父亲说，“但是她的尖叫不重要。我听不到她的尖叫，尖叫不重要。”

    上铺的丈夫翻了个身，面朝向墙壁。

    厨房的女人示意医生水已热好。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将大壶中的水倒出一半到脸盆里。在壶中剩下的水里，他放进了包在手绢里的几件东西。

    “这些得开水煮。”他说，然后开始在热水盆中用从营地带来的肥皂揉搓双手。尼克看着父亲两只手用肥皂揉来搓去。他父亲一边细致全面地清洗双手，一边说话。

    “你知道，尼克，孩子应该头先生出来，但有时却不这样。如果头不先生出来，对谁都是问题。也许我得给这位女士做手术。过一会儿我们就能知道。”双手洗满意后，他进屋开始助产。“向后拉拉被子行吗，乔治？”他说，“我不想碰被子。”

    稍后他开始手术，乔治叔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则紧紧按着那位产妇。……尼克则为父亲端着脸盆。手术进行了很久。

    他父亲提起婴儿，拍打几下，让其呼吸顺畅，然后交给那位年长印第安妇女。

    “瞧，是个男孩儿，尼克，”他说，“你觉得做实习医生怎样呢？”

    尼克答道：“行。”他看着别处，不愿看他父亲做的事。

    “嗯。顶好，”父亲说着，将什么放进脸盆。尼克没看。

    “嗯，”他父亲说，“要缝几针。你可看可不看，随意。我要缝合刀口。”

    尼克没看。他的好奇心早已荡然无存。

    医生朝产妇俯下身子。她现在安静了，两眼闭着。她脸色苍白。她不知道孩子怎样，什么也不知道。

    “上午我会再来。”医生说着站起身。“护士中午就到，她会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带来。”他很得意，话很多，就像赛后更衣室里的橄榄球运动员。“这次手术可发表在医学学术刊物上，乔治，”他说，“用折刀做剖腹术，用九英尺细接钩线缝合刀口。”乔治叔叔靠墙站着，“嗯，你了不起，是的，”他说。

    “应该看看自豪的爸爸。此类小事中最受罪的是那些爸爸们，”医生说。“我得说，他非常安静地承受了折磨。”

    他将那位印第安人头上的毯子拉开。他松开的手是湿的。他踩着下铺边缘擎灯向里看去。那位印第安人面朝墙壁躺着。他的喉管已完全切开，身体压成的低洼处聚起一汪血。他头枕左臂。打开的剃刀刃朝上落在毯子上。

    “把尼克带到棚屋外面去，乔治。”医生说。

    没那必要了。他父亲擎灯向后移动印第安人的头时，站在厨房门口的尼克已清楚地看到了上铺的一切。他们沿伐木大道向湖边走回时，天已要亮了。

    “真不该带你来，尼克，”他父亲说，手术后的兴奋已无影无踪。“让你经受这个，再糟糕不过了。”

    “女人生孩子都这样难吗？”尼克问。

    “不是，这是极少极少的例外。”

    “他为什么要自杀呢，爸爸？”

    “不知道。我想，他是受不了吧。”

    “自杀的男人多吗，爸爸？”

    “不是很多。”

    “女人多吗？”

    “几乎没有。”

    “从来没有？”

    “哦，有。她们有时也自杀。”

    “爸爸？”

    “在。”

    “死难吗，爸爸？”

    “不难，很容易，尼克。要看情况而定。”

    他们坐在船上。太阳已升到了山顶。一只鲈鱼跃起，湖面荡开一圈波纹。尼克将手伸进湖水里。在早晨的清冽中，湖水显得暖暖的。大清早的湖面上，尼克坐在船尾，父亲划着船，他觉得他自己肯定不会死。

（有删改）

流浪女

〔英〕A·S·拜厄特

    “到时，”斯库珀夫人欢快地说，“公司会派车来接我们去逛‘好运大卖场’。我觉得，那可真是阿拉丁的宝窟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要送给每个人的礼物，还可以放纵自己的购物欲。而且，安全没有一点问题，所有的进出口都在监控之下。觉得难受吗？非常时期这也是必要的。”

    夫人们挤进了车里。达芙妮坐在司机的身旁。这辆英国名牌德姆拉轿车静静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行，防弹玻璃阻断了这个东方城市的气息。一入卖场，大家便急匆匆拥了进去。“好比一群母鸡东奔西忙，咯咯地叫着。”达芙妮有些恶毒地想道，因为她稍一迟缓，便落单了。

    她同司机对了一下时间，独自走进卖场。她穿行在手持机枪但睡眼迷离的士兵和佩带手枪与警棍的警察中间。再往前去，沿着卖场的墙根聚着一伙儿手拿袋子或瓶子的流浪汉，围拢在燃烧着牛粪或木块的微火旁取暖。他们和警察之间有一条清理得非常整洁的界限，界内是禁区，不得越过。

    达芙妮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购物。她看看手表，不知在会合前如何打发这两个小时。

    她被一些丝质的靠垫和台布吸引了。她快步走过来，翻看着一叠叠的织物：菊花、桃花、仙鹤、蓝鸟、山峰，各种图案，一应俱全。她挑了一块四边绣着金鱼的台布，红色、金色还有铜色凑在一起，显得别具一格。她看了看购物的袋子，发现相机不见了。她敢肯定出发时是把相机放进去的。在另外一层楼，她买了一枚玉石彩蛋，一把描漆的筷子，还为读中学的女儿买了一副白面小丑的脸谱。看到这层摆放着许多更别致、刺绣更精美的金鱼图案织品，她有些懊恼。她按照路标上的指示，一路小跑着寻找咖啡店，却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她倒是找到了女洗手间，发现隔间小得几乎挤不进去。在那里她补了补妆，镜子里的她大汗淋漓，邋邋遢遢的。唇上的口红已经化在皮肤上。发卡也从头发上戳了出来，鼻子和眼帘上也因汗渍而发光。她看看表，心想要赶快找到回去的路，时间已经不可思议地飞逝过去了。

    路标不断标出“出口”的方向，它会将人带到“紧急出口”样的楼梯或电梯口，又让人折回到相同的一排排货架前。“这个卖场存心不让人出来，”她想道。她紧攥着包，一路小跑，在水泥楼梯上上下下。一只鞋跟从鞋上脱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两只鞋跟都取下来，装进包中，一瘸一拐地走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集合的时间早过去了。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将手提包打开一看，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

    她站在卖场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检手提包。过了好一会，她才明白，东西全丢了。她开始在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她看了看表，收拾行李和“美味的午餐”时间均已错过，已到了该去机场的时候。她内急得很，膀胱都要憋崩了，但她不能停下来，她必须到底层去，因为出口在那里。

    这么上下折腾着，她才明白，这卖场简直是上天入地、铺面相同的魔窟：玉器、金饰、银饰、漆具、丝织品、手表、服装、盆景、面具、木偶，让人进去便出不来。飞机该起飞了。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那分针曾经旋转得如风暴，让她心惊肉跳。可是，现在，腕上只剩下印在粉色皮肤上的印记，带着汗渍熠熠发光。她的表也丢了！她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开始试着尖叫。卖场里，人们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戴着随身听的顾客像聋子一样，而没戴的闲逛的人要么出于对外国人的畏惧，要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也装聋作哑。

    她不停地在沉沉的却是熙熙攘攘的寂静中尖叫。不管怎么说，尖叫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位身穿咖啡色大衣的男子将头戴钢盔、手持枪和警棍、全副武装的警察带到了达芙妮面前。

    “请帮帮我，”达芙妮说，“我是英国人。我遭到了抢劫，我必须回家。”

    “请出示证件！”

    她拉开手提包中的内兜。她的护照也没有了。“被偷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她说。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警察说。

    她从警察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流浪女，肮脏、邋遢、衣冠不整，口袋里装的都是别人买的东西，活像只败兴的母鸡。

    她明白自己要在外面和那些流浪汉们坐在一起，对面是那个界限分明的“禁区”。

（选自《译林》2008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