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咋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地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地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文章有删改）

冯五爷

冯骥才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瓜赛粤人翁伍章【注】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帐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是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一顿还得“翻台”，然而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帐，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帐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帐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天天到馆子瞪大眼珠，内内外外巡视一番，却看不出半点毛病。文人靠想象过日子，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便是“自作聪明真傻瓜”。状元楼就赛破皮球，撒气露风，眼瞅着败落下来。买卖赛人，靠一股气儿活着，气泄了，谁也没辙。愈少客人，客人愈少；油水没油，伙计散伙。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

    再一日，身边使唤的小僮对他说，外头风传，状元楼里最大的偷儿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据说他偷瘾极大，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必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术极高，绝对查看不出。冯五爷不肯相信，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倘若他是贼，谁还会不是贼?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心里也多了一个心眼儿了。当日晚上，状元楼该关灯闭门时候，冯五爷带着小僮到饭馆前厅，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说是歇凉，实是捉贼。

    等了不久，胖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头厨房出来，正要回家。他光着脑袋一身肉，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趿拉一双破布鞋，肩上搭一条汗巾，手提一盏纸灯笼。他瞅见老板，并不急着脱身离去，而是站着说话。那模样赛是说：“您就放开眼瞧吧! 冯五爷嘴里搭讪，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却上上下下打量他，心中一边揣度——这光头光身，往哪儿藏掖?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呵!灯笼通明雪亮，里头放点嘛也全能照出来。裤衩虽大，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大腿屁股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嘛?是不是搭在肩上那条擦汗的手巾里裹着点什么?心刚生疑，不等他说，胖厨子已把汗巾从肩上拿下，甩手扔给小僮，说道：“外边都凉了，我带这条大毛巾做什么，烦你给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辞过冯五爷，手提灯笼，大摇大摆走了。冯五爷叫小僮打开毛巾，里头嘛也没有，差点冤枉好人。可是转天，这小僮打听到，胖厨子昨晚使的花活，在那灯笼上。原来插洋蜡的灯座不是木头的，而是拿一块冻肉镟的，这块肉足有二斤沉!可人家居然就在冯五爷眼皮子底下，使灯照着，大模大样提走了，真叫绝了!

    冯五爷听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有人劝他重返文苑，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念书得信书。他连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都弄不清，哪还会有念书的心思?

【注】【翁伍章】嘉庆间广州象牙球雕刻名家。其牙球雕刻极为工巧，世代家传，现已传到其孙翁荣标，而球层已达45层。

冬夜的歌

谢静

    太阳像一只橙黄的圆橘，渐渐被灰蒙蒙的暮云遮去。呜呜鸣响的西北风摇撼着树木，摇撼着电线杆。狂舞的雪片碰撞在窗玻璃上，开始了它化为冰凌的再生……

    坐在温暖如春的屋里，靠近银白色热烘烘的暖气片，我在阅读欧·亨利的名作《最后一片叶子》。

    写字台上的两盆腊梅和玉兰，给房间增添了淡淡的幽香。那圆的、扁的、方的、长的，从海滩捡回来的五彩石，点缀于花盆之间，望去完全没有冬日的景象。

    妻悠然斜倚于沙发上，正在织一件米黄色的毛线衣。纤细的手指，轻盈地抖动不知从何处，传进耳鼓一阵时断时续的悠远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啰……小心煤气……中毒……防火……防盗……”

    这声音由远而近，在寒风凛冽的冬夜回响着，使我油然产生一种苍凉之感。读书的兴致完全被搅乱了。我刚看到“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些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便就此打住，折页合书，忍不住问：

    “这是谁？神经病？深更半夜在街里大呼小叫的，不怕惹人烦？”

    “你才出差回来，不知道咱们街里出现的新鲜事儿。”妻继续织着毛线衣，没抬头，“这是一个部队离休的老干部，回来跟女儿、女婿养老的，半个月前开始，天天这么喊呐！”

    “嘿，干嘛不住干休所？”我诧异了。

    “大约是怕寂寞。”妻按自己的理解说。

    “他女儿、女婿也够呛，父亲辛劳了一辈子，晚年应该让他在家享享清福，怎么会让老人到街上干这呢？难道是缺钱花吗？”我不满地嘟哝。

    “哪里话，他的钱多的花不完，给区幼儿园送了三百，国库券买了一千。”妻抬起头来辩解说，“人家夜间值班，完全是尽义务。”

    我呆了，有些不可思议。听那喊声越来越大，已接近我居住的楼下。

    “各家各户注意啦，提高警惕，防火防盗，防止煤气中毒——！”

    这声音倏忽间变得顺耳起来，可以听出是走南闯北、有点走了调儿的中原乡音，带着其特有的悠长的拖腔，容易使人联想到草原上的牧人，在广阔的原野呼唤走失的骏马……

    “……喂，这是谁家的自行车？谁的车？快搬进去，天不早啦！”

    那绝不是民警们手中拿的那种半导体喇叭。是纸喇叭筒，还是铁皮的？我猜测，并直起身来，想看清楚这吆喝的老人的模样。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冰。室外是浓深的夜色和飞扬的雪花。

    “呀，真该死，是我的自行车忘搬了！”妻的脸上含着些微的惊慌。

    “我去搬！”

    穿上外套我飞步下楼。刚走到二楼楼梯口，见妻的那辆“凤凰”车已搁在梯口的空档上。

    我的心热了。

    此后，每天傍晚至深夜，我的耳边都回响着这老人的吆喝声。渐渐习惯了。像听风声、车声、雨声、树声一般习惯。这吆喝声，穿越深深的夜空，把人安然地带入了温暖甜美的梦乡。因为工作忙，业余时间要赶写技术论文，《最后一片叶子》一直没有读完，真有点对不住欧·亨利先生。也对不住妻，她读了多遍，向我介绍。不过，那吆喝声却必不可少。每当此刻，耳神经似乎变得特别敏锐灵巧。

    “咦，是时候了，怎么那老人没出来？”我在写字台边不安地问妻子。

    “哦，他作为区街系统的先进代表，到市里出席劳模会去了！”妻在读《英语九百句》，乐呵呵地告诉我。“我说呢！”心，释然了。

    “……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边，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我终于读完了《最后一片叶子》，这最后一段大约是小说的文“眼”吧？我大声地读给刚进门的妻听。妻的眼眶湿润了。肯定是为了贝尔门的献身精神。

    我看看表，该是老人吆喝的时间了。

    我凝神静听，没有。我挨近窗户，还没有，我不安起来。贝尔门的死和妻子的泪给我带来了不祥的预感。我拉开门，要到阳台上去——

    “别等了，”妻在身后喊，声音有些哽咽，“他……在结冰的街上……滑了一跤。从夜校回来时……我……看到了……他，难站起来了……”妻变得泣不成声。这难道是真的吗？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各家各户……注意啰……防火防盗……小心煤气……中毒……”

    不，我分明听到了那亲切的永不消逝的喊声！像一首动听的灼人心胸的歌

（本文略有删改）

那里的世界只剩下一种人

    ①他，或她，在楼梯台阶上倚墙或栏杆一坐，打开书本，台阶这尺多见方的空间，便是其私人属地。于是，楼梯左右两侧，自上而下，有序无声，便有两行书室。若哪处空着两个台阶，就有人悄无声息地坐进去，好像坐进阶梯教室那么自然。

    ②那两行个体书室里的人，用心捧着那一本本书。上下楼梯的人，小心翼翼地，生怕侵犯了左右两行私家属地。我从他们的世界路过，轻轻地走下楼，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③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楼梯——从三联书店的一楼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

    ④席地而坐是三联给予读者的特权，读者可以一天24小时不花钱享受“悦读”。我不由得想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里可谓“书架前，书堆间，书人不释卷”。

    ⑤一眼镜男，肤色与衣裤的颜色和他身前身后的一架架书的色系相近，感觉他在这地上一定坐了很久很久，坐到和书架们长得越来越像。有人在那两行书架间找书，走到他跟前，只能从他腿上跨过去，他已经穿越到他书中的世界里，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世界穿越过去。

    ⑥一书生搬了一厚摞书，在书架间找到一张塑料凳，立刻在此凳上安营扎寨。他坐下后，先长出一口气，然后双腿合拢，权当书桌，把那堆书码放在这“桌”上，再用眼镜布擦擦眼镜片。安家完毕，他靠在身后的书架上，双脚前又是高高的书架。他的“家”在书山的谷底，光线是绝不充足的，但他是绝对满足的。那架势，好像要一本一本细细读来，沉醉在自己的家园。

    ⑦一个小女孩，她光洁的长发，纯白的泡泡袖，婴儿肥得可爱。她在“学术研究”的牌子下，吃力地来回抱起一摞又一摞的学术书籍。据说她的家长要买很多的书，可是腿脚不便没有很多的力气。她一定不懂学术，可是她一定与众不同。

    ⑧又两行书架间，一对少男少女都在读自己的书。少男，白T恤，黑框镜，牛仔长裤。少女，白帆布鞋，天蓝裙，松松地挽了条发辫搭在肩上。突然就想起“花前月下”4个字，那又如何比得上书前书下的诗意和对精神旅途的思恋？

    ⑨有一种两层的用来取书的梯子，能坐在梯子上的是佼佼者了。一个小男孩，脖子上挂着家门的钥匙。左手握一瓶打开的矿泉水，右手捧着一本翻开的书。坐在“高岗”上，喝口水，看看书，这孩子是这个书店里“头等舱”的享受者了。

⑩书店一楼靠窗处和地下一层都有一行小方桌，桌上有一个小台灯，桌旁可以坐两个人。比起书架间的“书人雕像”，这两行桌旁坐的都是神仙了。我累极的时候偶见有一空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有这样的好运呢？我真要当一把神仙了。想想吧，我拥有了一把椅子和一角桌子！

    ⑪饭馆、市场，到处都是嗡嗡的人声，但这里，似乎回到默片时代，那银幕上打着的文字是：他在读书，她在读书……

    ⑫三联有一种带万向轮的购书篮，拉动的时候，才让人惊觉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声音”。那声音，一下把我拉回到好多年前，哈佛的一个雪夜。那时，我陪先生在燕京学社访问。他天天读书到凌晨3点，无论如何也读不过来燕京图书馆的藏书。有一晚我们在学社复印了一千页书，直到凌晨4点多，我们拖着带万向轮的购物车走进寒夜的雪地，嫩黄的路灯，把冬雪染成暖色调。我们踩在积雪上的声响，使这幅暖色调的画面有了音响，有了动感，有了快感。我真想谱一曲《雪夜波尔卡》，如果我会作曲的话。

    ⑬世界上最光明的灯，是书。如果有一天没有了纸质书……不，我相信我不会见到这一天。

    ⑭忽然又想起渥太华的国会图书馆，在一层层19世纪的拱形顶下，有一个显得格外小的门。推开那扇小小的门——哦，天！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走进了一幅辉煌的经典油画。那阔大灿烂的三层楼，好像歌剧院的三层包厢。一本本书像贵族似的坐在一层层一格格包厢里，俯视着一个个走进来的深怀仰慕之情的本国人、外国人。图书馆的不少工作人员在工作，却没有一丝声音。他们被定身在这幅油画里。

    ⑮走出国会图书馆，回头再看看那扇小小的门，想起那个“石门开”的童话。只要在山前叫一声“石门开”，山洞就大开了，里边堆满了耀眼的珍宝。

    ⑯电脑可以取代图书馆的库存，但是永远不能取代图书馆的雍容美丽。

    ⑰走出三联，偶回头，才发现沉沉夜幕里大玻璃窗内的书店这么明亮这么温暖，好像我在台下观看舞台上的灿烂，又似听到美声的歌唱：啊，我的太阳，灿烂的阳光。

    ⑱此刻，我站在北京午夜的街头，望着三联书店的耀眼和美丽，想着，那里的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那里的世界，只剩下一种人：读书人。

（取材于陈祖芬的同名散文）

戏王

曹洪蔚

    汴梁人爱听戏，听的是梆子戏。那腔调高亢、激越、悲壮，还透着柔媚，带着悠扬，百听不厌。

    刚解放那会儿，汴梁城梆子戏唱得最好的数黑妮儿。黑妮儿不是妮儿，是个大小伙子，演关公，师从全才须生“关大王”王海晏。黑妮儿演戏，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章法讲究，口中有词，脚下有步，手眼有戏。一开腔，声震屋瓦，响遏流云，余音绕梁。尤善“噙腔”绝技，让人大呼过瘾。

    黑妮儿生在祥符乡下，家贫。五岁时，爹爹与人签下“任由打骂，死病无关”的契约后，把他留在了学戏的义成班，自此成为梨园弟子，开始艰难地练功学戏。

    黑妮儿似有天赋，唱念做打，样样精湛。唱功尤为奇绝。黑妮儿自创的“脑后音”堪称一绝，高亢豁亮，挺拔圆转，有曲尽而余音不绝之妙。《单刀赴会》《关公挑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汴梁城有个叫白孩儿的，特喜欢黑妮儿的戏，场场不落。白孩儿住砖桥街.是汴梁城的老门老户，家里开有“白家汤馆”，专卖羊肉鲜汤。白家的羊汤在汴梁城也是一绝。铁锅大灶，木柴烧锅，先大火煮沸，再小火慢炖，自三更熬至日头露脸儿，汤浓肉烂，汁白如奶。喝汤时，滚头儿舀汤，溜边儿添油，再撒上一层香菜末子，加入炸好的辣椒油，那鲜，那香，那辣，扑鼻而来，让人如入仙境。

    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这是汴梁城市井百姓公认的“两大好”。按说，这腔，这汤，互不沾边儿，后来却有了故事。

    黑妮儿在相国寺永安戏院唱红以后，成了戏班子的头牌，就有些飘。深秋的时候，黑妮儿嗓干发疼，茶饭不思，有人撺掇他去喝白家羊汤。黑妮儿去了一喝，如饮天泉，再也割舍不下。白孩儿对黑妮儿心生崇拜，每回喝汤都给予特殊关照。喝了一个礼拜后，黑妮儿自觉神清气爽。喉头生津，不见痛感，连连击掌，“好汤，上等好汤。”

    冬天就到了。这天，一大早就飘起了雪花，赶着喝汤驱寒的人多了起来。白孩儿正忙着盛汤端汤，见一半大小子抱一铜锅过来了，说唱戏的黑妮儿师父嫌天冷，支派他把羊汤打回去喝。白孩儿听了，知是黑妮儿在耍大牌呢，就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你师父，白家鲜汤需现盛现喝，从不离店卖汤，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

    隔了几日，黑妮儿又来喝汤，脸就有些红，关公一样。临走，对白孩儿说：“戏有戏路，行有行规，祖上的规矩就是不能破。白师傅，黑妮儿佩服您。”说罢，躬身一拜，走了。

    白孩儿依旧爱听黑妮儿的戏，还是一场不落。

    有一阵儿，黑妮儿没来喝汤，也没了演出。白孩儿一打听，说是被发配回老家祥符农村了。上面让他唱样板戏，黑妮儿不从，谎说自己除了演关公，其他演不了。

    白孩儿听了，对黑妮儿心生佩服：好，有骨气，关公气派。他决定去乡下看看黑妮儿。

    见到黑妮儿后，白孩儿的眼泪就下来了：才几天工夫，黑妮儿就成了另一个人，黑瘦，眼窝塌陷，一说话，嗓子像漏气风箱。活关公，不能这样毁掉啊！

    拉着黑妮儿的手，白孩儿说：“你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呀，你要相信，老百姓爱听关公戏，早晚有你登台亮嗓的那一天。”

    白孩儿趁天黑，把黑妮儿接回了汴梁城，每天给他盛一碗头道鲜汤，端过去。不到半个月，黑妮儿面色红润，嗓音通透，又找回了一个活关公。白孩儿每天五更起床，陪黑妮儿到城北的黄河滩去吊嗓，听黑妮儿咿咿、呀呀、啊啊，一脸的惬意。

    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古装戏又重返戏剧舞台。活关公黑妮儿也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二春。羊汤的滋润，不间断的吊嗓练功，使他的唱功日臻成熟。他扮演的关公，端庄肃穆而不失凛然神威，一登台，便赢得满堂彩。黑妮儿又尝试演新的角色，公演后，再次轰动汴梁。黑妮儿获得了当年的戏剧“梅花奖”，人称“豫东红脸王”。

    领奖回来，黑妮儿直接去了白家汤馆，把奖杯证书往白孩儿的怀里一塞，说：“从明儿个开始，我每天早上在你汤馆门前唱一个小时戏，权当练嗓儿。不过，赏我一碗羊汤喝。”

    如今，在汴梁城，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依然是百姓喜欢的“两大好”。虽说唱戏的不再是黑妮儿，盛汤的也不再是白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