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①谈到美学，人们都会想到一个古老而朴素的争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一次，我乘地铁上班，在地铁上看到一位小姑娘手中拿着一叠复习资料，口中念念有词：朱光潜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高尔基说，美是主观的；蔡仪说，美是客观的；李泽厚说，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我听着就着急，如此学美学可不行。因为，我能预见其学习的结果：此后她再也不会学美学了。把美学搞得这么无趣，成了干巴巴的几条见解，谁见了也会躲。有人说，美学过时了。__________美学真的就只是如此，__________应该过时。

    ②但是，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的讨论，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思考吗？我觉得还是会的。看到一朵花，你觉得美。这是花美呢，还是由于人觉得美才美呢？这个问题就在那里，不管你是否承认。

    ③主张“美在客观”的人，会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美，有同观也。见到花，人人都觉得美。觉得它不美的人，是这个人自身的问题：可能是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他今天情绪不好，这两种情况都不影响花本身仍是美的。见，或者不见，美就在那里。但是，在同一类的事物中，谁美或者谁更美呢？客观论者认为，是它在这类事物中客观上存在的典型性，而不是欣赏者对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这朵花比那朵花更美，不是由于欣赏者喜欢，而是由于这朵花长得更“典型”，这里的“典型”可能会被理解成更完美，长得更饱满，如此等等，总之，美的原因在花一边，而不是在人一边。美，由于对象，而不由于欣赏主体。

    ④主张“美在主观”的人，会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花美不美，在于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再美的花，没有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也不能成其为美。这里有着一些复杂的情况。有人说美在趣味：趣味的形成依赖于修养，修养决定了欣赏者对于欣赏对象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因素仍是存在的。美的对象有客观性上的规定性，有色彩、形状、整齐、对称，如此等等的特性，只是欣赏者的趣味成为这种对象美不美的最终选择。另有人说美在态度：这时客观因素更少或几乎不存在。同样的对象，可以是美的，可以说不美，完全在于人对它的态度如何。高兴时就山欢水笑，不高兴时愁云惨月，物皆着“我”之色彩。面对一片大雾，你可以感到烦闷怨恨，也可以悟出诗意，看到事物的朦胧美。一念之别，万象殊异。

    ⑤主客观的困惑，引导着美学向前行。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了一种超越主客观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用“经验”来超越主客二分。人与外在环境相遇，于是就产生了经验。经验是第一性的，不分主体与客体。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对经验的反思和认知，区分出自我与对象。因此，主客二分的做法，是一种错觉。主体与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人与世界的第一性关系，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是人的环境，人又是环境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又互为环境。

    ⑥将杜威的二分法运用到美学上，怎样将审美统一起来呢？比如，对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高山峡谷、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欣赏道路桥梁、绿草黄花、牛羊成群、一只节奏优美的城市天际线，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美，有的不是人的活动结果，有的是人的活动产物。我们该如何审美呢？荒野的美，不是由于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人要逃避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城市以及其他一些经过人的改造的对象，也不是人从欣赏自身的力量，而是这些对象的形式意义和展现出来的生活样态。人的审美，绝不是在自然中找人的踪迹，也不是在自然中找不到人的踪迹。正好相反，自然成为美的原因，要从两个对立结论之外寻找。

    ⑦说起美学，往往见仁见智。因此，这一争论要向前行，要升级，避免意气，走向思考，让这种争论引导美学前进。

宽容骑士

何满子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近年出现了一些宽容骑士。人数不多，却舌端花生，笔底波澜，颇能引人驻目停耳。如议论某人某事某现象，其公式大抵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要肯定其积极面，也不能忽视其消极面。因此主张对万事万物要大度能容，说起来娓娓动人。初视之，仿佛在主张老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例题；细辨之，则是在鼓吹均衡论，亦即“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其所开的药方则是：请君稍安毋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新秩序、新关系、新伦理都会自然形成，急什么！骑士们指点江山，笑傲众生，讽嘲他人为短视、狭隘、红卫兵心态。他们是站在云端里静观世变的哲士，不食人间烟火。

    世上的万事万物，当然也很难判定清一色的绝对的好坏利弊，此所以无可无不可的发源地生哲学也有其市场。对万事不加评价，连称好好的司马徽之类的人物也确实能招人喜欢，八面玲珑，今语称之曰到处摆得平。但是，常人要修炼到宽容骑士那样的道行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怀疑，骑士自身是否真能心理气和地宽容大度到底；当别人触犯了他们，对他们“宽容论”表示非议时，是否真能沉得住气。如果也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那就证明骑士们不客气对一切要有宽容气度，而他本人却并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维持其宽容的矜持；则即使不便说骑士的“宽容论”是虚伪的，至少也说明“宽容论”有点什么破绽。

    诚然，事物的是非利弊，其价值判断不宜绝对化，但人们凭常识、凭经验、凭理性的思考，是得以定出应有的标准来的。鸦片烟能镇痛安神，作麻醉剂入药，但它毕竟是毒品，上了瘾是要把人报废的。当然，鸦片烟的例子太极端，太彰明昭著，即使宽容骑士，也不会向禁鸦片烟一事说教。

    倘若弊害不那么明显，效验不那么迅疾的事物，例如近年来迅速膨胀的市场大众文化中的庸俗趣味之泛滥，有人如果提点意见，向社会提点警告，宽容骑士就要出来说教了：不要太停泊呀，要尊重不同君族的精神文化的追求呀。其公允宽大之态可掬，而且动辄还以莫非还想回到“文革”时期的文化沙漠相恐吓。似乎要多样化就得让人吞咽一切污泥浊水，容忍一切乌七八糟的垃圾，连人们皱个眉吭个气的权利也应被剥夺。骑士们是提倡宽容的，怎么对别人不合他们心意的言谈就没有宽容的雅量呢？

    又如，有一种脏话连篇、耍嘴皮子调侃人生、将严肃的问题化为一笑的所谓“玩个梦”的文化，有人要写，有人要印，有人要读，也只好由它。舞台上有个把小丑，算不得什么，也算是多样化吧。可是有人对这类无聊的嬉皮笑脸表示不满，也该算是多样化的声音之一种吧？宽容骑士却又出来干预了，说这种人生调侃有重大贡献，它摧毁了往昔虚假的神圣、崇高、英雄观念；却丝毫不提它在摧毁虚假的同时，把人生应有的庄严、神圣、崇高也连根摧毁了，它所呼唤的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着地打滚的人生。

    总而言之，骑士们所提倡的是一种泯灭是非、无爱无憎的窗帘。那么，社会文化、社会道德等等的是非利弊靠什么来解决呢？骑士们的回答是，人是无能为力的，正确的途径就是大家躺着，静候社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谜底就是市场规律“万能论”。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有一派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能使资本主义自动成长为社会主义。排除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作用，是一种扩大的拜物教。这种将一切都托付给市场经济来自我调节的高论，是否也和商品拜物教的教旨极其相像呢？

    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出如此特征和面貌？郑骞《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

    唐宋文化学术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若用当时人的话，而且是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则朱熹《答姜叔权》里的一句话甚为贴切：“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拈出其中的“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文化的融通特征，对于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打上了浓厚的“共同体”烙印，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其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可紧可松，内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弹性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假设我们对甲文体和乙文体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参相融，却依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奇效果。熟悉与陌生，陈旧与新颖，固有与超越，就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实现了奇妙的转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唐宋文人学识渊博，擅长多种文艺者不在少数。多面手、组合拳式的才能，让他们一通百通，有了贯通文艺的资本。高手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文体，取长补短，互相交通。尤其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

（选编自谷曙光《解读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培育诗词文化生态

    诗词文化生态命题的提出，是在考察中华诗词的生长、发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细细思之，我们发现中华诗词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一路同行。它融进民族文化的滚烫血液，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诗词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民心、民趣是滋养诗的必要条件，也是产生诗词作品的必要条件。那个叫作“诗词”的文化，与我们的痛痒息息相关。如果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用平仄格律写作的诗人、诗作和专业诗词研究者，那么事实上把诗词看小了。诗词是大的，大到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悲欣。诗词的文化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可以穿越时空，完成人类的千秋梦想。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华美篇章。

    一百多年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在思想文化界长期受西方殖民思想和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中华文化遭受到严重破坏，需要重建文化的信心。虽然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华诗词得以复苏，但诗词的大众影响和社会认知度并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有号称百万诗词创作大军，年诗词创作量有数百万首之多，但“诗词”仍然只是诗词，是诗人和诗词研究者的事，与他人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与数千年来诗词与社会的亲密关系、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一方面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速损耗和透支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异常尖锐。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战争，但甚至制造了比战争更为可怕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致使生态失衡。自然界的有限资源，能否保障子孙后代健康、快乐长久生存，做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当代社会的一个严峻课题。另一方面，由工业文明引导的新的生活方式冲击和破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致使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浮躁，人与社会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中华诗词的诗性思维、诗性精神与生命智慧，已是疗救当代自然病象、社会病象的有效药方，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今天国家的传统文化热、中华诗词热正反映了这种时代要求。这既是国家的文化选择，也是民族的心灵渴盼。那么，重视诗词，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就是重要和必须的。对于诗词，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在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来求新、求变，西化、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应当说看得比较清楚了，思想也趋于成熟，需要从民族长治久安，乃至人类长治久安的时代高度，来思考诗词、发展诗词。如此，便能恢复中华诗词的民族自信，在全社会形成欣赏诗词、创作诗词、使用诗词的诗词文化氛围。我们的诗词理论工作者、诗词教育工作者和诗词文化组织者和领导者，要运用当代科学成果、教育成果与传播手段，找寻打开传统诗词宝库的钥匙和发现当代诗词的艺术魅力，让中华诗词熠熠生辉，温暖社会，智慧人生。对于今天的诗词创作者，尤其对于诗词初学者，要紧的其实不是创作诗词，而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诗词思维”，即“诗性思维”。毕竟“诗词”是作为文学艺术为人们所喜爱的。毕竟诗词就是“诗词”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风貌、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诗词艺术作品，恢复诗词的当代声誉。

（摘自蔡世平《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为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为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借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而变为追求衣锦还乡、富贵宏达。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有所删改）

“读屏时代”更需要深读静思

张砥

    2019年秋学期起，全国各省（区、市）将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北京市教委日前透露了本市普通高中新教材编写修订情况，其中古诗文背诵篇目将由原先的14篇增加至72篇。面对这一新变化，点赞者颇多，而学生“头大”、家长“焦虑”者，也不乏其人。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成诵是一项基本学习方法，背诵名篇更是代代相传的实践经验。大幅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是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之举，更是在树立一种价值导向，那就是经典永远不会褪色，阅读永不会过时。

    毋庸讳言，在习惯了刷屏浏览点点戳戳的生活之后，对于很多人而言，千余字的文章已是不能承受之长，3分钟已是最大阅读续航。有人感慨“书太难读”，似乎以前甘之如饴的小说，如今大家都读不下去，更不必说品读那些大部头的传统经典了。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然而“数字阅读”却在极大削弱人们阅读复杂深奥内容的能力。以色列学者做过这样一项实验：让一群工科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分别用电脑和纸质图书阅读同一材料，然后回答问题。这些在“读屏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想当然地认为用电脑比读纸书更快更有效，然而答案恰恰相反。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当代人的阅读取向，让深读与静思成为奢侈品？

    首先是“数字阅读”的特性使然。阅读本是一项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行为，而“数字阅读”的最大问题，就是极易将注意力分散。满屏的“超链接”像一双双充满诱惑的手，将人不断拽入各种阅读场景，透支着本就稀缺的专注。与此同时，一旦适应了这种虚幻的阅读假象，人们的心态就开始悄然改变，“灯下展卷”的悠然不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与时间赛跑”的浮躁与焦虑。这种不假思索的浅阅读，无形中消解着学理逻辑的价值，加剧着思维的浅薄，君不见，一看标题就开骂者大有人在，“标题党”“键盘侠”争锋，俨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阅读，绝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更关乎人的精神趣味。正如一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筛选的信息同样不值得读。而这，恐怕就是读屏与读书的区别所在。换而言之，虽然数字化浪潮带来了阅读场景的深刻改变，但通过读书沉淀思想进而形成系统思维的人生成长规律不会变。曾几何时，电视的到来引发了人们对“肢体萎缩”的深刻担忧，而身处“读屏时代”，比蜷缩沙发带来的“肢体萎缩”更危险的，无疑是“大脑萎缩”：思维在光怪陆离中变得僵化，在众声喧哗中变得无知。习惯了“数字阅读”的跳跃、零碎和浮光掠影，我们或许更需要回归传统阅读的节奏、系统与静心思考，找寻那些日渐退化的思维能力。

    在数字世界中流浪，还是在传统图书中安居，这既是习惯，也是选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经历了不少反思后，改变也正在发生：实体书店逐渐告别负增长，一些“高颜值”特色书店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文化景观。事实说明，回归“深阅读”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加以多措并举、因势利导，全民阅读的潜力就能被激发出来。

    书的分量，在思想亦在品格。“读屏时代”，勿忘阅读品格，我们就不会在网络信息中迷失方向。

（选自《北京日报》2018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