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之父----南开中学创办人张伯苓

①在我看来，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座山，也是一座人格的丰碑。作为中国现代基础教育的奠基者，他还是一条泱泱大河，濡溉后人，泽被中华。

②1904年，张伯苓和严范孙一起创办了南开中学。在后来成为名校的现代新式学校中，南开中学创办最早。在由封建传统教育进入近现代新式教育的转型时期，南开中学的诞生及其以后一系列的办学实践，确实起到了开一代先风的作用。

③ 南开的办学理念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20世纪30年代，在《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南开校友》、《南开童子军》的创刊号上，张伯苓校长的题词是“以服务为目的”。

④张伯苓在南开施行的人生教育和人格教育，就是和我们的许多学校相比，仍然是十分领先的。其中较著名的就是施行“四十字镜箴”。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南开中学校门入口处立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严范孙书的四十字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种做法在当时，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连来校访问的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都赞叹不绝，回国后四处宣传，“镜箴”及相关照片还上了美国的报刊。

⑤亲历过“国帜三易”的张伯苓，一直将爱国热情同教育救国的理念融为一体。这是南开学校“人格教育”中一个极为闪光的特色和亮点。在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上，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布置，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1916年，张伯苓想起他几年前在美国看到美国学校的学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向国旗行礼的场面，便决心也在南开仿效实行。于是学校每天都会在黄昏时吹响旗号，三三两两漫步校园或闲谈的学生，只要一听吹号声，都会不约而同地止步立正，面向国旗行注目礼。

⑥ 张伯苓是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最杰出的先驱者。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体育精神的理解上。中国人向来私念重，缺乏公德意识，而体育可以帮助学生消除这种国民弱性，培养密切合作、集体为重的观念意识。他还认为，体育比赛能培养同学们公平竞争、以技取胜的观念，真正的体育精神乃是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态来对待失败的态度。南开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当时是全国一流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校千余名学生，共有15个蓝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张伯苓大力提倡普及体育， 他一直强调，每个学生都应该德、智、体、群四者并进，明确宣称：“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⑦张伯苓作为南开学校的校长，两袖清风，生活十分简朴。几十年中，先生四处奔走，努力募捐，靠“化缘”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但是，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一分钱。教育无小事，事事育人；教育无小节，处处楷模。张伯苓酷爱听戏，但为了教育学生不浪费学习时间和防止学生沾染不良习气，他从不进天津戏院听戏；他虽然和梅兰芳等名角颇有来往，但当他们在天津表演时，张伯苓决不前去捧场。张伯苓以身作则，行为师表的故事在南开有口皆碑。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谆谆告诫学生不要抽烟，但有一个调皮的学生当场质问校长说：“您不许我们抽烟，您为什么自己还抽烟呢？”张伯苓顿时无话可说。沉思了一下，他便当场明确表态：“这个问提得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说着，他就把随身带的烟杆折断了，在场的全体学生被感动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凭着顽强的毅力，成功地戒除了烟瘾。在他人高尚人格的感召下，南开学校形成了铁的纪律和良好风尚。

⑧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张伯苓因其名望功业得到社会和高度认可和尊重。他把毕生献给了南开和中国的现代教育。一所中学，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拥有如此一流的时代骄子，在中国现代基础教育史上，很难有第二所中学可以匹敌。

⑨一所私立学校，一位平民出身的校长，靠什么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奇迹？还是用张伯苓校长的话说明吧：“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两千余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

    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般僵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心理的调整

梁漱溟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在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中，作者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就是没有私心和阴谋诡计，抢劫偷盗与乱贼暴徒亦已灭绝，即使夜不闭户也安然无事的“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的基本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天下乃天下人共同的天下，从而区别于以世袭制度、“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等为特色的“天下为家”，即某个人及其家族将天下据为已有的时代。公天下代表了儒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儒家力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其根本目标就是希望成就一个道德理想国——大同之世。

    儒士集团天下为公的取向不仅是早期儒家就已揭明的理想，而且是后世儒者进行社会批判不得不遵循的基本点。黄宗羲正是在与天下为公的理想之世的比较中，对世袭社会中仅仅立足于自己一家一姓之私利的君主予以了无情的鞭笞。朱熹也据此对家天下时代做出了批评性反省，他批评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而且认为相比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世袭社会“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尽管其言论并未直接包含社会批判的内容，但是我们从张载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中，依然不难看出一个真正的儒者超越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气度。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传统社会帝王家族的根本追求则是“天下为家”，即以维护一家一姓对天下权力、财富乃至民众的独占和维护一家一姓“永久”的世袭为根本目标。这就不能不与儒士集团的理想追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而由于儒士集团虽以“道”的化身自任，但却无位、无势，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本不是有位、有势的帝王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权势集团的对手，其“以道抗势”的行为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与程度上纾缓家族专制的暴虐之外，根本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人生真正发挥儒者所自我期许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不仅使得儒家在传统社会中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存在境遇，而且不能不限制儒家思想作用的发挥。

    我们说，儒学不仅不是能够为所谓“封建社会”所完全封限的，而且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包含了对“家天下”鲜明的批判意识。因而，儒学不仅不应当随着“家天下”的逝去而消失，而且“家天下”的被推翻恰恰是为儒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一个以“天下为公”为终极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之世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同，但归根结底它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其表现是都强调人自我做主而不皈依于外在的上帝；都主张在人间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之城。

（摘编自李翔海《公天下与家天下》）

宇宙中的奇异现象

苏光路

行星不走寻常轨道

    宇宙从表面看上去，繁星璀璨，和谐有序，好似一座上满发条，便可安然运行的钟表。其实，就像水面游动的鸭子，我们只看见它悠然平静的身体，看不见水下划动的双脚。一些天体运行在异常怪异的轨道上，连世界顶尖的天文学家也会被搞得一头雾水。比如距离地球200光年的“开普勒16B”，这颗冰冷荒凉的行星竟然围绕着两颗恒星公转，这是天文学史上不可思议的一幕。

    天文学家一直以为，两颗恒星的引力会把行星的轨道扭曲搞乱，甚至会将其撕碎，总之，它们不可能和平共处。

    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开普勒16B”却正平静地在两颗恒星间转动，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在“开普勒16B”上每天傍晚上演双日落奇观，像科幻小说描述的一样神奇。

    在宇宙中，如此靠近恒星的行星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用司空见惯来形容。比如最近发现的WASP-18b，它距离恒星的距离比地球距离太阳近50倍，不到一天就可公转一周。

    因为WASP-18b距离恒星太近了，导致它们彼此都有些扭曲，炽热的恒星将其表面炙烤得处于熔融状态，一百年后就会被恒星化掉。难以挣脱的引力还使得它越发地靠近恒星，所以毁灭的命运是注定无疑的了。

黑洞吞噬大恒星

    2011年底，美国天文学家目睹了天文观测有史以来最大的爆炸，辐射光芒比1000亿个太阳都明亮，它就是人们一直在教科书上了解的“伽马射线暴”。

    开始飞来的强光让科学家们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伽马射线暴是转瞬即逝的闪光，过一小时又重现。与近半个世纪前观察情况不同的是，本次伽马射线暴尤其强烈，持续数小时后，仍不停释放X射线，且无停止的迹象。

    持续观测，天文学家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遥远星系中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从休眠状态中突然苏醒。起初几颗恒星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其中一颗渐渐地靠近黑洞，惊动了这个沉睡中的巨兽，它释放的巨大引力将靠近的恒星越拉越紧，甚至变形扭曲，最终将它撕裂。恒星的残骸在黑洞的四周打转，温度升至数百万度，两道耀眼的伽马射线暴骤然射向太空。

    黑洞在吞噬恒星时，只掳去它一半的物质，另一半则被狠狠地抛出去。其过程是宇宙中最具暴力的事件，它们为此而散发的巨大能量，是人类难以想象的。

恒星离“家”去流浪

    最新观测发现，一些恒星正以惊人的速度逃离银河系。此外，宇宙中流浪恒星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在回放哈勃太空望远镜保存的一系列资料后，对此现象天文学家终于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物理学的定义是，引力会向内吸引，不会向外推开。可是天体物理的情况比较复杂，只有两个天体时，这个定义还有效，一旦多于两个天体，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引力一样具有推离效应。只要角度与速度合适的话，它们不是相撞，而是一个会将另一个推开，前提是一定要有黑洞的参与。

    比如有两颗超高速运行的恒星围绕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旋转，在黑洞的引力作用下两颗恒星逐渐分离开，在合适的距离范围内，黑洞在以320万公里的时速弹射出一颗的同时，将另一颗吸入分解……

    这使得无家可归的流浪恒星越来越多，它们闯入的威力足以破坏星系的安宁，甚至引发星系相撞的极端事件，这是重构宇宙的潜在力量。

（2015年02月06日《光明日报》）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别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别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