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宿

    当远古的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就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出了疑问。渐渐的，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如今的我们似乎很习惯用西方的星座解读生活，却忽略了我们中华自己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们头顶的星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

    我们中国古代的对星空的认识是在天上重新塑造了一个社会，地面上所有的东西能都在天上对应的找到，那里有皇帝，有皇后，有军队，还有房屋、马车……，在天上形成了一个与地面上类似的人间体系。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中国的古代星宿比较复杂，零乱。但它是对纷扰世界的反映。

    古人通常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三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把所有的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里，这不仅方便观测和测量这些恒星并且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中国古代天文最重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每一种星宿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用途。通过对星空的观测，我们发展出了精确的历法。还有占星术，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在古代拥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且由于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大体上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了“三垣”和“四象”。“三垣”是北天以北极星为中心的一大片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分别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四象”是黄道以及黄道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宿体系，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进一步把每一象再划分成七宿，于是又形成了二十八星宿。

    此外，古代的占星家为了用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分别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上的国州相对应，称为分野，具体就是将某个星宿作为某个州的分野，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中的翼轸就是说江西的南昌地处翼轸的分野之内。

    在中国传统上，北极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例如公元前1097年周公时代称北极星“微帝”等。这是由于它看起来在天空中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护，故被视为群星之主。《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而北斗七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由于它醒目的形状和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勺子悬挂在北方的天空。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斗七星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后来成了掌管人们生死的星宿，在道教中，北斗七星被称为七元解厄星君，居北斗星宫，根据人的出生时刻，人的生命可以被七个星君分管。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主管星。

怀念陆蠡

    陆蠡因为留下了《海星》《竹刀》《囚绿记》三本散文集，翻译了不少外国书籍，而被誉为“绝代散文家”。他更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芦沟桥事变第二年，陆蠡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坚持斗争，出版了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抗日书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1942年4月13日，上海中央巡捕房和法租界巡捕房联合派人到出版社，拿着陆蠡的照片，指名要抓人。这时陆蠡恰好外出，巡捕们便入内翻箱倒柜大搜查，最后带走了两个人和部分书籍。陆蠡回来后，为了营救被抓走的两位同事，找巡捕房交涉，当即被拘捕，不久转到日本宪兵队。在日本人面前，陆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据说，有一次日本人提审陆蠡：“你爱不爱国？”陆蠡坦然回答：“爱国。”又问：“你赞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汪精卫伪政府)？”他毅然回答：“不赞成!”再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答道：“绝对不能征服!”一字一句，气壮山河。

    后来，陆蠡没有了音讯。他的亲友四处寻找，多方营救，终属徒然，他就这样在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杰出的天台人。但陆蠡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业绩，不会因时间而消逝。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陆蠡，重新认识他那带着浓郁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和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

    据说，陆蠡从小便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聪慧，有神童之称。7岁时，县知事到学堂视察，命陆蠡作文，他面无难色，略作思索，便提笔成文。知事阅后，大为赞赏，当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所有银元，奖励陆蠡，一时传为佳话。后来知事升至台州府任职，便向陆蠡父亲提出带陆蠡到台州府读书。陆蠡12岁时，又由耶稣堂一位姓邵的先生带到杭州教会学堂惠兰中学补习英语。第二年，跨越初中，直接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从此，陆蠡从平桥小镇走向外面的世界。以后，陆蠡相继进入杭州之江大学、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完成学业后先后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上海南翔立迭学园、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后来再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在走南闯北的二十多年里，陆蠡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表达了他向往光明、追求快乐的美好理想。在三十年代的散文家中，陆蠡的散文最是奇丽明朗，清新可诵。他的散文有许多写到故乡的山水，是天台山的神秀山水给了他聪慧和灵气。故乡的山水、重年的回忆，一直是他创作的源泉。写到故乡，陆蠡的笔端总是满蘸着深情。

    陆蠡是一个地道的天台山人，他的血脉中涌动着天台山人特有的激情，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中，更体现在他的为人品格上。忠诚善良，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不趋时媚俗，有一副热心肠，为朋友可以赴汤蹈火。天台人所应有的优点，在陆蠡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时，陆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知默默耕耘。但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即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诗人柯灵说：“他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门劳作，殷勤地献与世人。他是淳朴的，一个地道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能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他失踪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许多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人，一直不停地写纪念文章，最为敬仰、最为赞道的是他的崇高心灵和无私品格。巴金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认识不少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他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可能在巴金先生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献给过第二个人了。

    陆蠡虽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但他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天台人，他以自己34岁的生命在天地间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我们的时代需要陆蠡的精神，需要陆蠡那样的硬气和实干，需要那种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的信念。陆蠡的精神和他留下的绝妙文章，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与陆蠡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相比，我们对他了解得太少，宣传得太少，研究得太少。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应该由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文章有删改）

为什么中文系学生不爱读文学作品

张向荣

    ①这段时间在读王敦的新书《打开文学的方式》，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一现象或许不总是如此，但也绝不罕见。其实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多多少少都是文学青年。因为文学能为涉世未深的中学生提供他们可能尚未经历但却渴盼经历的人生经验，譬如爱情，譬如虚无，譬如衰老与死亡，譬如对世间不正义的感知和批判，所以中学时代，他们还是爱读文学作品的。

    ②到了大学，我相信，九成以上的中文系学生会在开学不久就遭受到老师慈爱、深邃但残酷的暴击：“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批评家。”于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原本把李白、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学生，慢慢就只把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布朗肖、巴丢等理论大师的名字叼在唇上了。大家开始热衷于谈论文本、风格、修辞、意义，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感动、热爱和陶醉，我们甚至不再把文学称之为“文学”，而是称其为“作品”，就像一个深谙商业之道的编辑不把手中的书称之为“书”，而是称之为“产品”。

    ③中文系具有研习文学理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文学理论被视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倚天剑、屠龙刀，或者说，就是王敦所说的“打开文学的方式”。但是，对理论的迷恋，却常常使得不少中文系的学生反而逐渐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这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理论文本的确能够磨砺一个人的理性，促使他不再满足于诗赋小说戏剧带来的纯粹的美与诗意，而是紧紧追随着哲学的“洞穴之光”，力求抵达文学真正的本质；其次，理论的力量犹如庖丁解牛，能看透、看穿、看破许多文学作品的叙事陷阱、修辞屏障和抒情动机，这会使人丧失掉不少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最后，有些理论语言尤其艰涩，研习理论比阅读作品要花费数倍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反而少了。

    ④于是，许多人一只手拿起了“打开文学”的工具——文学理论，但另一只手同时却把文学给“合上”了。他们有时会觉得，只有能够迎合、言说理论的文学，没有不能解读文学的理论，如果确实没有，那就换一种理论吧。文学不仅是理论投射的客观对象，甚至成了理论的附着物，文学为理论而活。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中文系的学生，越不爱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但显而易见，文学并不为理论而活，为理论而活的只能是人。

    ⑤其实，乔纳森·卡勒早就说过，“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阅读，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面对文学，在一个恰当的阈值内使用理论打开这些文学呢？

    ⑥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他并不是创造一个新理论，这多半是外国人做的事，也不是去介绍一个理论，这主要是中国人做的事，而是凭借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告诉读者怎样使用文学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都说文艺理论的书难啃，但我觉得，更难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应用这些理论，这需要作者具有极为娴熟的理论功底，同时又不丧失对文学的感受力，还能用恰当的话语将这种对文学的感知从字里行间解放出来。

    ⑦理论的确是灰色的，但文学的生命之树能否常青，在于能否用理论打开。领略一点文学理论的精微奇妙之处，却不被其俘虏，而是读读小说，背背诗歌，这些文学能更加显示出与现实、与人性的相切相关。

（有删改）

    《庄子天道》篇中的一则寓言非常具有启发性。舜问尧如何治理百姓，尧回答说，自己不慢待孤苦伶仃的人，不放弃贫穷的人，悲悯死者，喜爱小孩，同情妇人。舜说：“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问原因，舜说，真正的治政应该像四时运行有序，像昼夜交替有常。舜肯定尧的美政，但又声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将有限之美引向无限，以无限为参照系，不断超越各种具体之美的局限性。这种思路，在《庄子》和《红楼梦》中都有所体现。

    《庄子》强调“合内外之道”，把内圣（立德明道）与外王（应物而不穷）结合起来，主动超越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无限生成。不过，《红楼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物形象能够把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承载“合内外之道”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整体象征世界中体现出来的。

《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是对道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观视域深切体会的一种无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贯穿全年始终，可理解为以时空之无限突破拘于虚、笃于时的遮蔽；士隱、宝黛等人对功名富贵的疏离，可视为对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词》当然不能深刻体现哲人之思，却以诗性智慧描述了一种极为大观的视域：诗中的花不是园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无限飘飞的花——“花谢花飞花满天”“随花飞到天尽头”：宝玉听闻《葬花词》后有了深刻的生命体会，也是因为这篇作品引发了宝玉“逃大造、出尘网"的大观视域。

    《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时空建构耐人寻味。要说主体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空间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哉"的说法便有达变中知常的意味。开头女娲炼石的神话传说与“又向荒唐演大荒”的叙事结构将特定时期放置在“古往”与“今后”之中，向前通向无限，向后也通向无限。另外，贾府、朝廷、宅院、庄园、乡村、庙观等特定空间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中，由封闭空间变成向无限敞开的空间。小说结尾写宝玉拜别贾政，将这种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意识写得极有诗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背景中，一袭“大红猩狂毡的斗篷”渐行渐远，走向远方，走向无限。这样富有象征意味的时空建构使得《红楼梦》具有其他古典小说难以企及的大观视域，让读者体认到具体、有限之美“美则美矣，而未大也”，从而不对具体、有限之美产生依赖感，而是得以唤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无限生成。

如果说《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体之美，《金瓶梅》通过“极写人情世态之歧”呼唤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过“成而能谐，婉而多讽”寄托人格之美，它们都对具体之美表现出依恋与执着，那《红楼梦》虽然也对具体之美表现出由衷的欣赏之情，却少了执念与依赖。

    在“无限”的参照之下，曾经的具体之美如梦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灵被净化，妄念被消除，不会陷入具体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无立足境”的情况下，也就不会驻足不前，而是随道运化，不断创造新美。

（摘编自王冉冉《怎样品赏《庄子》和《红楼梦》）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岀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虛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