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里面所隐藏的力量感、速度感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很多人批评他，觉得过分粗糙，远谈不上精粹、谨严，这些都是实情。莫言喜欢放纵自己在语言上的天赋，他似乎也无兴趣字斟句酌。但莫言语言的粗粝、驳杂，未尝不是他有意为之，他似乎就想在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语言洪流当中建立起自己的叙事风格。莫言是北方人，正规教育只读到小学毕业，如果要他和别的作家，尤其是南方作家比精致、优雅，这绝非他的长处。况且，文学语言的风格是丰富的，精致只是其中一种。

    莫言的长处是他的激情和磅礴。那种粗野、原始的生命力，以及来自民间的驳杂的语言资源，最为莫言所熟悉，假若删除他生命感觉和语言感觉中那些枝枝蔓蔓的东西，那他就不是今天的莫言了。莫言所追求的语言效果正是泥沙俱下的，普通话中夹杂着方言、土语、俚语、古语，极具冲击力和破坏力。有些作品由于过分放纵，节制力不够，也未必成功，但无论你是否喜欢，都能令你印象深刻。有些作家一天就写千儿八百字，他习惯慢，细心琢磨，一字一句；有些作家则崇尚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莫言显然属于后者。

    莫言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但中间夹杂着民间大量的口语、俚语，但又不是刻意的方言写作。保存在山东方言里的一些古语，譬如锋利说成“风快”，漂亮说成“奇俊”，天气很热说成“怪热”，这些词，现代人也能理解，用在小说中就显得古雅而有趣。莫言的小说语言是多重的、混杂的，未必规范，但有活力，而且狂放、恣肆、汹涌，这是在别的作家身上未见的。有些作家崇尚精雕细琢，譬如汪曾祺的小说，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装饰性，也很少用形容词，但你能感觉到他的语言是讲究的，用词谨慎；格非的小说，书卷气很浓，他用书面语，有时还旁征博引，但也不乏幽默，这和他一直在大学教书有关；苏童的小说语言你能感到南方生活潮湿、诗意的氛围；贾平凹的小说语言有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也有民间的土气。莫言的语言风格比他们更为驳杂。莫言的语言有时是对生活的模仿，充满聒噪的色彩，有时是对传统语言的挑战，是一种狂欢。莫言并不愿意守旧，他在语言上，更有狂欢精神，亵渎的、嘲讽的、滑稽的、幽默的、庄重的、深情的，汇聚于一炉，斑斓而驳杂，有时也会令人不快，但这就是莫言，一个为他自己的语言世界所塑造的莫言。

    这种写作风格、语言风格的不同，和作家的气质、个性相关，甚至和作家的身体状况也有关系。鲁迅写不了长小说，他的文章越到后来写得越短，这和鲁迅所体验到的绝望感有关，他从小说写作转向杂文写作，就表明他对小说那种迂回、曲折、隐蔽的表达方式已感不足，面对深重的黑暗现实，他更愿意用短兵相接、直抒胸臆的方式把自己所想说的说出来，所谓“放笔直干”，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仅和鲁迅的思想体验有关，也和鲁迅的身体、疾病有关。莫言的小说则有大量的长句子，这点和鲁迅不同，他体魄强健，气息是不同的。

（选自谢有顺《莫言小说的特质》，有删改。）

    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俗语指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方言俗语是与书面语言相对的地方口语。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云：“用字宜雅不宜俗，宜稳不宜险，宜秀不宜笨。”这段话反映了古人作诗的基本态度。但是古代许多大家都曾将方言俗语入诗，自有其审美价值。 存真，切合语境。方言俗语之“俗”不是粗俗，而是民俗。民俗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反映民俗的诗歌会采用方言俗语。韩愈《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鸣。”唐人李廓《鸡鸣曲》：“星稀月没上五更，胶胶角角鸡初鸣。”古人认为“角”音谷，正是模仿鸡的叫声。 求异，打破常规。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其间用方俗言为妙。”数物为个，是为俗语，而杜诗屡用，如：“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边添个个”。不用常规语用俗语，如异军突起。

    诗用方言俗语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提炼，熔化口语。罗大经《鹤林玉露》：“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镕化，乃可因乘。”所谓熔化，就是将过于土俗的词语进行加工。钱钟书先生对“诚斋体”也有精彩的评述：“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而是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其次，布局上要巧作安排。使用方言俗语也要考虑到不同题材。常见俗语用于五七言古体则可，若能用之近体，乃见笔力。唐人于濆《送戍客南归》诗云：“北别黄榆塞，南归白云乡。孤舟下彭蠡，楚月沈沧浪。为子惜功业，满身刀箭疮。莫渡汨罗水，回君忠孝肠。”“忠孝”一词是俗见之字，很少用于近体诗。可是于濆能用在这里，是因为有汨罗的环境，谁也不会怀疑屈原的忠心。

    用俗语就有诙谐的味道，很容易落入油滑。施蜇存《“管城三寸尚能雄”》说：“谐趣不是戏谑，戏谑就成为打油诗……一首诗，光有谐趣，还不易成为高格。”用方言俗语带来了谐趣，但情调要沉郁。如聂绀弩《挽雪峰》第二联：“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睡不醒”是大白话。第三联“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働辈行情。”就很严肃了。

    就如取名字一样，个别字也是可以用俗字的，但姓与名构成一个整体，要有点积极意义。如“吴穷”好，“吴良”就不好。

    方言俗语入诗，如此才能拓宽其审美空间。

（选自邵则遂《诗用方言俗语》，有别改）

唐诗的意象

    中国古典诗歌是极其精炼的语言艺术，言约而意丰是历代诗人共同的追求目标。刘勰云：“规范本体谓之镕，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又云：“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这个原则虽然对各种文体都适用，但显然对于篇幅有限的诗体更为重要。而古典诗歌的篇幅相当有限，作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意蕴，所以不能容忍芜辞赘句的存在。从意象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原则，显然会导出对于意象密度的追求。

    何谓“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假如同样长短的诗句或诗篇中包含的意象或多或少，也就是意象的密度或密或疏，前者所承载的意蕴更加丰富，或者说所传达的信息量更大，如此更可能达到言约意丰的效果。

    但是，是不是意象密集的诗一定是好诗呢?或者说，是不是意象密度越大的诗就越好呢?下面以五律为例做些分析。“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篇，后人的赞扬之词甚多。但是它也招致了一些非议，有人就说：“‘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其实正是指此诗意象过于密集。那么，为什么意象过于密集也会是一种缺点呢?简单地说，原因在于意象过密会妨碍诗歌意脉的流动，从而显得堆垛、板滞。

    从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结论：对于诗句来说，意象密集往往会产生精警的名句；对于诗篇来说，意象密集则是利弊参半的，有些作品因意象密集而见胜，有些作品却因意象过密而受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名句和名篇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凡是万口传诵的名句都具备某种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把名句从原诗中彻底剥离出来，它们的价值也几乎不受损伤。由此可见，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名句都是意象密集的，但是意象密集肯定是构成名句的重要条件。因为名句的篇幅仅有寥寥数字，如果意象的密度太低，那就包蕴不了多少意义，要想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名句也就难上加难了。

    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对意象的密度是相当留意的。唐诗名句的意象密度大多较高，这是唐代诗人写诗时精雕细琢的自然结果。唐诗名篇的意象则以疏密相济为普遍规律，唐代的优秀诗人有意无意地把一篇作品内的意象密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程度，从而写出许多疏密有致的佳作。

（摘编自莫砺锋《论唐诗意象的密度》）

    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失”。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节选自许结《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清代袁枚《续诗品》中，将“著我”列为二十四品中的一品：“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它一方面强调了风格的创新，另一方面强调了风格的独特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家书创作与诗文创作一样要强调自我，强调个性，强调艺术的独特风格。“著我”的家书，在创作中表现强烈的自我个性，表达了对艺术个性化的愿望和追求。

在家书审美创造、鉴赏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但凡优秀的家书作品，其中必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色彩，从而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欣赏朱自清的《给亡妇》，全篇既不是捶胸顿足，也没有呼天抢地，只是深情地细诉亡妻生前的一切，平实地回忆了她十二年来对自己和孩子的种种恩情，语气平淡冲和，不见任何突兀之处，但是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作者的哀悼之情。同样是写给亡妻的家书，并拥有相同的形式和内容，蔡元培的《致亡妻黄仲玉》却呈现不同的艺术风格。蔡元培的家书是一种直抒胸臆火山爆发般的感情，声泪俱下地哀悼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妻子黄仲玉。家书中感叹词“呜呼”前后出现了十三次，作者心灵的风暴翻江倒海般地扑面而来，让人感慨万千、涕泪横流。面对一封封血肉俱丰的家书，我们进行审美鉴赏时，一定要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把握作者的主体审美意识，将审美视角锁定在作品中的心理体验和深厚内蕴，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领略家书艺术的审美价值。

（选自《家书的审美风格》）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材料三：

当今社会，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不难想象，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所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