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①“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包括文学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崭新历史坐标。对于文学来说，如何认识新时代之“新”的丰富内涵，如何认识“新时代”与“中国故事”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

    ②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被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不仅在变，也在常；不仅在新创，也在守望。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③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咏而归》等写作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④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陈培浩《“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朱光潜

    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是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多么简单平凡！两首诗之所以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从前私塾冬烘学究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八股文、试帖诗、《古文观止》和《了凡纲鉴》。他们对于这些乌烟瘴气何尝不津津有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几分冬烘学究气，都把自己围在习惯所画成的狭小圈套中，对于这个圈套以外的世界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必有创造性，都必时时刻刻在开发新境界。

    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与滥调是死对头。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描绘出来。诗人的本领就在见出常人之所不能见，读诗的用处也就在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我们本来不觉得乡村生活中有诗，从读过陶渊明、华兹华斯诸人的作品之后，便觉得它有诗，我们本来不觉得城市生活和工商业文化之中有诗，从读过美国近代小说和俄国现代诗之后，便觉得它也有诗。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见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日，诗才会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我们自无容顾虑到诗是否还存在。但是有生命而无诗的人虽未到诗的末日，实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

    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觉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

    ①国有国格，人有人格，艺术也有自己的品格。品格层次的高下决定着艺术的精神价值和历史地位的高下。艺无格不立。艺术品格是艺术作品屹立于艺术之林的脊骨。艺术品格的内涵至少包括（    ）品格、（    ）品格和（   ）品格。

    ②中国艺术有“解衣盘礴”的优秀传统。专注痴迷于创造的沉酣而不作世故的权衡和功利的算计，是进入最佳创作状态和确保艺术神圣与纯洁的前提。前人早巳发现：人多一分世故即少一分高雅；利多心急者其艺必不工。

    ③艺术品格的滑坡往往是经不住非艺术的种种诱惑而造成艺术本身相对独立性的丧失。诱于名，艺术降格为自我吹胀的钩誉虫；诱于利，艺术堕落为满身铜臭的摇钱树；诱于权，艺术奴化为察颜观色的登龙符。

    ④艺术是艺术家在泥泞思路上频频滑倒的激情与感悟，它往往能跌出灵感带血的伤口和心灵震颤的歌吟；而在舒适坦途上装作跌倒，则只能跌出滑稽的丑态和矫情的喊叫。

    ⑤任何有健康恬力的艺术都构成自己纯真的氛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游离于情节和性格的床头、拳头，噱头，是甩卖发馊肉汤的胡椒、掩盖灵魂的膏药、装扮卖笑丑妇的胭脂。

    ⑥优秀艺术总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属于的东西。吴昌硕的厚度、齐白石的醇度、潘天寿的力度、傅抱石的速度，都以不与人苟同的艺术个性的戛戛独造在艺术史上留下闪光的篇页。雪地上的第一排脚印最易诱人放弃寻找自己最佳路线的选择。缺乏创造性的模仿艺术已流于下品，没有出息的倒爷艺术更无品格可言。

    ⑦艺术家的品格是由艺术家的人格决定的。艺术家不是完人，艺术创造所必须的素质偏离也常常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缺点和怪癖，所以艺术人格与道德人格既有重叠又有一定的错位。

    ⑧艺术人格有它的标准，那就是以严肃的艺术创造为轴心的文化够感和文化献身精神。

    ⑨艺术家是文化的先知。他的追求是未来。他的任务是创造。为了人类进步及真理，他甘愿做艺术的探险者和殉道者。他想的不是名利，而是争取更多的时间燃烧自己，付出自己。

    ⑩我们期待艺术品格和艺术人格在新的高度和层次上趋于统一。我们期待创作出优秀艺术品的艺术家同时也创造出优秀的自己。

（选自翟墨《艺术的品格》 ,有改动）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立法。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我们要适应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和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宪法规定，树立平等保护、促进发展的立法理念，确立民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准入”的原则，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加快推动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规范执法。完善涉及民营企业行政执法的权责清单，厘清职责边界，将政府部门行政权、执法权等公权力的设置与运行置于法治监督之下，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乱收费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民营企业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正常经营不受干扰，切实解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推进审批制度和“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标准，坚决杜绝随意裣查、多重检查、重复处罚等执法歧视行为。切实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服务意识，做到行为规范、程序规范公正司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涉纪涉法案件，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加大民营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社会主体之间案件纠纷的审理力度，依法保护公平竞争。加快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错案冤案，将中央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

    加强服务。创新和拓展公共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和法律援助、法治宣传机构为民营企业服务。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定分止争，又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家讲正气、走正道，遵纪守法经营，合法合规竞争，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贡献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同度和支持率，树立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思维和价值导向

(选自陈娴灵《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