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游荷塘  “士”的回归

朱世丽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的感情世界。朱自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在创作上，他热衷于自然。他把自然人性化、人格化。他能与自然交流对话，情趣盎然、物我两忘，达到“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执着于山水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唯有在那里，才能解脱名缰利锁，潇洒自在。即便是表现“颇不宁静”，“ 荷”亦“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些描写既展示了作者运用比喻等技巧，也写出了作者在此境中的感受﹣﹣静谧的荷塘边，勾起了作者对冰清玉洁、特立独行的品格的自我期待，特有的景、物、光、色、味的浸漫诱惑下，他的灵魂潜入到另一世界﹣﹣那是一个由真与美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和谐纯净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远离尘嚣，无物的困扰，无权的左右，那是朱先生苦苦追寻的“士”的家园。

    朱自清在《你我》中讲：“我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民’，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什么非要走这“忆之路”？因为现实“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暂时只有逃避一法”。为何“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士”，当然是“不能或不愿参加”到屠杀者的行列。他逃避法之一，便是“忆之路”，而忆的结果则是对自己的解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能是廉价的新瓶装旧酒的伤感。”社会形势的前逼后追、日常琐事塞实了他的心房，一颗“士”心几乎被吞没，精神家园濒于沦丧。那么，神游荷塘，仿佛梦魂归家园，漂泊的“士”魂回到了心室，心灵复苏了。这是陈酿的“旧酒”从死封的“新瓶”中潜溢出来，弥漫朱先生周身，熏香、微醉。尽管这醉意是微微的、淡淡的、暂时的，但足以慰藉他的心。

    既然朱先生坚守的是“士”的品格，怎样理解他早期参加的文学革命活动呢？这是一个青年儒士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体现。这与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年轻时不是一致的吗？然而将近而立之年的朱先生，所志的“道”已被摧毁殆尽，“学而优”亦不能“仕”；在现实中他不可能“达”，也就无法“兼济天下”；他连“独善”的起码条件也不具备，没有“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自在的生存空间，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任凭他怎样坚守而现实无“士”的立身之地。于是，他在艺术的真实中为苦闷的灵魂寻了一方宁静的乡土﹣﹣月下荷塘，从而获得了心灵的真实感和解脱感。

（节选自《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这种霉菌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这就是“键盘依赖症”。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得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围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做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材料一：

    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两季以来，难得的是同时收获了高收视率与好口碑。第一季首播时，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四位。今年播出的第二季借助央视这一强势平台，又占据了春节黄金档的十余天强势档期，收视率更是飙升。

    在微博上，不仅普通网友纷纷留言关注，一些知名“大V”也出言点评，《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点爆收视热点，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样的节目也应给电视人带来深思与启迪：我们不该将宝贵荧屏资源拱手让给那些粗俗无聊，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曝米花”节目，以博得些许廉价掌声，换取毫无意义的虚假收视。

    节目的火爆，带来的是各位参赛选手的人气高涨。勇夺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00后”高中女生武亦姝，她在节目中的淡定从容，“圈粉”无数，被网友们盛赞为“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而除了武亦妹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度挖掘的对象。像白茹云、王海军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另一方面也传递了温暖与感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网友们对节目的高评价，对参赛选手、嘉宾以及节目幕后的关注，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事实上，在今年《中国诗词大会》火爆荧屏之前，已经有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节目改变了以往文化宣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创新形式、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令传统文化获得了当代观众的认可。

    另外，节目还使得不少观众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更是树立一种文化自信。网友“美好好”表示，“期待全社会能由之激发起一种发自内心，出于真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崇”。网友“似水在流年”的体会则是，“全程看完，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意象里的中国，是诗词大会的中国，这背后是全体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和标识”。

（摘编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习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诗词大会》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文化供给端少有的“老少皆宜”。《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

（摘编自2017年02月08日《湖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出现的诗词，从《佛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时间跨越数千年，涵盖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到近现代整个中国诗歌史。竞赛题是央视请高校专家出的，题目所涉诗歌不是局限于唐诗宋词等中国诗词高峰期的作品，而是突出精品，选择普通观众熟悉的，日常吟诵得多的，能带来审美享受的主流作品。

（摘编自2017年02月09日《长江日报》）

材料四：

    近日，在央视一套、十套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下帷幕，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新一轮学习古典诗词的风尚。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8.5%的受访青年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阅读或学习古典诗词，70.0%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今天仍需培养古典诗词爱好，75.5%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应加强古典诗词方面的教育。

如何推动古典诗词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爱访青年的建议有：与流行文化对接，找到当代人更易接受的传播方式（58.0%）；在网络文化中植入古典诗词的成分，推动其普及（49，4%）；提倡全民鉴赏古典诗词，降低传统文化的学习门槛（31.1%）等。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 “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 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日前，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37亿，登顶国内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热血昂扬的故事内核、震撼惊艳的视觉特效、对经典神话故事的创造性改造，获得不少观众好评。回看近些年文艺市场诸多口碑佳作，“燃”是它们共有的标签。“燃作”正以火热的流行姿态，走红于当下文艺市场。

    一部作品“燃”，必是作品中生起一团火，令人振奋，引人共鸣。剥离创作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外壳，火种就是作品中极具感染力的正能量精神。《大江大河》中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励志拼搏、《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意志、《我在故宫修文物》数年如一日打磨一件国宝的工匠精神……看这样的作品，我们与其说被一个个人物故事“燃”到，不如说被涌动其间的进取、勇敢、专注的精神气质感染。“燃作”流行，折射出人们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旺盛需求和热情接受，在当下丰富多元、竞争激烈的文艺市场，正能量题材依然是“刚需”。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文艺成就，那些至今为人称道的文艺佳作，很多都充溢饱满的正能量精神。以“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只是50后、60后的燃情记忆，还经由影像化、舞台化改编，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养分；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在多少人的青春记忆里闪闪发光；《亮剑》《闯关东》等影视剧作，不管什么时候回看，都让人内心激动、热血沸腾。这些“燃作”题材不同，形式多样，但无一不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无一不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有人说，时代在变，现如今媒介日益发达，生活节奏显著加快，海量信息冲击之下，文艺还执着于正能量是否已经过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平台普及，文艺创作门槛逐渐降低，确有一些不良创作风气，或以颓废为美，或以恶搞为能事。事实证明，于思想上无精进、于情感上无促进的文艺作品最终会被市场和受众抛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们对真善美的需要只会持续炽热，对文艺作品“走心”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如何引领正向价值，呼应大众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追求，是今天创作者的重要使命。正能量最易感染人，由感染人实现提升人，恰是文艺创作的恒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正能量题材拥有更高远的艺术追求、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当然，并非有正能量就是成功的“燃作”，还须有扎实的故事和优质的形态做支撑。正能量的故事若要避免主题先行，将情怀落地、真正打动受众，需要精良的艺术水准、精妙的讲述能力。柴好方能火旺，好的内容设计、艺术手法就是一捆捆好柴，保证正能量的故事越燃越旺。

    现如今，大众文化形态日益丰富，我们有太多文艺样式可以为正能量题材赋能。一部影片可以收获几十亿票房、一条暖心的短视频可以收获数百万点赞，5G时代，我们诠释、展现正能量故事的手段会更加多元。此时，更需要文艺创作者从广袤现实中寻找真挚动情、振奋人心的好故事、好素材，创作出一批批精品“燃作”，满足大众对优质正能量作品的真切期待。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文艺创作者应尽的职责。

（摘编自王子潇《正能量文艺是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