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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第一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一次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因而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观点是武断的,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但民众却不缺少宗教信仰;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但却似乎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先民自古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建造了如此之多的神庙供人们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从事着如些复杂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祭祀的对象上,中国人按照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把整个统一的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于是,祀天祭祖二神崇拜就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中,其中祭祖、崇祖既是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又是主要的载体,而祀天、敬天则是演化和派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来都附着于祭祖和崇祖的活动和礼仪之中。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所说的:“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

    在祭祀的主体上,按照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先秦时期,祭祀活动从上至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分别掌管。秦之后,其祭祀的政府主体就由天子以及各级官吏担任。在民间,其基本的祭祀主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私人祭祖或祀神活动完全遵循传统习俗自发而为,但宗祠或地区性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则由家族首领和地方会首出面组织和主持。至于国家的祭祀天地的活动,是为天子的特权,秦汉之际,天子主要通过封禅和郊祭来祭祀天帝,秦汉之后,祭天和祭地同时进行,其仪式更为隆重和繁琐。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南郊还专门建造了天坛供祭天之用。

    在祭祀的性质上,按照神灵的属性可区分为不同的种类。与西方的一神教不同,中国的宗教神灵除了至高无上的“天”之外,其他的神祗都属于有限的特殊神。如山神、门神、灶神、土地神以及其他的动植物神和行业神,都属于担负特定职能的神祗,只能给人们提供某一方面的护佑。但有些地方社神,却被演化和升格为具有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由于在整个封建社会,祭祀至上神“天”乃为天子的特权,民间不得擅自祭祀,这种神权垄断状况一方面造成了民间信仰实用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原始的自然崇拜难以得到扬弃和升华;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多神信仰在民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不致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

    各种祭祀活动是信仰的载体,是一定宗教信仰的外在物化形式。透过它我们看到这种扎根于民众生活、内存于民众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如此之深厚,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自创的道教,都不曾动摇过它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它。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迅速复兴。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客观规律,信仰是人的精神生命,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其内在的“活的灵魂”,它如同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个民族的世代相传而得以延续,而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信仰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来说,我们是无法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中加以消灭的,外在的强力只能消灭人的肉体,而无法消灭人的信仰,信仰的存在和改变是一个遵循其内在固有的逻辑而缓慢演化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乡村发现》,作者左亚文,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民间信仰的内容虽然是祀天祭祖之事,但也属于真正的信仰。因此,中国人不信宗教这说法是不准确的。 B、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有明确的宗教归属。 C、祭祖和祀天就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而且宗教信仰的范围之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大都有真正的信仰。 D、祀天祭祖二神崇拜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这是由中国人把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的结果。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中国民众笃信神灵的角度,提出这种以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为表现形式的民间信仰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B、文章从祭祖和祀天两个维度理解中国的民间信仰,并认为二者关系并重,都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 C、文章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中国民间信仰,彰显了中国民间信仰是我们民族内在的“活的灵魂”。 D、文章从中国民间祭祀活动的对象、主体和性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任何情况都不曾动摇过中国民间祭祀活动的地位。可见,各种祭祀活动扎根民众生活之深,内存民众精神之坚。 B、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而体现宗教信仰的祭祖和祀天都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因此民间信仰就是宗教信仰。 C、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宗教矛盾分歧较多,冲突和战争不断,而东方国家则因为神权垄断而多神信仰和平共处。 D、中国的祭祀活动就是人的精神生命,是中华民族内在的“活的灵魂”,因此,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是没有道理的。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艺术实践证明。要相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在内矛盾。知果不能把握和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不能把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成功地祠示出术,就没有活行行的真实的人,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

    巴金曾经指出:“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些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有‘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人类复杂的内心图景,不是用几笔鲜明的色彩可以描画清楚的,不是“优点”“缺点”这种具有确定范围的概念语言可以概括的。事实上,人的性格世界有很大的模糊特征,了解人物形象的模糊性,对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性格元素模糊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彼此矛盾对立的: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肯定性方向,表现为善,表现为美,表现为真,表现为圣洁;另一部分性格元素表现为否定性方向,表现为丑,表现为伪,表现为鄙俗。这种双向性,使一个人的性格表象变得纷纭复杂,使一个人有时像他自己,有时又不像他自己;有时忠于他自己,有时又背叛他自己。这就是说,构成性格整体的各种元素往往不能按照同一确定的方向运动,而正是这种非同向发展的各种性格因素,才形成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例如构成阿Q性格整体的元素是非常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性格元素,又表现为双向性:质朴愚昧又狡黠圆滑,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故弄又忍辱屈从……这些元素在自身运动的过程中,互相碰撞,互相交叉,形成复杂的性格表象。

    性格元素模糊性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每一个性格元素内部都带有二重性,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此,性格元素自身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确定,它在不同的情境中总是显示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例如,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时,“倔强”的性格元素就表现为肯定性质的“韧性,”而当真进不复存在时还要硬去碰撞,“倔强”元素就转化为否定性质的“固执”。一个人的勇敢,在某种情况下可表现见义勇为的善,在某种情况下则又可能表现为不又亦为的忍。李逵的勇猛有时表现为非常可爱的战斗精神,有时则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鲁莽。

    此外,性格元素的本质往往不是直接袒露着的,它会被假象包裹着,从而显现出表里矛盾、似是而非的情状,使人们感到难以捉摸。狄德罗曾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因此,要写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确实值得写作多下一番功夫。

(节选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风貌的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其漂亮。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婷婷玉立么?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的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准和艺术要求。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①,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有删节)

【注】大令:指晋王献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高发人群,又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医疗服务供给则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选自《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人民时评)》)

材料二:

    目前会议营销已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会议营销的特殊性则令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十分挠头。

    在会议营销现场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为合法正规产品,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而企业人员在会议现场进行的违法宣传和销售等情形,又面临着定性难和取证难的问题。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会议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往往会产生违反《食品安全法》经营销售、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违法企业用严重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食药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分别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衔接的制度设计,尽可能突破取证、定性难题,防止因职责交叉造成监管缺失。

(选自《保健品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材料三: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偏向情感相关的导向,往往高度关注亲情、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等。而往往那些忽悠人的骗子都有着相似的“套路”:首先打亲情牌,跟老年人唠家常,接着给老年人一些小恩小惠,提供免费体检等服务,再然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年人从众心理在起作用。老年人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往往与主流社会脱节,不能全面获取信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为了使自己不处于孤立、低落的状态,行为都会受“从众心理”驱使,会盲目地购买。老年人相对更容易贪小便宜,且又有着太强的“自尊心”,即便知道被骗后也往往难以向子女启齿。就是很多骗局盯上老年人的重要原因。

    子女可以多多陪在老人身边,耐心、积极地和老年人交流,使老年人感觉到安全与陪伴,并让老年人相信子女才是最可信的人。今后一旦有骗子要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与子女商量,减小被骗的可能性。

(选自《关于老人受骗我们可以做什么?》)

材料四:老年人遭遇骗局后不愿寻求帮助的原因

(选自《理财、保健品处处有陷阱 老年人缘何成诈骗重灾区?》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世间万物,最可贵的就是人的生命。文化遗产是古人的创造,而斯人已逝,独留遗物载其智慧与思想,成为今人与古人心灵沟通的重要工具与媒介,根本而言就是古人的象征,可谓其代言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也像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且至为可贵。这一点应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代曾国藩言“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抱有一颗敬畏之心于国、于民、于家、于业、于人、于己都至关重要,对于为古人代言的历史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了敬畏,盗掘之举方能有所收敛;有了敬畏,破坏之为方能有所约束;有了敬畏,纵容之态方能有所更张。

    面对天灾人祸,人的生命十分脆弱。那些饱经沧桑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也如年迈老者一般,生命极其脆弱。敬畏生命、善待老人,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已渐成风尚,对待历史老人,我们又该如何呢?首先,既不能敬而远之、弃之不顾,也不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更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次,要时刻关注其细微变化,分析背后原因,及时排除一切不利的干扰因素,为其营造有利的生存环境;再次,务必坚守遗产的生命线,面对遗产脆弱的生命,保证其“活下来”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对得起前人、对得起祖先的基本准则。

    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有学者说,仔细触摸文化遗产是能够感觉到它的体温的,因为它们身上无疑流淌着先人的血水与汗液,承载着先人的希冀与创造,凝结着先人的思想与智慧,因而触摸遗产其实就是走进了先人的世界,就是在与先辈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如此而言,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就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恰如苏东海先生所说,文化遗产处于不断的消失中是遗产存在的根本状态,文化遗产消失的规律是关于遗产的根本规律。只有正确认识遗产消亡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存遗产的珍贵价值,才能更自觉、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抗遗产消失的斗争,秉持遗产保护之“道”与“德”,方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不断取得斗争胜利。

    人生苦短,每个人也都想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作为古人的代言者,文化遗产又该如何借助我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呢?很多遗产的原初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基于其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内涵而衍生的新功能却可以不断挖掘,这也正是体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更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终极目的。

    (选自王运良《文化遗产好似人类生命》,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革命文化源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有了革命斗争实践才有革命文化。研究革命文化,必须研究革命斗争,包括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等。这些革命斗争实践为革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其蕴含的不畏牺牲、乐于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质。同时,革命文化也为革命实践的发展提供动力。例如,延安精神来源于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敌后抗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要素对延安时期乃至今天的奋斗实践产生的指导、鼓舞和借鉴意义。

没有理论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革命实践与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蕴合的核心要素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比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蕴含的鲜明的群众观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是革命实践的主体,革命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有了中国革命,才孕育和形成了革命文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曲折艰辛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充分坚持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系统地领导人民群众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革命文化。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由于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创造和丰富发展的,因此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泛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成为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朱喜坤《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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