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原本是“网络红人”的意思。然而在当下，“网红”一词逐渐特指那些依靠秀脸蛋、秀身材、秀美食、秀财富而走红的青年女性。每当媒体提及“网红”，几乎都对其加以挞伐，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阶层，更是一碰到“网红”就蹙眉，唯恐避之不及。“肤浅”“拜金”“媚俗”等骂名与“网红”总是如影随形。对这些“网红”的鄙夷和批判，也成为一种主流舆论。

    “网红”们走红的方式的确肤浅，粉丝对“网红”的追捧，也确实物质了些，庸俗了些。然而，“网红”们为何能以如此肤浅的方式走红？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又为何毫无保留地把热情和时间，献给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网红”？对于这些现象存在的内生合理性，鲜见具备人文关怀的思考，这是不应该的。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试着去理解“网红”现象，年轻人追捧“网红”的真正原因并不难找。“网红”之所以能够依靠发自拍、发美食赢得追捧，不就是因为社会中许多下层的年轻人，需要依靠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幻想，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吗？对于大多已经在社会上立足的成年人，和少数有幸享受较好教育环境的年轻人而言，这种充实精神生活的方式或许过于廉价，过于媚俗了。但对社会中大多数下层年轻人而言，“网红”们那半真半假的姣好面容，逛逛吃吃的悠闲生活，正是他们最真实的内心向往。对他们来说，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多数青年都没有机会接受精英式教育，叫他们欣赏曲高和寡的高雅文化，未免有些强人所难，经济上的压力则让他们难以负担日益高昂的文化消费成本，进一步挤压着他们的精神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或许只能在网络上用这种廉价方式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

    我也是年轻人，我幼时的玩伴中，有不少人也是这些“网红”的粉丝。他们可能刚成年，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我深知和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有幸生在小康之家，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绝不会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加以批判和鄙夷，而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有更强的同理心，去理解“网红”现象背后的社会现实。

    说“网红”肤浅也好，低俗也好，既不是“网红”自己的错，也不是“网红”粉丝群体的错。社会文化既需要有高雅的形式，也需要有通俗的形式。如果要让网络文化环境更加高雅，更加丰富，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社会阶层差距的根源开刀，让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年轻人能过得更富裕，更有尊严，让他们能够有余暇和条件去追求更加高雅，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

    试想，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影院欣赏一场精彩深刻的电影，每个人都可以抽出时间，摊开书本，在阅读中遨游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那人们又何必要依靠追捧“网红”来填充自己的心灵？努力去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远比坐在清谈室中，高高在上地批判“网红”更有意义。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26日05版）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根植于土司制度之中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

    土司有专门的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但要归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系之内。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区。土司制度带来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其特殊的管理模式及相关的依赖交流机制、世袭制、等级制构成了土司制度与文化的鲜明特征。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多年，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的双方认同。一方面地方首领表示“归顺”“向化”，希望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在不易派官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寻求代理人。因此，当土酋“归顺”，朝廷即授以土司之职，通过颁发敕书及官印，使其成为可以世袭的朝廷命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也经常征调土司兵作战，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镇压内乱，稳定地方。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大量士兵。因此，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同时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也为日后的郡县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中由少数民族统治的行政中心更多体现其强势的当地民族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创建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即在行省之内实行双轨制，既有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又有土司自治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体制的稳定性。土司制度推行长达六百多年，虽经三个朝代的更迭，这一政策仍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点在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二是政治运作的协同性。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和济与协调的。它的运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继续保留、发展，形成了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设土司，不强求那里的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从制度层面上说，土司制度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4期，有删改）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这些新石器文化核心区衰落，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中原中心趋势形成，这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改变的历程。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显然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了作用。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产业仅为补充，未起到多大的作用。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

    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

    以专营农牧两侧的中间商贸为经济基础的半月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兴起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得益于其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衰落，半月带的功能从欧亚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在中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总体上起到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东西双方只是透过半月带即她所谓的“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中原透过半月带这一“保护膜”向西方输出的恐怕主要也只有丝绸和粟了。

    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夏商周三代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政治策略，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核心“秘密武器”而被禁止西传，比如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以及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等，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反的是，中原许多政治发明和技术，却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开放，影响极为深远。显然，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视为自己安全的腹地和大后方，而将欧亚草原高地视为外方。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的这种亲疏观念，使得以旧大陆西部为策源地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并主要将青铜、牛羊、小麦引入“祀与戎”领域，这不仅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还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摘编自何驽《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与青铜时代全球化》）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诗词的意境

    意境是我国抒情文学在创作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

    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都蕴涵着较美的意境，它是作家的主观情思与富有特征性的客观景物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审美氛围和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分为两种类型，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又补充道：“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是王国维的关于作家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而导致的意与境关系不同的著名论述。他对诗词意境的这种划分，对于我们鉴赏古典诗词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其不妥之处也非常明显。对于如何划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而主要是看作者的主观情感是如何体现的，如果说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还好理解的话，那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则未必妥帖。因为“采”菊和“见”南山显然有“我”存在，分明是作者本人。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各自进步的审美观照下，按照一定的艺术规律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是艺术家的情感和心灵的外化。比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怎会是以物观物，分明是诗人所观之“物”，也是诗人所“化”之物。他的“人惟于静中得之”说出了“无我”的基本特点，就是诗人在冷静之中回味出来的妙境。这样，诗人的情感不在诗中直接显现出来，因而造成了一种仿佛无我的意象。这样说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非“有”与“无”的区别，而是“显”与“隐”的区别。二者都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有我之境”仿佛是一种人工妙合，“无我之境”仿佛是一种自然浑成。后者更高一层。前者多用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显现诗人的情怀；后者通过对景物的巧妙点染，使之淡然辉映。看似与己无关的景物的直觉诉诸笔端，实则是作家比较客观地描绘景物渲染点化出特定的氛围和境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这是诗中更不容易创造的。

    2017年，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这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科学梦的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的日益提升。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年来,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二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驱动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系每个人成长,也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明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更多人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仍是一个长期的、富有挑战性的过程。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教育界、科学共同体和企业、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的社会网络,加上运用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发展科普产业，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相信全民科学素质将会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活力会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