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山头上的桄榔树

佚名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向研究所的领导请了假，便风雨兼程回家。

    母亲原来住的那座泥屋，已经改建成一座二层的砖屋。原来的泥屋坐北朝南，现在的砖屋坐西朝东。母亲住在二层，凭窗可以看到东边山头上的那两棵挺拔的桄榔树。树下绿草如茵，野花盛开。

    “长锁，”我的乳名叫长锁，“娘死后，你要把我埋在桄榔树旁!”

    “主葬？”

    “不是。埋盒子，不起坟头。你爹回来时，知道我在那里就行。”

    父亲叫榕生，1948年秋天被抓壮丁，1949年冬天去了台湾。那时我仅3岁，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供我上大学。

    1996年11月，我陪母亲到泰国旅游。一天晚上，正赶上水灯节，夜色越浓，灯火越明，天上星光，水上烛光，交相辉映。

    “咱也做一盏水灯吧！”母亲提议。

    附近小贩群集，可以买到做水灯的材料。

    母亲用芭蕉叶做了一盏莲花形的水灯，学曼谷市民的样子，明烛点香，把水灯放到水面上，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这湄南河，流到哪里去？”母亲问我，我答:“这湄南河，往南流，流到泰国湾。水灯绕过中南半岛，就漂到了海南岛，再往东北方向漂，就漂到台湾岛……

    1999年11月，我陪母亲到马来西亚旅游。一天晚上，我们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一个超市里购物。有游客在买棕榈糖果、小瓶装棕榈食用油。

    母亲想买，我心里纳闷儿。

    母亲说：“我问过导游小姐，她告诉我，桄榔树也属于棕榈树……”

    我在家乡小住三日。一天上午，我走上东边山头，看见一对青年在桄榔树下烧香、磕头，不解其意。下山后，到了旭日小学，向谢校长请教。

    谢校长笑着问我：“那桄榔树是啥样的？”

    我说：“是挺拔的。”

    “有没有枝蔓？”

    “没有枝蔓，一心向上。”

    “这就对了——它没有枝枝蔓蔓，说明它一心一意。男女青年拜桄榔树，是希望自己的配偶像桄榔树那样对待自己——一心一意，没有技蔓。”

    我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盒深埋于东边山头上的桄榔树旁。

    父亲从台湾回到了大陆。

    父亲问：“这改建的房子，怎么坐西朝东？”

    我答:“这是按照母亲她老人家的意思改建的。她想看到东边山头上的桄榔树……”

    父亲默默地走上东边的山头。

    “你娘的骨灰盒存放在哪里？”

    “就在这桄榔树旁。”

    桄榔树修长的树干，直指高远的天幕。太阳和月亮挂在天幕上。

卖书的老李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邂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抑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后来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给我。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

（《百花园》2017年第1期）

岁月里的空心菜

罗张琴

    正午，与一老妇人错身而过。老妇人怯怯放下肩上那副担子，取下脖颈间那条已然被汗水浸透的毛巾，擦了擦脸叫住我：“女俚，买把空心菜？”她拧开土箕里的矿泉水瓶子，却并没有将水倒进干渴的嘴里。她用手掌托着水，均匀仔细地洒在一把把整齐码好的空心菜上，咂摸了一下嘴：“看，很新鲜。”细细的茎，嫩嫩的叶，是长在菜园里水灵蔬菜的模样。关于故乡南山岭的记忆瞬间在我的眼前呈现。

    南山岭不是岭，它是我们村的一处菜园子。菜地边，散落古树若干，一如保家卫国的士兵。大人荷锄劳作，孩子穿梭嬉戏于迷宫般的阡陌。傍晚，远山如黛，我与姑婆坐在院中那长满绿意的葡萄架下，撕南瓜藤，摘肥胖甜嫩的花生。那种用柴火、铁锅、茶油翻炒出来，盛在粗瓷碗里的空心菜我竟是许久没吃到了。

    母亲也种过空心菜，她做的空心菜极好吃，父亲却不买账。母亲直到最近才明白，父亲恼的不是她本来炒得极好的空心菜，而是与空心菜有关的岁月。

    父亲六岁不到，他母亲就病逝了；爷爷常年在外唱戏，亲情寡淡。是父亲的姑姑即我的姑婆收留了他。他跟着守寡的姑婆艰难漂泊，靠姑婆沿街卖煎饼果子和出售手工刺绣物品维持生计。

    生活的苦不算苦，最使姑婆和父亲屈辱的是，总有些牙尖嘴利的乡野妇人，一口一声“空心菜”“小空心菜”地叫唤他们。唤人空心的缘由，大概是指姑婆无子无根、无家无业，父亲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吧。姑婆从此对空心菜敏感，也不让父亲吃。

    姑婆有回听戏，唱的是《封神演义》。被挖心的比干当时并没有死，却在听到卖无心菜的老婆婆说“菜无心可活，人无心即死”后倒地身亡。姑婆觉得这无心菜就是空心菜。空心菜的确是无根可活的，一截被掐断的苗栽进土里，不几天，便风姿绰约。几千年了，它一直空着心，从田垄上走过，向着岁月的方向，昂起头。姑婆突然觉得空心菜一样的人，也可以努力活得更好。

    一个男人晓得姑婆所有的好，娶她进门。姑婆说服姑公，带着父亲回白沙老家。姑婆说，白沙有千年的祖宗，不变的血脉，回去，才有根。大队给父亲分了田，姑婆也有了属于她的南山岭。她在菜园里种了许多菜，当中居然就有空心菜。之后，父亲在宗族祠堂里拜堂成亲，给孩子上谱……一个家慢慢枝繁叶茂起来。

    20世纪80年代，父母住在厂里职工宿舍，母亲在厂子仓库后头辟了一方菜园。繁殖快的空心菜顺理成章成了母亲菜园的主角。父亲本是反对的，但也无法辩驳，空心菜一吃就是好几个夏天。暑假的一早一晚，我和弟弟们跟着母亲去菜园掐空心菜。父母上班后，我一个人拎着小桶子，举着小脸盆，在水龙头下，一遍遍将空心菜清洗干净。沾着水的空心菜躺在白色搪瓷盆里，那模样儿好看极了。那个时候，父亲是平静欢喜的。他时常对着母亲一脸温润地笑，总忍不住腾出一只手来，摸摸我们的小脑袋瓜子。

    一场车祸将父亲对空心菜的隐忍暴露无遗。也是夏天，在县上买了房的父亲心情好，摩托车开得快了些，出了车祸。好在父亲戴了头盔，命大。医生准许父亲不再吃流食的那天，母亲特意熬了半只猪脚。母亲说，那一天，父亲的吃相将她吓坏了，转眼间一锅子猪脚见了底。一连几天，父亲拒绝母亲带来的空心菜，只将所有大荤狼吞虎咽剿灭一空。母亲惴惴不安，其实她忽略了重要的一点，父亲好久没吃过这么隆重、纯粹的荤了。病中的父亲，理直气壮地狠狠解了一次馋。

    海角天涯，心安即吾乡。这个曾被人唤作“小空心菜”的男人，大难不死，还置下了属于自己的家业。家业，是父亲的南山岭。

    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贴近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心有戚戚，恨不得把老妇人这两土箕菜全部买走。我从老妇人的土箕里买了两把空心菜，老妇人谢过我，挑着菜转身向前走。我盯着她的背影出神。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南山岭。

（选自2018年4月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白玉盅

林清玄

①所有的蔬菜里，苦瓜是最美的。

②苦瓜外表的美是难以形容的，它晶润透明，在阳光中，仿佛是白玉一般，连它长圆形的疣状突起部分也长得那么细致，触摸起来清凉滑润，也是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最能代表苦瓜之美的，是清朝的玉器“白玉苦瓜”。“白玉苦瓜”是清朝写实性玉雕的代表之作，历来只看到它的雕工之细、写实之美，我觉得最动人的是雕这件作品的无名艺匠，他把“白玉”和“苦瓜”做一结合，确实是一个惊人的灵感。比较起来，虽然“翠玉白菜”的声名远在“白玉苦瓜”之上，但是我认为苦瓜是比白菜更近于玉的质地。

③苦瓜俗称“锦荔枝”、“癞葡萄”，“白玉苦瓜”表现了形象的美，但是我觉得它还不能完全表现苦瓜的内容以及苦瓜的味觉。苦瓜切开也是美的，它的内部和种子是鲜红色，像是有生命流动的鲜血。有一次我把切开的苦瓜摆在白瓷的盘子里，红白相映，几乎是画笔所无法表达的。人站在苦瓜面前，尤其是夏天，心中就漫上一股凉意，那也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④不管苦瓜有多么美丽，它还是用来吃的。我年幼的时候最怕吃苦瓜，因为老使我想起在灶台熬着的中药，总觉得好好的鲜美蔬菜不吃，为何一定要吃那么苦的瓜。偏偏家里就种着几株苦瓜，有时抗议无效，常被妈妈逼着吃苦瓜，说是苦瓜可以退火，其实是因为家中的苦瓜生产过剩。

⑤嗜吃苦瓜还是这几年的事，也许是年纪大，经历的苦事一多，苦瓜也不以为苦了；也许是苦瓜的美，让我在吃的时候忘却了它的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发现苦瓜的苦不是涩苦，不是俗苦，而是在苦中自有一种甘味，好像人到中年怀想起少年时代惆怅的往事，苦乐相杂，难以析辨。

⑥苦瓜有很多种吃法，我最喜欢的一种是江浙馆子里的“苦瓜生吃”，把苦瓜切成透明的薄片，蘸着酱油、醋和蒜末调成的酱，很奇怪，苦瓜生吃起来是不苦的，而是又香又脆，在满桌的油腻中，它独树一帜，没有一道菜比得上。有一回和画家王蓝一起进餐，他也最嗜苦瓜，一个人可以吃下一大盘，看他吃苦瓜，就像吃糖，一点也不苦。有一家江浙馆里别出心裁，把这道菜叫做“白玉生吃”，让人想起白玉含在口中的滋味，吃在口里自然想起故宫的“白玉苦瓜”，里面充满了美丽的联想。

⑦画家席德进生前也爱吃苦瓜，不但懂吃，自己还能下厨。他最拿手的一道菜是苦瓜灌肉，每次请客都亲自做这道菜。上市场挑选最好的苦瓜，还有上好的腱子肉，把肉细心地捣碎以后，塞在挖空的苦瓜里，要塞到饱满结实，或蒸或煮，别有风味。一次，画家请客，我看到他在厨房里剁肉，小心翼翼塞到苦瓜中去，到吃苦瓜灌肉时，真觉得人生的享受无过于此。我们开玩笑地把画家的拿手菜取名为“白玉盅”。如今画家去了，他拿手的“白玉盅”也随他去了。我好几次吃这道菜，总品不出过去的那种滋味。

⑧苦瓜真是一种奇异的蔬菜，它是最美和最苦的结合，这种结合恐怕是造物者“美丽的错误”。以前有一种酸酸甜甜的饮料，广告词是“初恋的滋味”，我觉得苦瓜可以说是“失恋的滋味”，恋是美的，失是苦的，可是有恋就有失，有美就有苦，如果一个人不能尝苦，那么也就不能体会到那苦中的美。

⑨我们都是吃过苦瓜的，却少有人看过苦瓜树。去年我在南部，看到一大片苦瓜田里长出累累的苦瓜，农民正在收采，他们把包着苦瓜的纸解开，采摘下来，就像在树上取下一颗颗的白玉。我站在田边，看着篮中满满的苦瓜，心中突然感动不已，我想，真正苦瓜生命里的美，是远远比故宫橱窗里的苦瓜还令人感动的。

⑩我买了一个刚从田里采下的苦瓜，摆在家里，舍不得吃；放置几天以后，苦瓜枯萎了，失去了它白玉般的晶亮与透明，吃起来也丝毫不苦，风味尽失。这使我想起了人世间的许多事，美与苦是并生的，人不能只要美而不要苦，那么苦瓜的创作不能说是美丽的错误，它是人生真实的一个小影。

五九（注）

老舍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做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释】这篇小说是老舍为“五九”国耻日而写的，发表于1931年10月《齐大月刊》。“五九”即1915年5月19日，就是在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