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后　他身体太胖，有些喘不过气来。来，哈姆莱特，把我的手巾拿去，揩干你额上的汗。王后为你饮下这一杯酒，祝你的胜利了，哈姆莱特。”到

“雷欧提斯　他死得应该；这毒药是他亲手调下的。尊贵的哈姆莱特，让我们互相宽恕；我不怪你杀死我和我的父亲，你也不要怪我杀死你！(死。)”原文见课本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他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啮。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生活里的开支。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件小事

鲁迅

    ①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②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③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儿，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④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⑤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⑥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⑦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⑧ “你怎么啦？”

    ⑨ “我摔坏了。”

    ⑩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⑪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脾，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⑫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⑬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⑭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⑮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⑯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⑫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 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O年七月(选自《呐喊》，吉林文史出版社。略有删减)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一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这些年，电视台和他有很多合作，他和总导演都合作成朋友了。

    他一看是总导演，就开玩笑说，是不是又要我赞助？我都成了你们电视台的钱袋子了。

    总导演接过他递过来的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你说说，你除了钱，还能有什么？开过玩笑，总导演才言归正传，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这一次，不要你出钱，但你得给我们帮帮别的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你要我做什么？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几乎成了空村。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

    他说，这我知道。

    总导演说，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一个有人声有狗叫又有炊烟的村子出现在电视里该是多么美的画面呀！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这事还真是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他答应所有人，回村拍电视那几天生意上的所有损失都由他来承担。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昨天晚上他已想好，和大伙儿商量一下，这个春节就在村子里过吧。

    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他们是在准备回城了。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

    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小小说选刊》）

一个老百姓

赵 新

    村里人把在国家机关正式上班的人叫作公家的人。他就是一个公家的人：市政府上班，名张亦然，男性，35岁，举止文雅，某某局办公室主任。

    过了中秋节，草木上有了一层霜雪的时候，张亦然到郊县下乡。办完公事开着车往回走，张亦然看见了大路旁边红了叶子的柿子树，红了叶子的柿子树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大柿子，那柿子就像灯笼一样，红得耀眼，红得透明，红得热烈。正是傍晚时刻，夕阳西下，山野苍茫，那一棵又一棵的柿子树就是一团团烈火，就是一簇簇落霞。

    心里一激动，张亦然就把轿车靠路边儿停了下来。张亦然是个喜欢吃柿子的人，张亦然的夫人是个非常喜欢吃柿子的女人，张亦然12岁的女儿是个特别喜欢吃柿子的孩子。他们一家三口，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都喜欢吃硬柿子、脆柿子。

    下了车，立在田埂上看了看，前边的村庄炊烟缕缕，朦朦胧胧，有饭香时隐时现地飘过。张亦然感到很有诗意，也感到很是奇怪：这么繁茂的一大片丰收的柿子树，怎么没有看护人员呢？

    张亦然笑了，抬手在树上摘了三个柿子，心里说：“够了，我们家一人一个，拿回去尝尝新鲜，意思到就行了，切不可‘人心不足蛇吞象’，摘了一个又一个。”张亦然走了几步又返了回来，又从树上摘了三个：啊，我反正是来了，反正是摘了，那就好事成双，一个人吃两个吧！

    这一次他拔腿要走时，背后响起一声怒喝：“站住！你为什么偷我的柿子？”

    张亦然浑身一颤！回头一看，一位老汉从柿子树后面转了出来。老汉中等个头，黑红面孔，身板硬朗，60岁左右。在一片落霞里，手里握着的镰刀寒光闪闪，给人冷飕飕的感觉。

    张亦然立在那里，低头说：“大叔，您好。我错了，我不该摘您的柿子。”

    老汉走到张亦然跟前：“光天化日，你那是摘吗？你重说！” 张亦然血红了一张脸：“老人家，是偷，是偷。”

    老汉不依不饶：“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无非是拿出一些钱，赔偿人家的损失罢了。张亦然很虔诚地问：“大叔，您说吧，您要多少钱我给您多少钱！”

    老汉从头到脚把他大量了一番，然后问他：“你能给多少钱？”

    张亦然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一伸手递到了老汉面前，他想早些回去。

    老汉斜斜地看了张亦然一眼，啐了一口唾沫说：“你很有钱是不是？你太小看人了，我几个柿子能值那么多钱？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张亦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把那张100的换成50的。

    老汉把张亦然的手推回去：“多，多，多！”

    张亦然又换成20的。

    老汉把脚一跺：“多，还是多！”

    张亦然真的迷惑了。他说：“大叔，我还急着赶路呢。求求您，您老人家高抬贵手！”

    老汉缓和了口气，很认真地问他：“看你也是一个公家的人，你说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吗？”

    张亦然马上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政策，还有章程，还有纪律，还有思想觉悟，还有真诚和友谊，还有人格和品质……”

    他把那六个柿子掏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老汉面前。

    老汉说：“还有规矩，还有教训，还有良心！同志，你给我5块钱算了，5块也不少啊！”

    张亦然把一张10元的钞票塞到老汉手里，说自己身上再也没有比这小的零钱了。

    老汉说：“你一位国家干部，为什么要在野地里摘人家的柿子呢？”

    张亦然很难堪，很羞臊。他眨了眨眼睛，低下头回答：“大叔，我老娘已经上了年纪，她非常喜欢吃新鲜柿子，作为她的儿子，我……”

    老汉挥了挥手：“明白了，你走吧。同志，我想搭你的车回家，到前边那个村你给我停一下，行吗？”

    张亦然拍手欢迎：“大叔，那太好了，您收拾收拾，就来上车吧。”

    想了想，张亦然又问了一句话：“老人家，您挺好，您是村干部吗？”

    老汉摇了摇头：“哪呀，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就知道耕种锄耪收获庄稼！”

    太阳已经落山了，山野一片烟霭，一片朦胧。老汉坐上张亦然的车之前，张亦然足足等了他15分钟。

    第二天张亦然上班时突然发现他的车里有个鼓鼓囊囊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红得透亮的柿子。张亦然倒出来数了数，一共18个。还倒出来一张10元的钞票。

    张亦然沉默了，心里却波涛滚滚：这柿子是给老娘吃的吗？可老娘远在乡下，有千里之遥。这柿子不给老娘吃吗？可那话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张亦然拿出那张钞票看了又看，倏忽之间，闻到了一股汗腥。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