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传奇女子——林徽因

杨已青

    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 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尽管我们不是梁思成，也不是金岳霖，更不是徐志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欣赏她、深爱她，不能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慕。的确，林是20 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中国女性的偶像。

    林徽因的生命，不论是波澜起伏，还是风和日丽，她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到人间的仙女，也不是供后人崇拜和议论的偶像，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一提及林徽因，总是把她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林徽因》的价值，在于廓清了浮荡在主人公身上的尘埃，将她的真实面目彰显出来，在历史背景中将林徽因凸显出来，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

    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 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 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 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灵魂在飞扬。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张（爱玲），我觉得林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的朋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说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 世纪30 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相关链接】①他爱写诗，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摘自《唯美诗人邵洵美》）

②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

（摘自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

朱自清先生

冯至

    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路，而《雪朝》中的六个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来，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以谈些文学上的问题时，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晴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来，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来，也就是回到北平以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来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 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 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