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将军” 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 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 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 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 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 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 他的朋友， 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 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 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 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 当即决定留在中国， 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 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 他要为中国， 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 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 训练飞行员， 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 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 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 1940年10月， 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 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 志愿队组建成功， 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 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 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 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 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 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 陈纳德深受感动， 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 “飞虎队” 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 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 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 “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 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 将会在次日， 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 务必严加戒备。” 果然不出所料， 23日开始， 日军连续空袭仰光， 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 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 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 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 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 同年12月， 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 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 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 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  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他所说的， “我虽然是美国人， 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大家共患难， 同生死， 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

    陈纳德去世后， 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 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 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

①抗战初期， 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 态度， 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 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 但陈纳德拒不执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 “日本人离开中国时， 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百度百科)

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 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 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 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

③1990年， 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 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 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 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渐渐建立了他的观点。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关于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的正常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造成伟大思想家信息产生明显错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宣扬他所不能证实的观点。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时，公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观点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特质中含有特殊性。

（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自传：私人回忆

    作为霍金的华人弟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吴忠超认为，“霍金的《我的简史》全球学界都已经期盼很久。作为一本自传，这本书肯定也会像《忏悔录》《我的苦难史》一样，传诸后代”。

    吴忠超向记者说起了霍金写这本自传的起源，那是霍金70岁生日那天，剑桥大学和国际同仁为霍金举办了“宇宙的态”的学术会议。“但是因为霍金的健康状态，医生不允许他亲自出席庆典。所以霍金在生日前预先录制了题为《我的简史》的视频，并在宴会之前向来宾播放。这就是这部自传的雏形。”

    在吴忠超看来，《我的简史》一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准确。“因为身体原因，霍金不能正常写字，看书也必须依赖一种翻书页的机器，甚至在读文献时必须让人将每一页摊平在一张大办公桌上，然后他驱动轮椅如蚕吃桑叶般逐页阅读。”吴忠超感慨说，“但是《我的简史》是霍金在新技术帮助下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写成的书，他写得很慢，所以这本书也很短，但是他却能把自己的生平和研究经历写得很清楚。”

    在书里，霍金浮光掠影般讲述了自己从战后伦敦的男孩成长为国际学术巨星的岁月。用简明、风趣、坦诚的语言让读者了解了过去著作中难得一见的霍金：曾经和同事为特别黑洞存在打赌的开玩笑者；在物理学和宇宙学世界博取立足之地的年轻的丈夫和父亲等等。

    《我的简史》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霍金个人宇宙的窗户，让人们得以认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如何书写科学的历史、创造生命的奇迹。

    他传：充满敬意

    起初，物理学教授杨建邺对霍金并没有特别的认识，然而，在翻看《时间简史》之后，杨建邺便被书中的语言、思想所吸引。

    后来杨建邺看了吴忠超写的中文版序之后对霍金有了大概了解。又先后看了《时间简史续编》《霍金讲演录》等资料，对霍金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于2005年完成《霍金传》一书。2014年，杨建邺出版了新作《霍金传奇》。书中新增了2006年以后霍金经历的一些事情，包括霍金的第三次中国行、与第二任妻子离婚等内容。写作时间也一直写到2013年3月霍金获得“特殊物理学基础奖”为止。

    在杨建邺看来，霍金被人们铭记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学术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更是因为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贡献是在他被禁锢在轮椅上30多年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此外他还多次因为疾病命悬一线。人们对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不懈追求宇宙真理、充满传奇色彩同时又具有非凡幽默性格的他，都不得不从内心发出深深的感叹和由衷的敬意。而我对霍金的敬意就是写一本他的传记。

（摘编自王俊宁《霍金自传与“他传”》）

相关链接：

①霍金不愿对恶疾低头，甚至不愿接受任何帮助。他最喜欢被视为科学家，然后是科普作家，最重要的是，被视为正常人，拥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欲望、干劲、梦想与抱负。 （摘自百度百科）

②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摘自中国新闻网《霍金到底厉害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