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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年高考语文冲刺题(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 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 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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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1)、“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下列不能体现他“于红学用力最深”的一项是(    )

A、冯其庸的研究领域宽,包括书画在内的爱好也多,而他最下功夫、成就也最大的还是 对红学的研究,如红学专著《瓜饭楼丛稿》就达三十五卷册。 B、冯其庸阅读、研究《红楼梦》近半个世纪,涉及作者、时代背景以及艺术思想等方面,研究全面丰富又自成体系,为后学者提供了高标准的参照系。 C、“文革”期间,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抄家,珍爱的《红楼梦》都被抄走,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在深夜偷偷抄写借来的庚辰本。 D、冯其庸对红学始终深切关注,他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红学,而他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他认为研究之路没有止境,勉励后学担当责任。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及特点的分析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冯其庸一生酷爱读书,儿时就利用一切时间去读。对他来说,读书就是生活,由于爱读书的习惯,后来他才有机会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B、冯其庸晚年致力于西域学的研究,他发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古道,而西域学能纳人国学研究的视野,也是他力主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结果。 C、作为人大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对国学的认识颇有见地。他重视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亲自指导完成了课程设定和授课教师的安排等工作。 D、冯其庸登上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别人尊其为“大师”,他说自己是“大学教师”,主要表现冯其庸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 E、本文题目点明了写作对象,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借用杜甫诗句形象地表现了冯其庸谦逊的态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表达了作者的赞佩之情。
(3)、冯其庸被称为“大师”,你认为他是哪些方面的“大师”?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属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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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 

(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童庆炳:与书为友的作家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与书为友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于2015年6月14日下午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0岁。作为文艺理论界的泰斗,童庆炳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读小学时,童庆炳常考第一名。1949年夏,童庆炳出乎父亲意料地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读完初一后,迫于生计压力,“家中老大”的他被父亲强令辍学回家,走上扛担挑柴之路。可他心有不甘,几次向父亲提出复学的要求,然而父亲毫无妥协之意。1950年的一天,他不顾一切拿起行李和几斤米,还有祖母给的送终钱——四块银元,离开家毅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他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书读完,要成为一个大写意的人。

    1952年,童庆炳初中即将毕业时,偷偷报考了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并且顺利考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战战兢兢的他一直等到一次父亲喝酒兴起的时候逼着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写下一张字据后,才得以延续自己的读书生涯。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以及教师们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在这里不仅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还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1955年,师范毕业的童庆炳通过参加苛刻的保送大学的考试,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遇上了黎锦熙、黄药眠、启功等一大批名师巨匠,这给了他充分深入研读经典的机会。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1961年开始“疯狂”地研读《红楼梦》。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童庆炳受到了学界的注意,他也被调回中文系,开始了教学研究之路。

    1963年9月,童庆炳被教育部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讲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教学过程中,他重新注译了屈原的《离骚》,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那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

    1967年9月,他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告诉他,图书室就在地下室,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进去了。于是,他在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顺着手电筒的光线,看到了《鲁迅全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书籍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与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

    1970年夏天,童庆炳回国。回国后,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①了一年。这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每周或每半个月都会借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读书卡片、笔记本。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在越南教书时,童庆炳所看的书相当于让他读了个硕士的话,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

    多年的读书、思考和探究,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1978年童庆炳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童庆炳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出现在文艺界,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外加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随笔集。

    1985年,北师大文艺学开始招博士生和硕士,他竟不辞劳苦地超额带了13个,并且这些“童家军”经过他一丝不苟的调理和引领,如今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教学中,他经常对学生强调,要用生命来投入,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成长。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童庆炳在回信中说:“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注:①“文革”这一特殊历史年代中的习惯用语,它是对当时有“问题”的领导干部采取的一种暂不撤职、免职但停止权力的内部临时性组织处理措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程万琦的爱国心

    ①1992年8月28日,程万琦创建的世界华人协会在香港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协会会员已逾600万,分布在138个国家和地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华人社团。

    ②程万琦祖籍广西,1940年生于越南,家中四个子女,名字中间的字分别为“世、泽、万、民”,以表爱国之心。程万琦的曾祖父程圆亮,是清朝刘永福“黑旗军”中的得力干将;祖父程璧金,曾任孙中山秘书,中国银行行长;父亲程成虹,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早期党员。百年来,“民族大义”是程家祖上传下来的家规祖训之根本。

    ③“有国才有家”,程万琦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屡次表达着他人生信念的核心。创建一个团结世界华人华侨组织的想法也随之在他心中萌生。中国本土上有13亿中国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大约有4千多万,如此庞大的群体,要成立一个非政治、非牟利的团体,其难度可想而知。一部分人愿意看到一个混乱的华人团体,于是对此百般阻挠,但是程万琦清楚:天下华人是一家,振兴中华,必须发动更多的华人参与,将华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为了这个梦想,程万琦奔波了10多年,跑遍世界200多个国家,会晤了无数的华人组织,调解了无数组织间的纷争……

    ④程万琦将世界华人协会的宗旨定为“团结全球华人,提高华人在当地社会中之地位和保障华人权益,弘扬中华文化和振兴中华”,多年来,世界华人协会正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为祖国的富强而贡献着力量。经世界华人协会牵线搭桥于内地成功兴建的外资、合资企业已近5000家。

    ⑤1975年,程万琦第一次到内地,看到百姓生活与世界的距离明显拉大,心情沉重。1978年,程万琦见到邓小平,再次将中国非常有必要引用外资,增强国力,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想法讲了出来。邓小平没有讲一句不同看法的话。一段时间后,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⑥20多年,程万琦将自己的满腔热血都投入到祖国的复兴与富强中,而他本人从来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赚过国家的一分钱。他将自己的主要业务大都集中在海外,香港只占小部分,他的经商宗旨是不赚同胞的钱,所以未到内地投资,他说:“我即使是最初打工,也是给外国公司打工,赚外国老板的钱。”

    ⑦程万琦出生在一个祖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让程万琦从内心里发誓要挺直腰板,在所谓“西方人的领域”做出中国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⑧1980年,程万琦在纽约创建了东方银行并任行长,同时在世界各大城市开设金融公司,从事金融投资业务及国际贸易。

    ⑨2002年,他以亚洲篮协代表的身份竞选国际篮联主席获胜,代表13亿中国人,走上了有21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世界级第一大体育总会主席的位置,成为亚洲有史以来进入国际篮联第一人。此前,程万琦曾任亚洲跆拳道协会会长,亚洲篮球联会会长等职,是第一个身兼两个洲际体育组织会长的华人。他代表祖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在国际场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⑩很多人试图描绘程万琦的一生,却因他的经历太丰富而罢手。唯有“传奇”是对程万琦一生最准确的概括。而他缔造这个属于中华民族的传奇,除了与生俱来的坚韧和豪爽,家族的传承与教育,赋予他超乎常人的魅力与魄力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与血脉。

(摘自《中华儿女》作者:华南、孙聚成  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王晶晶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搞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阅读下面的文段,完成各题。

他用苦难令世界破涕为笑

    400年前,即1616年,4月23日,在马德里家中的病榻上,塞万提斯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泥土盖没了他的肉体,没有盖没他的名字。

    直到最后,他都秉持着关于这个残酷待他的世界的清晰观点:“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展现真正的悲惨会是什么样子,是为了充当厄运之箭的射击练习。”

    塞万提斯的去世,并没有在当时的西班牙激起几多涟漪——一个朝廷的讣告或者一个纪念的仪式。

    要到很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领悟到,这一天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这一天,莎士比亚在英国去世。世界失去了两位文学巨匠。

    但在“领悟”到来之前,塞万提斯只能继续在被遗忘的悲凉中一路向前——他的墓前没有立碑;他的遗嘱不知所踪;墓地所在的修道院翻修时,他的遗骨被挖出、散失。

    终于,这位伟大的现代小说之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他的著作,以及有时确定有时影影绰绰的生平往事了。

    生存逼人。而当时西班牙文坛的繁荣景象,则给了塞万提斯鼓舞。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吟诗谈文,结识朋友。1599年阿莱曼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发拉切》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他应该给世界提供对一种文类的令人兴奋的冲击——他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能够永远地“毁灭”骑士小说。

    于是,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一部将被举世公认的杰作。160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凭借的是一支鹅毛笔和诸多奇思异想,以及作者本人的坎坷生平。

    因此,这样的创作或许也可以被视为淬炼苦难的过程。塞万提斯在无穷无尽的不幸遭遇中,囤积力量,升华苦难,编织想象,终于造就了另一人物的出发——身骑瘦马、手举长矛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出发,令世界破涕为笑。笑声成为无数读者对塞万提斯的回报。

    1606年,他在马德里落脚。在依然窘迫的日子里,他俯身书桌,勤奋地挥动手中的鹅毛笔,迎来他创作最多产的时期。那段岁月,是作家生命最后的怒放,也是文学恣意的怒放。塞万提斯的写作,对底层生活和崇高理念表现出迷恋与擅长。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特质,使其即便书写幻想和荒诞时仍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1613年,《训诫小说集》出版。虽然病痛缠身,他还是在4年中写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的72章。大有只争朝夕之势。

    为了对付《堂吉诃德》的赝品,他要让真正的第二部尽早问世,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似乎还给自己定了完稿日期。一年后,《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八部喜剧及八部幕间短剧集》。代价是,他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年近七旬的作家变得弱不禁风。

    漫长的人生路,予以他太多苦难,他将这些苦难淬炼成一字一句,呈现给这个世界。这样的过程艰辛而快乐,同时也是让幻想破灭的。最显著的是,他可以写出受人欢迎的书作,却不能靠写书过上好日子。

    即便如此,他依然写啊,写啊。

    病痛愈加磨人,身体日渐枯萎,只有那支鹅毛笔,静静流淌着他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作速度之快,令人意外。

    直到1616年4月23日,这支笔,枯竭了。

    (选自201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同名文章,作者:黄玮,有删改)

    相关链接:

    塞万提斯一生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历险记。他24岁时加入部队当兵,在战争中不幸受伤,导致左手残疾,但他仍带着伤残的身体继续留守战场。几年后终于可以带着推荐信回国,却不料在途中遇上了海盗,结果沦为他们的奴隶,还差点被送上断头台,34岁时才被亲友们赎回。他一生中有过三次牢狱之灾。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他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但他的作品未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即便《堂吉诃德》被一版再版,他的经济状况也并无太多改善。

    (2016—05-25《武林军事·关于塞万提斯的人生故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教授介绍,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但没有被命运打败,就是在监狱中,他开始构思《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表面上是讲一个50多岁的疯子,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要去践行他的理想主义,却又到处碰壁的故事。塞万提斯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又纠结不已,桑丘之所以跟随堂吉诃德,其实是认为可以寻到宝藏,获封岛主。这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也表现了堂吉诃德的悲剧色彩。

(2016-08-04《万汇文化·为何国人熟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不了解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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