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九章，有删节）

步步向生，时时可死

    “我还有十年的世寿，我要全部用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叶曼老师如是说。

    北京时间2017年2月15日，叶曼老师于美国洛杉矶往生。享年103岁。大德离世，人天共悲。记得叶曼先生曾说：“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纵观先生此生经历，应当对得起“不负此生”一说。

    叶曼女士，原名刘世纶，1914年生，祖籍湖南。她6岁以《左传》开蒙，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后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世人尊她为“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叶曼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她却对佛教非常反感，认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8岁那一年，叶曼开始吃素，她之所以吃素是因为怜惜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吃的并不是佛家素。这样的食素，她一坚持就是15年，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的她才停止食素。

    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叶曼从小就有许多疑问。但是列强入侵，国难当头，她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上大学后，受到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氛围的薰习，叶曼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问题。她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她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于是逐渐回归到了东方思想，进而靠近宗教范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叶曼认识了南怀瑾。叶曼问出了她一直想知道的“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的问题。南怀瑾告诉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叶曼开始跟随南怀瑾学习《楞严经》．之后的几年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后，她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叶曼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当年的全科状元田宝岱结为伉俪。后随身为外交官的夫婿，作为大使夫人辗转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地驻外总计二十五年，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叶曼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西方宗教，后并研学佛教、道家、儒家多年，对东方和西方文化、哲学与宗教有独到的见解。中年为明了生死而学佛，先后师侍南怀瑾先生、陈健民上师等。

    六十年代，叶曼为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

    七十年代，在美国洛杉矶位于哈冈的家中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的故事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更多修心向学的风气。

    八十年代中，叶曼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学会（台湾），当选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期间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戏剧性的相识，让他们成为挚友。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1990年，叶曼来往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共筹得三十二万美金善款。其中三十万美金捐赠用于重建云居寺，受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接待，朴老也特意作一条幅赞其功德。其余二万美金捐作云南以及贵州兴办希望小学，迄今为止，已建成十三所文贤希

望小学。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叶曼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妇女杂志主编，并以叶曼信箱为读者所称颂。其丰富的东方与西方人生经历、通达的处世态度与洞察人性的智慧，在家庭、爱情、婚姻、信仰等人生目标与问题的抉择上，为现代人传道解惑。蔼蔼学者的风范和对国学的了解，更让她成为无数海内外朋友的精神导师。叶曼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2006年11月，叶曼先生曾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专访，回顾自己早年求学、中年向佛的经历，并说曾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希望能把预言中的后十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

    “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她90高龄后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在为自己未了的心愿奔走。

    今天，大师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的智慧及风采长存世间。愿叶曼老师往生极乐，愿您乘愿再来。

奔跑在死亡边缘

①智利的阿他加马寒漠，历来被人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2004年，一场7天6夜、全程27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赛正在进行。比赛的路标被狂风吹没了，补充水也已耗尽，而血糖像气温计的汞柱直线下降。此刻，林义杰和同伴坐在一块黝黑的大岩石下喘着气，互相取笑：“如果我们再找不到出路，就死在这里好了。岩石上很醒目，或许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们的白骨。”但他最终逃过了这一劫。凭借之前穿越中国戈壁的经验，3个小时之后，林义杰找到了正路，一举拿下了智利阿他加马寒漠超级马拉松的冠军。那年，他28岁。平头，瘦脸，1.64米，不到60公斤。几年来，这位台湾小伙子，一直奔跑在超级马拉松的赛道上。他的赛场，始终是地球上最为危险的地区。

②想起那次死亡经历，林义杰至今“腿还会发抖”。可那场经历仅过去一个月，他便又签下死亡协议书。在神秘的亚马孙雨林，他又捧回了亚军奖杯。

③如果不是个性执着，原本成绩优秀的他，或许不会走上这条看不到终点的旅途。父亲曾含泪劝他：“阿杰，学体育没出息的！你好好听我劝。”在这个没上过大学的老维修工心里，好好读书，上大学，做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才是正途。实际上，是高中的一次比赛让林义杰确信，奔跑就是自己的“正途”。那次比赛前，教练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尽力。”教练却狠狠打他的头，叫着：“要拼命！”林义杰回忆说：“尽力，就是你跑到终点后，还有力气坐下来喝茶聊天；拼命，就是跑到终点后直接送医院。”凭着这股狠劲儿，这个台湾小伙子终于跑出了一片天，接连在世界上几个大型马拉松赛事中夺冠。

④渐渐地，他发现，单纯的比赛已经不能满足他对运动的渴望。他的目光开始瞄准了地球上最艰险的地区。而从那一刻起，死亡也始终与他如影随行。

⑤2006年11月，林义杰和美国人查理、加拿大人雷伊，组成三人团队横越撒哈拉。队伍后面，跟着联合国的官员、好莱坞的大牌导演。通过记录这场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埃及，全程5900公里的撒哈拉穿越之旅，引起人们对非洲水资源危机的关注。沙漠的太阳分外毒辣，昼夜温差高达50摄氏度。途经乍得境内的撒哈拉沙漠，是一个遗留地雷区。虽然一行人可以绕开雷区，可流沙会裹挟着地雷四处流淌，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穿破了11双鞋子，遭到一次劫匪的攻击，111天后，林义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人。半年以后，他才知道，护送他们的军队在回程途中，全部被劫匪枪杀。

⑥他曾在中国西部的大戈壁迷路，并出现了脱水的状况，最终靠咬破嘴唇舔舔血，润润舌头越过难关；在穿越亚马孙河时，他拿着瑞士军刀刮下小腿肚上的腐肉，再把药敷上，不然整个小腿可能就废了；而最难挨的是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其他人多是三五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只有他，一个亚洲小个子，什么都得自己死扛。

⑦这些生死边缘的瞬间经常提醒他，死亡离他有多近，但奔跑的意义，也因此而开始改变。小时候，他拼命跑，只是为了跟父亲争口气；功成名就后接着跑，是因为他在享受不断超越自己的快乐；而再接下来，又有一大群人从他的脚步中，看到了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女孩，对他哭着说谢谢。这个女生的家人全部死在一场大火中，她几乎要自杀了。听了林义杰的演讲，她看到生命的另一种状态。

⑧“没有旅行过，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没有冒险过，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这个小伙子乐呵呵地说。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09月01日）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有改动)

    相关链接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