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具有三重文化意蕴

    从“对话”的视角看中国古代之“家”，不难发现，“家”的功能经历了一个从祭祀、生产再到住所的过程。换言之，“家”是人与神灵对话、人与自然对话以及人与人对话之所。

    家是人与神灵对话的场所。祭祀对中国古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仅是对神灵和超自然对象的臣服，也是人与神灵交流的一种方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天神地祇由天子祭，诸侯大夫祭山川，士庶只能祭祀祖先和灶神。《孝经·士章疏》就有“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的说法。祭祀就是人与神灵交接对话的一种方式。

    祭祀需要场所，而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祭祀的场所。《礼记·王制》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指的是四亲（高祖、曾祖、祖、父）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诸侯五庙指的是父、祖、曾祖、高祖、始祖之庙。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

    普通的老百姓只是“寝祭”。寝祭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对祖先的祭祀方式。贵族统治者的庙祭，是在寝祭基础上形成的。有意思的是，宗庙的主室是庙，王宫的主室是朝，而庶人住屋的主室则是寝，三者其实具有相同的功能。

    庶人的主室既称为寝，又可以称为家，寝祭就是家祭。通过这种对话，人们既可以表达对鬼神的敬畏，也可以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家是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载体。这种对话首先以生产的方式实现。夏商周时期，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就是宗族制度。而宗族作为政治、经济和生活的综合体，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此时的个体家庭，则是组成宗族的最基本的单元。《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庶人的具体家庭已经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只不过土地仍然为宗族所有。每个个体家庭的人口在2—7人，每家有一个成年男性作为家长，家庭要按照人口服徭役。当时的个体家庭尚未从宗族中独立出来，在生产上实行的是“耦耕俱耘”的方式。按照《诗·周颂·良耜》的记载，在宗族内部，个体家庭之间相互形成劳动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一族同时纳谷”，“出必共洫间而耕，入必族中而居”。以家为生产单位，人才实现了与自然之间有效的对话，而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

    家是人与人进行对话的情感港湾。《周易·序卦传》说“伤于外者，必返其家”。意思是受伤之后，一定会返回其家。之所以要返回其家，一是“亲亲之谊”可恃，二是“休戚之情”可同，不必与人争仇，不必与人争利。家即是夫妇、父母和子女的对话场所。如《诗·周南·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里的“室家”，指夫妇结合后的家庭。《汉书·匡衡传》有这样的表述：“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室家之道修”即夫妇之道修，就是夫妇之间的对话与和谐。

    综上，家是一个人情感的归属和保障，身体的安歇和庇护之所，亲属关系的维持之处。正因如此，《周易》才进一步说“家定而国家可保”，《大学》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论。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中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慍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围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无气大伤，遭受严重控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撒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近年来短视频蓬勃发展，平台迅速崛起，用户规模飞速攀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掀起了一股短视频文化热潮。作为网络文化的新形态，短视频文化已经逐渐渗入到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形成了文化风尚，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表达自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短视频的出现为用户打造了一个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悄然之间，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窗口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主打文字和图片的传统社交平台，逐渐转移到了抖音、快手等主打短视频的新兴社交平台。在市场的倒逼下，传统社交平台也纷纷开始在短视频业务上重金布局。与此同时，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介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过去的“拍照片”变成了现在的“拍短视频”。平台的迁移与介质的变化的背后，除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网络环境的持续改善、流量资费的逐渐下降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照片”到“视频”的审美跨越。

    短视频社交没有消减用户表达自我的欲望，反而更好地满足了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需求。秀文化是短视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短视频中的秀文化主要是指张扬个性的自我展示，包括秀才艺、秀容貌、秀装扮、秀技能、秀学识等各种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发挥着和真人秀类似的功能。秀文化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模仿行为，进行病毒式传播，迅速从线上扩散至线下。“抖音五分钟，人间两小时”，虽然这个说法略显夸张，但是从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短视频对用户的吸引力以及用户对于短视频的沉迷。

    无论是抖音的口号“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快手的口号“记录世界记录你”，无不在强调短视频的记录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具有和纪录片类似的功能。纪录片通常是专业团队对于某些事件相对完整的记录，而短视频则通常是普通个体对于某些生活瞬间的捕捉。从微观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从宏观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打开短视频平台，用户能够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多元世界，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在这里尽显无余。

    短视频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载体，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5.94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74.19%。如此大的规模，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短视频文化在社会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青微工作室”“北京SWAT”“四平警事”等政务短视频号，“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媒体短视频号，受到了年轻用户的普遍青睐。随着短视频文化生产主体的逐渐多元，精英文化开始在短视频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短视频精品内容越来越多。不得不提的是，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在其繁盛表象下也潜藏着不少隐忧和问题，比如偏离主流价值轨道的表现，低俗庸俗、暴力血腥、谩骂恶搞等内容层出不穷，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肆意横行，亟须进行有效的价值引导。

（摘编自张陆园《短视频形成文化风尚》）

批判性思维教育

钱颖一

    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在网络时代，为了求新、求快，人们的阅读仅停留于表层，甚至还会蜕化回儿童阶段。这样很容易反刍负面内容，或是简单粗暴，或是刻薄抬杠，或是恶意诋毁，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更高级地阅读文本，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简单说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如何质疑。即“会提问”，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如何判断。即“会解答”，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能力（skillsets）和有心智（mindsets）。首先，如何做到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测试。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这套考题与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但批判性思维就仅止于此吗？显然不是。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可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探索思维“盲区”。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

    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属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畅销书《看见成长的自己》中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不变型心智模式”：固定思维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开放思维。

    “成长型心智模式”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的范畴了，而是进入到“what”和“why”的范畴。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的，但很少是关于“why”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正如旅美学者徐贲所说：“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论，更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网络时代，保持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