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的悲剧人生

    住大观园蘅芜苑的薛宝钗跟林黛玉相比，从外貌到性格，以至才情，是两种不同的美：一个丰满如太真，一个苗条如西子；一个端庄凝重，一个天真孤傲；一个雍容典雅，一个俏丽明洁；“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及其妙，莫能相下”。（俞平伯语）

    薛宝钗是一个特殊的悲剧人物。宝钗身上虽然也有少女的天真活泼，但她严格按照封建礼教做人：“罕言寡语”、“装愚守拙”，“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加之她“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容貌和知书识礼，勤于“女红”，完全达到了封建世家要求女子的“德、容、言、工”的标准，成为一个“宜至宜家”的“窈窕淑女”，在她身上，体现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所要求于妇女的伦理和教养的标准。但她太冷漠和超然，其冷静几近于冷酷，书中就多次以“冷香丸”、“冷美人”、“任是无情也动人”等隐喻强调她性格的这一特点。当我们读到金钏儿投井、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及抄捡大观园等震撼人心的章节时，不难发现她超乎常人的冷静。我们是应该叹服她的冷静还是应该感叹于封建的道德标准对少女天真的扼杀。

    就算对待爱情，宝钗也控制着，虽然她对贾宝玉并非全无感情，但她选择理智地听从于“父母之命”。在她的生命中不知道有没有贾宝玉之外的男人让她动心过，但估计她是早就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了左右她的封建力量。而她的贤淑、冷静和大度等封建伦理女性道德标准的楷模让她在和黛玉相比的劣势中最终获胜，所谓“金玉良缘”之说，虽是出于癞头和尚冥冥之中的安排，实则反映出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为迫使宝玉尽心“正务”，读书上进，以便继承祖业而在婚姻问题上作出的抉择。

    照理说，宝钗获得了她需要的婚姻，成了贾府年轻女性人心所向的宝二奶奶，但她没有收获爱情的幸福，她和宝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却大相径庭。因此，“金玉良缘”对宝玉、宝钗来说，只是一杯没有爱情的苦酒。尽管薛宝钗能克尽妇道，象传说中的孟光那样“举案齐眉”，几近完美；但贾宝玉仍不能忘情于悲凄而逝的林黛玉；而薛宝钗也不免在孤寂冷落中抱恨终身。

    薛宝钗的悲剧很难引起人们的同情，却自有其发人深思之处。整个封建社会象张开的血盆大口，连拥护它的人也一并吞下腹去。说来可悲，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顶礼膜拜，俯首贴耳到如此地步！宝钗实在是被吃的，但她是拿出以身殉道的精神，服服帖帖，泰然自若的面对悲剧结局，这是薛宝钗悲剧更深刻的体现。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据我的教书经验来说，一般青年都欢喜听故事而不欢喜读诗。从此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一般青年对于文学的趣味还是很低。在欧洲各国，小说固然也比诗畅销，但是没有在中国的这样大的悬殊，并且有时诗的畅销更甚于小说。

    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这件事实在不很容易。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记得我第一次读外国诗，所读的是《古舟子咏》，简直不明白那位老船夫因射杀海鸟而受天谴的故事有什么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蒙昧真是可笑，但是在当时我实在不觉到这诗有趣味。后来明白作者在意象音调和奇思幻想上所做的工夫，才觉得这真是一首可爱的杰作。这一点觉悟对于我便是一层进益，而我对于这首诗所觉到的趣味也就是我所征服的新领土。

    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学文学的人们的最坏的脾气是坐井观天，依傍一家门户，对于口胃不合的作品一概藐视。这种人不但是近视，在趣味方面不能有进展；就连他们自己所偏嗜的也很难真正地了解欣赏，因为他们缺乏比较资料和真切观照所应有的透视距离。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切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有删节）

邵逸夫：唱不尽的“游子吟”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在香港寓所中辞世，终年107岁。这一年，距离他离开出生地上海已经过去了87年。在这87年里，他有57年在香港度过，一手构建了邵氏帝国，疆域横跨电影、电视，最终登上娱乐圈的巅峰。

    在这87年里，邵逸夫始终是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游子，内心始终恪守着江浙一带传统商人的价值观：以义言商，光耀门楣，泽被乡里。他一辈子乡音不改，连电影明星会说上海话的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全国各地的三万多座逸夫楼，更是将他对上海和内地的感情清清楚楚印在了大地上。造就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精明，勤奋，规矩，远见……但就像电影学者石川所说：在他所有的成功里，都牢固地盘旋着传统的中华文化根基。

    作为一位老派的商人，邵逸夫的一生，是一首唱不尽的“游子吟”。大哥邵醉翁于1925年在上海创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是邵逸夫电影生涯的起点。邵醉翁为天一确立了“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制片宗旨，这成为邵逸夫一生遵守的信条。1964年，邵逸夫接受邵氏自办刊物《南国电影》采访时就这样说：“我生产电影，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

    上世纪50年代，邵逸夫离开打拼了30年的南洋只身赴港，耗时7年建成了邵氏影城，为香港后来的电影工业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在这个影城里，他建造了中式街道和极具中国田园意韵的乡村永久外景。而邵氏影城的第一炮，就是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挑出来的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江山美人》。该片公映后，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邵氏公司因此一举站稳脚跟。之后，邵逸夫又砸下重金，先后拍摄了《杨贵妃》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1967年，由张彻执导的邵氏新片《独臂刀》公映，刷新了香港影史的票房纪录，将“邵氏兄弟”和香港电影带入了新武侠时代。在那之后，邵氏出品了《刺马》《大醉侠》《流星蝴蝶剑》等一系列经典武侠电影。

    石川表示，所有邵氏武侠片都是对兄弟情谊和江湖义气浓墨重彩的渲染，是对忠、义、礼、信的书写和放大。正是这样一套与现代契约社会“利”字当头相抗衡的传统中国价值观，维系了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基本的人伦道德与人际关系；而海外华人对邵氏武侠片的追捧，也使得这套价值观得以传播和强化。

    1967年，在捕捉到电影业的式微之气时，他与利孝和等人合资创办的TVB(香港无线电视台)开播，邵氏帝国版图延伸到电视领域，并且在那之后的40年里，牢牢霸占了五分之四香港人的电视遥控器。1980年，邵逸夫接任董事局主席，正式入主TVB，开始陆续出品一系列TVB电视剧。在这些剧集中，很多仍然延续了邵逸夫的故园情怀。比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是邵氏最擅长的武侠题材，金庸从此在内地风靡。

    邵逸夫对人才有一种天然的爱惜。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开设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训练班，这里打造出香港演艺圈黄金一代：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郭富城、杜琪峰、汪明荃、赵雅芝、刘嘉玲……尽人皆知的“四大天王”，也是邵逸夫钦点的人选和称号。

    正是在正式入主TVB之后，邵逸夫一方面通过不断降低制作成本而赚钱，另一方面几乎年年捐出过亿资金。邵逸夫历年的捐助总计超过100亿港元，人们熟悉的“逸夫楼”，遍及31个省市的大中小学校。2008年和2013年，邵逸夫向汶川和雅安地震灾区各捐款1亿港元。他身体力行了自己的那句话：“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就是慈善家。”

    一代宗师溘然长逝，功名起落已是历史，只有成千上万座凝结了无数人青春记忆的选夫楼，成为走过一世传奇人生的邵逸夫无言却不朽的纪念碑。

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两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遭”，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态；既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可见，诗仙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是写诗，而是在于从政。但是作为诗人，他是“谪仙人”。作为政治人物，他却只是个“凡人”，甚至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是彻底的失败者。李白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政治才能却总是希望在政治上大干一番，而且是至死不悟，这就必然要导致他四处碰壁，一败再败的悲剧结局。

    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遭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李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