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提升思想境界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须敬畏，不可亵玩焉。“文载道”，“诗言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北宋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文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作家以他们的作品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作家要深入生活，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切不可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只顾把玩一己之悲欢，并把那当成整个世界。文学如果沦为列宁所说的那些“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人的消遣工具，将失去文学最珍贵的价值。

    创作自由是文学繁荣的基本保障，也是作家的权利。但在讲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这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期望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作家应该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作家只需要创作自由而不必承担社会责任，是偏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的职责和公众的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两个灵魂”。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当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不是靠外在强制，而是靠作家内在自我提高、自我约束。

    文学既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越要强调正确价值取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学的主导价值。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将其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共鸣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盼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提炼主题，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众声喧哗，美丑纷杂，作家要善于分清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深刻反映社会进步，体现人文情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迎合低级趣味，不但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反而会制造文化垃圾，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与真善美南辕北辙。

    政治和思想倾向性是文学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与政治的联系，传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的历史责任，是作家思想境界的核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07版））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声音不殊   文体何立

——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翟业军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

    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首先，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心怀爱惜之情，并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蚁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有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选自王汐朋《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有删节）

    诸多人人生的过程、诸多人的生活，构成了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毫无疑问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人生，哪有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与人生，可以缩小到文学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文学读者。有人说了，在农村里面有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是不是读者呢？我想他们尽管没有能力拿着一本有文字的书来读，但是他们依然有别的办法来接触到文学，他们可以用耳朵听。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读者，只不过读书的方法有区别。文学肯定会影响人，我们看很多人物的传记，其中写到某人看到某书以后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我想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戏剧化的、变革性的影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判断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都需要借助我们头脑中许多理论观念。它们是怎样形成的？除了父母、老师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来源于阅读。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确实感觉到手下的笔重若千斤，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自己对人生最宝贵的体验写进去，对个性化的体验也写进去。而且在写的过程中，对人性当中善的方面、恶的方面，尽可能的给予全面的呈现。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才会充满典型性的特点。只有这样真实的人物，才能够让人们受到感染，才能够让人牢牢记住，才能够对人的生活有所启发。

    （选自莫言在“中法诺奖得主对话”中的讲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