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有删改）

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 “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美国细菌学家卡梅隆•柯里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论文，声称从5000万年前开始，以真菌为生的蚂蚁就有了自己的抗生素。研究者对一种名叫“真菌蚂蚁”的蚂蚁身上的白色斑点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真菌蚂蚁”依靠种植不同的真菌类蘑菇来作为唯一的食物来源。这些蚂蚁的嘴巴和前肢上隐藏着许多细小的腺窝，里面寄生着一种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这些腺窝有一些细小的孔通向蚂蚁身体外部，这样它们就可以将抗生素传播给作物。抗生素可以杀死会使作物生病的寄生虫，从而确保它们主人的食物来源不受破坏。

    这种蚂蚁腺窝的特殊结构使得蚂蚁与作物的这种共生关系非常和谐。研究者发现，一些近缘的、不种植真菌的蚂蚁身上则没有腺窝，也没有寄生菌。

    科学家们研究了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切叶蚁的生活习性。切叶蚁只种一种蘑菇，这相当于人类的单一作物制，虽然开始时产量高，但重复种几季以后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人类是采用轮作不同作物来解决问题的。生物学家们采用基因分析法，确定了切叶蚁所种的菌种是源于2300万年前的单一菌株，从未换过品种，却能延续至今。

    这个谜由多伦多大学的C•R•居里解开了。居里对包括切叶蚁在内的22种蚂蚁进行了仔细观察。他首先发现蚂蚁的蘑菇农场偶尔也会受到一种名为Es-covopsis的霉菌感染，这种霉菌使蘑菇在几天内全部死光，结果是整穴蚂蚁全部饿死。但尽管如此，切叶蚁还是有办法控制这种灾难。其奥秘在于，雌蚁会排出寄生在身上的活细菌分泌出的链霉素。切叶蚁蘑菇园中那些忠于职守的蚂蚁勤于察看，一发现Es-covopsis霉菌就用随身携带的链霉素就地将之消灭，以防止其蔓延。而且这种链霉素还能刺激蘑菇的生长，真是一举两得。切叶蚁分群时，蚁后将蘑菇菌种含在口中，连同随身的会分泌链霉素的细菌带到新穴传种，所以切叶蚁的单一品种的蘑菇农场能延续至今，历经千万年而不衰。人类所用的抗生素多次使用后会使病菌产生抗药性而导致药效减弱，但蚂蚁所用的抗生素却并未使病菌产生抗药性。卡梅隆•柯里研究小组发现，蚂蚁身上的抗生素不但是蚂蚁赖以战胜自然环境的法宝，亦是人体必需的抗生素，今后应可仿此研发新一代的抗生素，更有效地治愈人类的疾病。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发掘、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口述者经历的历史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灵魂，然而口述历史因为经由口述者的记忆，叙述以及访谈者的文本整理这些环节往往使客观的历史发生变形甚或失真。

    首先是历史记忆的问题。历史真实经过口述者的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形成了历史记忆。这中间口述记忆的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大脑中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也与历史之真有较大的间隔和差距，历史记忆的真实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打了一些折扣。可以说，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之真不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而是选择后的部分历史真实，是经过记忆本身过滤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

    然后是历史叙述的问题。历史记忆的呈现是以语言和文字为中介的，以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是口述，以文字表述出来的就是文献。语言和文字将存储于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受语言的限制和阻隔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往往既非记忆的全部、也非记忆的准确呈现。记忆在呈现中既有数量的减少，更有内容的变形甚或失真。在历史记忆转变为历史叙述过程中，心理、生理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结果。

    最后是文本整理的问题。口述历史有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口述者必须共同参与。访谈者对口述历史的文本整理，实际上是对口述者呈现的历史记忆进行主观的检验、修订、补充和取舍。经过访谈者这道工序的过滤与阻隔，口述者叙述的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再次经过处理。

    历史之真经过记忆、叙述、文本整理的过滤和阻隔，口述历史的历史真实实在堪忧。我们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为了保证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必须着力保证历史记忆的真实和历史叙述的真实。历史记忆受其内在机制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很难为口述者所左右，但历史叙述的真实则是口述者所能把握的。所以，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从而将历史记忆完整而准确地以语言表述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历史记忆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出来。

    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口述者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很像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摸到了历史真相，但他所触摸到的仅仅是部分的历史真相，是其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口述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的追逐历程。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视域中的真实性》）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