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陈敬刚

   一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该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是指该国在传统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全部法律的成果的总称。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传统社会法律设施为主的器物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古代法律规范、法律技术为主的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以传统法律思想、法律观念为主的心理或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其中，心理或意识层面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传统社会业已形成并在后世得以传承延续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出该民族国家传统法律的内在精神及独特的价值观念。

   在法制现代化理论中，根据法治生成的基础与来源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现代法治可以被归为两类：“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在“内生型”法治国家中，其现代法治系由本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孕育、演化而来，两者之间的继承、传续关系十分明显，在基本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相互契合、几无差异。相反，在“外生型”的法治国家，由于其现代法治的生成并非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借鉴移植、消化吸收他国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文化，其现代法治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两种异质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将直接影响其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甚至构成其法制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一个“外生型”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异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我国近现代法制起步于清末修律，主要方式是通过移植他国“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重塑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以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即所谓“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沈家本语）。尽管如此，应当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本土生成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制度层面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中所包含的法观念、法意识作为某种“活”的法律文化积淀仍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法律思维与行为选择。我国现代法治在规范社会生活、构建法律秩序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传统的阻力，难以从“纸面上”落实到社会成员的“行动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理性反思百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在目标、路径上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效对接。

（节选自陈敬刚《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英国媒体称，根据一项针对地球深处地下物质的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源自深深的地下而非地表。

    英国《每日邮报》12月9日报道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在地下深达五千米处生活和繁殖的微生物，这为35亿年前地球上生命源自何处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这项研究表明，这些微生物可能已经在与地表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与世隔绝的生命形态分布在不同大陆，但都创造出了拥有相似基因的个体。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北美和欧洲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的微生物，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团队从约翰内斯堡地区一处矿井通道内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获取的样本高度相似。其DNA序列也与在北美洲西北部海域和日本东北部海域岩石海床上发现的微生物相似。这表明，这些微生物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而这个祖先就生活在地球生命起源的时代。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马特·施伦特说，现在还不清楚相似的微生物是如何散布到相距遥远的南非、北美和日本的。施伦特博士说：“两年前，我们还不太了解现在的地下微生物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吃什么。自那以来进行的多项研究已经大幅扩充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正在掌握的信息不仅包括在这些生态系统下发现的是什么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包括在全球不同地点发现的微生物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目光所及之处，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种类的微生物。”

报道指出，这些生命形态不是依靠太阳光为生，而是通过氢与甲烷获取能量，这些化学燃料可以通过高温高压下的某些种类的岩石获得。施伦特博士说：“人们容易理解为何远隔重洋的鸟类或鱼类有可能会相似，但想想在地下深处极度高温高压的坚硬岩石缝隙中，在相隔1.6万公里的不同地点，生活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微生物，这很挑战人的想象力。”

    研究人员麦科洛姆说：“在某些很深的地方，例如深海热泉，那里环境变化剧烈，催生了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地下深处的缝隙，那里的生态系统是隔绝的，只有少数几种细菌能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报道指出，这一最新发现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即生命并非诞生于地表湖泊和海洋的“原生汤”中，而是诞生于地下岩石含水的微小缝隙内。

该理论认为，35.5亿至38亿年前，生命诞生于池塘或海洋中，起因是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在某种形式能量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然后再进化成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种类。然而，这种假设存在一个问题，例如，当初地球表面存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它可以迅速摧毁暴露在阳光下的复杂生物分子。

    科学家说，这些微生物有可能被用于医疗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微生物可以承受120摄氏度的高温和比地面高出50倍的大气压。人们能够理解和描述这些现象，是得益于通过深碳观测计划对微生物学和地球化学数据的汇总与整合。

    文学对于人生普遍地存在着一个平行补偿的现象。人生是有限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族群，人生拥有的时间、空间以及经历、体验都是有限的，并且这种有限性还作为一种虽不十分清晰但大致都能了然的普遍意识几乎伴随着人生的整个过程。问题是，在这过程中，人们的精神追求总是想突破这种有限性，对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过往云烟，对自己尚未抵达的未来人生，甚至是对许多不可能的生命形态和人生形式，都充满着去重现、去幻想的欲望，以此延展自己的人生。这样的延展必须带有虚拟性体验和感受的质感，而非抽象的观念和推证的逻辑所能满足。于是，需要文学艺术责无旁贷地发挥人生功能。这也是无论人类的科学技术、传播手段如何发达，文学艺术总不会退出人生舞台的重要原因。

    从时间方面来说，文学习惯于“却顾所来径”，对于人类过往的故事、斑斑陈迹的历史会投入较大的关注，相对而言，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在力度上和数量上都显得薄弱得多。科学幻想文学和社会幻想文学，尽管是文学门类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部分，但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文学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沧海一粟。而历史文学几乎是与人类文学共生共存。这一文学现象充分显示了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对自己历史的一种深深眷念情绪，也反映着人类文明意识中的一种补偿心理。

    从空间方面来说，文学习惯于海阔天空，对现实的人类所能看得见却无法抵达的天空或太空，对现实的人类所幻想但无法感受的地府与泽国，会保持持久而浓厚的兴趣，相对而言，对同样也是现实的异域风情和民国情调想象的热忱就差一些。在以幻想为基本构思法的文学作品中，文学家的思维似乎更喜欢上天入地，幻想性作品的作者一般都愿意将想象的热忱投入未知的海底与地底或是天空和太空。作者的想象超出了我们的世界，在一个个完全未知的和无法验证的世界里作精神的翱翔。作者不是在现实空间上刻划故事，而是要在虚拟的幻想空间展示自己的想象，以补偿现实空间对于人的感觉的限制。这无疑是人生经验的一种伸延，是对人生经验甚至想象力有限性的一种补偿。

    人生的精神延展还包括情感方面。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育生了许多方面的情感需要，而人类个体的情感体验总是无法完全覆盖这些情感需要，于是通过文学艺术的补偿功能延伸这些情感体验，填补各种情感空白，这也是文学艺术作品之于各个时期的人们都有长久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情感需求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对诸如爱情、亲情等积极、美好的情感充满着体验和感受的愿望，而且体现在对于一些诸如悲哀、痛苦、孤独和绝望的情绪，又不能让这些情境危及已身安全，便只能接受非直接的方式和虚拟的途径。文学艺术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欣赏的文本，能够为人们提供这种间接体验和虚拟性感受的理想情境。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之于人生的情感延展和补偿的功能。

（摘编自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

    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练习。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①科学精神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思想遗产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体现着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

    ②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理性信念。理性信念所具备的理性的旨趣，不仅是一种崇高唯美的个人精神享受，而且是凸显人的力量的动力源泉，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信念表现为对理智的崇尚。崇尚理智，就会强调任何东西都应该审慎地加以思考，就是鼓励人们大胆假设、认真求证；就是要通过智力的迂回冒险找到比直观所见更多更本质的东西，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

    ③但是理性信念并不能直接使人们轻易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能够促进人们获得可靠的自然知识的，是近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即实证方法。正是有了科学的实验方法，人们才有可能辨别关于世界本原的众多猜测究竟哪个更符合事实真相，而数学则为人们提供了这些知识更为精确的形式。1638年，伽利略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出版，伽利略用数学的定量方法从经验现象中导出物理规律，这种追求实证化和数学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特征。

    ④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首先，批判态度反对将一切理论和假说神圣化。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假说都要经受反复检验，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使其得到修正甚至完全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其次，批判态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科学理论经受批判使自己的逻辑更严密，实验证据更精确，进而不断打破成见、推陈出新。再次，批判态度是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保障。任何人、任何利益群体想违背客观性原则搞伪科学，都要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批判不是完全否定。日心说替代地心说，直到牛顿力学提出后才算完成。有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旧的理论也可以为新的理论所包容，如经典物理学就可以视为现代物理学的近似。当科学所秉持的批判态度延伸到科学外部之时，意味着科学同样要坦然接受来自科学之外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批判、反思和质疑，并带来认识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对于破除科学的神话、减少科学的独断性非常有益。

    ⑤批判和反驳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科学理念和常态，关键在于对科学可错性的认定。波普尔强调：科学是一门可错的学问，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科学发展遵循试错模式。所谓试错模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实验，正视错误、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再通过新的实验，不断向前推进。哥白尼、伽利略对托勒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力学的质疑，建立起了新的天体力学；拉瓦锡在对传统燃素说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创立了氧化还原学说；达尔文对上帝创世说进行批判，创立了进化论；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体系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建立起了相对论学说，等等。科学所追求的正是不断试错而向真理逐渐逼近的过程。

（刘大椿《论科学精神》刊登于《求是》2019年9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