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带钩

戴耕

    带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服饰配件，是用来束带或佩系的用具，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带钩一是连接带的两端，使之紧固；二是在腰间系挂器物、饰品。其造型多样生动。形象多有美好的寓意。其装饰工艺精美绝伦、技艺精湛，集当时生产技术、装饰工艺水平于大成。其材质除常见的青铜外，还有金、银、玉等。其纹饰造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带钩在造型、装饰、材质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最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审美意识。因此，带钩是古代达官贵人以及文人武士显示高贵身份的服饰配件，也是当时满朝文武相互炫耀和攀比的饰品。《淮南子》记载：“满堂之坐，视钩而异，于环带一也。”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玉带钩了。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制作工艺流程可能是先将玉块切割成长方体形状，然后用对钻法从两端钻孔，钩体是用线割法把中间的部分剜去而成。这时的玉带钩，是带钩的原始形制。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带钩可以看出，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有了独特的并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玉文化。

    春秋时期，带钩又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而再现。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绅带。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故又束革带。当初的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青铜技术在西周已达到鼎盛时期，由巫术宗教中的礼器日益蜕变为生活中的服饰配件，青铜带钩正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实用装饰品。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组带钩，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质带钩。

    战国时期带钩已经广泛使用了，带钩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空前发展。从战国时期的铸铜遗址来看，带钩陶范数量惊人。除了陶范浇铸工艺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鎏金、包金、镶嵌等许多工艺。精湛的带钩工艺可以折射出战国时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最早的繁荣期。

    汉统一后，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的特征，造型艺术兼收并蓄、气势雄浑、浪漫生动。无论从材质、工艺、造型等方面都代表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青铜模铸的动物形象带钩也是常见的形式。汉代的带钩装饰纹样，由云纹逐渐转变为卷草，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称定型，绞缠重叠，更多的是线条的自由和生动，或粗犷豪迈，或轻巧奔放。

    魏晋以后带钩进入应用的衰退期。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胡汉杂居。游牧民族的胡服穿着简便，于是汉族也穿起了胡服。胡人用带扣系扎固定革带，比带钩更加结实牢固，使用方便，带扣逐渐广为流传，最后完全取代了带钩。明清出现的带钩已失去实用功能，只作为一种把玩的物件而流传。

（选自《文化艺术报》，有删改）

    春秋战国上下五百余载，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的时代，这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无一不是饱满昂扬奋进向上的，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

    那是个讲究谋略的阳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那是个本色人生的时代，所以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那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那是个深刻思索、创造思想、成就学问、铸造精神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原生代，所以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灿烂辉煌的景象。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伟人中，有一半多的伟人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神秘文化……几乎所有基本领域，都在那个时代开山立宗并创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经典，不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而且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五霸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雄兴衰，此起彼伏。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教育从戎与祀的礼制中挣脱出来，孔子私学，稷下学宫，最终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文学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皆为后世之滥觞，这时期有《楚辞》的铺陈抒情、浪漫想象；有《论语》《孟子》的雍容和顺、灵活善譬；有《庄子》的想象丰富、奇气袭人；有《韩非子》的锋利峭刻、研箴析理。艺术更见洋洋大观，青铜器绚烂多彩，金玉精琢叹为观止，铭文风韵为篆刻艺术之典范；宋音楚舞，边磬编钟，宫殿廓城，髹漆彩绘无一不在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科学技术可谓灿烂辉煌，光学物理、阴阳五行、染色麻织、灌溉堤防、经络学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集古代兵家大成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产生着巨大影响。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民族文化原生代所创造的精神，并没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依然博大精深，风采依旧。梳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风云变幻及国家强弱兴衰之演变轨迹，窥探中国文化原生代的恢宏博大与灿烂辉煌，再现当年诸子百家和侠客名士的神采风流，以求我们在新的民族竞争面前，在国家民族的转型期把握住富国强民、团结奋斗的主调。

（摘编自安然《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

    “车奴”“卡奴”……“奴”字头新词，几成文化现象；“裸婚”“裸活”……“裸”字头新词，展现另一个向度。从“奴”到“裸”，两级之间的过山车，启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心为物役”，告别“消费异化”？

    消费是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搞消费崇拜，唯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就必然生出一种“庸俗的消费主义”。

    流风所布，消费就背离了“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本真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为触发购买欲的引擎，个别人甚至要卖肾购新“苹果”。其实，拥有再多，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费，让生活被消费裹挟，不仅无法在物质得失面前从容淡定，甚至会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个人而言，如何消费是一种自主选择，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义成为生活方式、群体选择甚至社会风尚，那就值得警惕。

    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手袋并非用来装东西，而是用来装腔调；手表也不仅用来显示时间，更是用来显示身份。在一些人眼里，对物质的消费和占有，成为能力的唯一标志、成功的最高象征、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从物质到精神，无物不可消费，无处不可出售，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

    社会如若被这样庸俗的消费主义所席卷，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难免步步退却。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上网炫耀“干爹牌”豪车，以尊严下了赌注；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蝇营狗苟成为“成功的正道”，不劳而获成为“幸福的捷径”，消费主义的流行病，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是非观念迷失，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走进更丰盈的人生。大学生司占杰放弃优渥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患者融入社会，冲出等价交换的牢笼，收获的是充实、快乐与感动这些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社会或许可以走进更深沉的文明。“理性经济人”不再是对人性唯一的预设，物质财富也不再是对成功唯一的判定，多元的标准、多样的观念、多维的思考，消费行为才能远离“异化”的危机。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是为了缅怀“理想主义的贫穷”，限制人们享受物质的快乐，重新回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迫时代。而是要警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本文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醉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材料一：

当前，订单农业正在成为农业生产新风尚，在订单农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创新型试点就是认养农业。我国认养农业刚起步没几年，还处于探索阶段。2015年，辽宁省盘锦市，率先开创了“认养农业+互联网”的耕种新模式，随后成立国有性质的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辽宁省盘锦市“认养农业”的开展。

湖南思令农品科技有限公司是订单式认养农业的“头部玩家”，早在2016年，就提出过围绕杂交水稻进行认养式农业的探索，旗下司令农品平台在近期更是完成品牌和战略升级，围绕更容易市场接受、更容易产生价值的畜牧业推广订单式农业，认养式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司令农品合伙人崔哲解释说，运营司令农品平台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合作、协议等契约为纽带，有机链接了农业产业链两端和不同经营主体，进而实现了农业生产与市场的有机互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机联系，不但避免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随意性，推动农户调整生产结构和分享农业产业链拓展和市场扩大成果，而且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订单式认养农业与互联网逐步进行深度融合，给农业生产销售提供方便，也为农民收益“保驾护航”。随着“订单式认养农业”在全国多地盛行，这一方式也为区域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地方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摘编自2020年11月02日 中国新闻网《司令农品订单式认养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二：

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截至2018年，我国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占比75%，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2020年小龙虾养殖面积可能达到2000万亩……

小龙虾，是国人餐桌上的至爱，也是不少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然而，在历时5年跟踪研究后，上述数字让农业专家高兴不起来。受短期经济效益驱动，一些地方盲目扩大稻田养虾规模，扩大沟坑占比，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

稻渔共生在我国历史悠久。《史记》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古越人”就过着“饭稻羹鱼”的自给生活。2005年，浙江青田稻渔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农业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迅猛。2015年以来，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联合各地科研院所和高校有关专家，对我国典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进行了调研。

研究发现，稻田养蟹、稻田养鸭等稻渔共生模式不但可清除杂草、控制虫害、培肥土壤、改善水质，还可促进水稻生长。而近年发展迅猛的“稻田养虾”多为非共生模式，对粮食安全、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摘编自《失控的小龙虾，逼近的稻田危机》，2020年第8期《半月谈内部版》）

材料三：

虽然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实际人均可用耕地不到世界人均的二分之一。而且，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造成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全国耕地退化面积较大，部分地区耕地污染较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牢牢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底线，切实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黑土地是我国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黑土区是东北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石，是水稻、玉米、大豆的优势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黑土地面临严峻挑战。自上世纪 50年代大规模开垦以来，东北黑土区逐渐由林草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工农田生态系统。由于长期受翻耕、旋耕等传统耕作方式的高强度利用，再加之土壤裸露、生态系统退化等原因，导致有机质含量下降、理化性状与生态功能退化，黑土地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到东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黑土层变薄、黑土面积减少、有机质含量减少、肥力下降、理化性状恶化。因此，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加快修复农田生态环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摘编自孙东方《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2020年8月《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