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方居民而言，竹子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以竹子为主要原料的工厂、作坊星罗棋布。有的地方以竹林、竹楼和系列竹产品开展旅游业，游客云集。其实，在远离竹林的北方，也是须臾离不开竹子的。吃饭的竹筷，铺的竹席，织衣、烤肉串的竹针，剔牙的牙签，居室的竹帘，真是俯拾皆是。至于工程用的脚手架、跳板，打鱼用的桅杆、网竿、撑竿，竹篙，葡萄、豆角、黄瓜、西红柿等作物用的架竿，大多是竹子。就连我国最北部边境的黑龙江里，也有上下漂流的竹排。所以，从竹子的使用范围之广来说，把竹子叫作“中华竹”是再恰当不过的。

    把竹子称为“中华竹”，还因为竹子是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载体，包括礼、乐、书、数、兵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场《灿烂文明》中最精彩的一段当属竹简操了。演员们手持竹简表演，精彩绝伦。这竹简便是用竹片穿成的书——中国最早的书。“韦编三绝”里的“编”，就是孔子读的《周易》，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在一起的。后来的“四书”、“五经”，都是竹简书。再说乐，古代的音乐被称为“丝竹”或“管弦”，这里的“竹”和“管”指的正是竹乐器，包括笙、管、笛、箫等。书法更离不开竹，用竹管插上兽毫就是笔，“用笔”又叫“握管”，字当然要写在竹子上，成语“罄竹难书”由此而来。算术用的筹是竹子做的，由“筹”发展到“筹划”，再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足见“筹”的重要。兵指的是战争。战争的主要武器——“箭”，就是竹子做的，字义从竹而来。最早的盾、云梯、陷阱都离不开竹。现代的竞技体育有好多项目来自竹，如跳高、撑杆跳、射箭、漂流、竹竿操等。在古代建筑中，把竹跟石灰、砂浆混合使用，创造了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耐久的建筑奇迹，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成语词典里，带“竹”字的词语非常多，诸如“胸有成竹”、“竹报平安”、“势如破竹”、“竹节松贞”、“青梅竹马”等。文人墨客的诗文书画，好多以竹为题材。刘禹锡的“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玉环”，白居易的“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都是咏竹的佳句。郑板桥则终其一生以画竹为乐趣，他的《竹石图》中“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的诗和画堪称“双绝”。如今，以竹为题材、背景的文学作品、绘画、工艺品、编织品、装饰物比比皆是。带“竹”、“筠”、“汉卿（汗青）”等字眼的人名更是无法统计，关汉卿用戏剧为民请命而千古流芳，张汉卿以兵谏救国而青史留名。陶渊明笔下的“良田美池桑竹”，是世外桃源的自然特征。“竹林七贤”竹林中饮酒赋诗吹管潇洒一生。儒、释、道的布经传道场所大多选址于竹林，他们都以竹的精神品格而自省、自悟、自喻。难怪观世音菩萨的对联也用了“碧莲台上主，紫竹林中仙”。

（选自郑德忱《中华竹》）

    相较于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诗意色彩，灰色鲜有被提及，歌德在著作《色彩论》中描述：“在尊贵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一种提升感；在平凡的灰色面前，我们会体验到谦卑。”

    作为彩色系里的调和色，灰色一直是隐性的身份，自古被烙上阶级属性与情感特征，其所指有宗教与文化、艺术与哲学不同层面的解读。灰色“集彩性”的低纯度功能不言而喻，是集中多种彩色后的简单而丰富，既影射着自然地理的客观地貌，作为表现形式与手段，也丰富着人文艺术领域的深度思考，其优质的视觉协调性促使灰色成为绘画与设计、艺术与商业领域的表现媒介。

    灰色广义上的模糊既指所有事件的不明朗、非良性的状态，同时也包含人生与艺术某阶段的方向迷失，后者如毕加索的灰色时期的绘画，这个时期，毕加索的生活条件很差，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忧郁。灰色的象征性有着显性的贬义和隐形的文化内涵。“灰色”广义上的哲思显然适用于文学艺术等社会学门类，如文学诗词的灰色意境则是：幽、寒、雨、暮、荒、苍、雪、愁、恨等如泣如诉的古典诗意色彩。《道德经》的无为哲学以空灵淡泊的精神本质契合了黑白水墨画的灰色美学，以墨色胜于五彩、五色、五音的视觉语汇成为灰色最早的美学代言，在此，大美、大音及大象在洗尽铅华后定格为无言、稀声、无形的精神追求，灰色的墨韵在唐代传统书画中以“枯湿浓淡”“运墨而五色具”的气韵概括了世界万象的空灵与洒脱，至宋代则在“逸、神、妙、能”中开拓了意态的文人挥毫，及至元代“作画贵有古意”的“逸笔草草”，灰色的笔墨气韵形成一种沉寂、肃然，进而产生了一种温雅淡泊的审美意味，流动着静、虚、恬、淡的古意。灰色的墨韵循环流动在阴阳五行的虚实水墨中。

    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热衷于表现舞女的动态“印象”，灰色的介质与朦胧图底的关系有利于表现书法线条般的人体曲线美。与德加温润的灰色相比，热衷于以灰色、紫罗兰、绿色等打底画纸作画的古典主义大师丢勒的细密画则注重严谨的逻辑，《祈祷的手》、《横躺的阿格妮丝》等结实的典型性造型在灰色背景中体现了画家精于概括、重于塑造的无限洞察力。如果说德加的色粉笔游走在快乐的舞台范围里，那科勒惠支的素描则借助黑白灰表现生与死的精神呼啸，《哀悼》、《抱婴儿的母亲》及《离别》等无不寄托着画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灰色不过是艺术媒介里的表象，艺术的本质一如罗丹所说：“最纯粹的杰作是这样的：不表现什么形式，线条和颜色再也找不到，一切融化为思想和灵魂。”

（摘编自韩天腾《灰色在艺术与设计中的灰线性解读》）

    “知人论世”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这里所谓的“知人论世”，其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知人论世”成为一种论文的方法，即“知人论世法”，是一种要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是指鉴赏作品时必须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状况及写作动机等信息；“论世”是指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去考察作品的内容。“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简介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持续的背景简介，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言语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上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心理描绘惟妙惟肖，其人呼之欲出。而诗人的本意却是以此为喻，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洞房昨夜停红烛”喜举进士也，“待晓堂前拜舅姑”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以所作之诗请教于张籍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张籍自是心领神会，于是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两句是说朱庆馀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自知文章写得好，但是还不够自信；后两句张籍对其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流露出对朱庆馀的赞赏之情。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的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美智《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这样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现实关注提升中国电影品质

赵卫防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等现实题材影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是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最能显现其艺术成就的作品。“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为现实题材。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性和深刻性。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的表现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邓梅）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个体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峰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L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狼2》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17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