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

  “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 ”

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

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珠母沙洲遇险

儒勒·凡尔纳

       珠母沙洲，一片澄净。

       我们像真正闲逛的人那样彼此离得很远地走着，谁愿意停谁就停下来。我呢，也已经不再担心，危险被我的想象力可笑地夸大了。

       十分钟后，他突然停下。我以为他是停下来往回走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打个手势，命令我们藏在他身旁一个很大的洼坑里。他手指着水里的一个点，我注意地看了看。

       那是一个人，一个大活人，可能是个印度人，也许是个黑人，总之是个不幸的采珠人，不到季节就来采珠了。他跪在地上，摸着珠母就往袋子里装，然后浮上去，再下来。那采珠人没看见我们，岩石的阴影把我们遮住了。

       就在这时，突然之间，在那印度人跪在地上的时候，我看到他做了个受到惊吓的动作，站起来就往水面上蹿。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出现在那个不幸的采珠人上方。这是一条大个儿鲨鱼，斜着就扑过来了，眼睛里冒着火，嘴巴大张着！

       我吓得说不出话，动弹不得。

       凶猛的鲨鱼晃动一下有力的尾鳍，径直向那印度人扑去；那印度人往旁边一闪，没让鲨鱼咬着，但没能躲过鲨鱼尾巴；他被鲨鱼尾巴当胸扫了个正着，倒在地上。

       这个场面也就持续了几秒钟，鲨鱼游回来，翻了个身，准备把那印度人咬成两段。说时迟那时快，我觉得蹲在我身边的他噌地站起来，拿着匕首径直朝大鲨鱼冲去，和鲨鱼进行肉搏。

       大鲨鱼正要咬不幸的采珠人时，发现这个新对手，于是又翻身过去，迅速朝对手扑去。他俯下身去，以令人赞叹的沉着和冷静，等着那可怕的鲨鱼；鲨鱼扑过来，船长灵巧地一闪，躲过冲击，却把匕首插进鲨鱼肚子。鲨鱼吼了起来！血从它的伤口突突往外冒，海水颜色渐渐变红。他紧紧抓住鲨鱼的一个鳍，接着一刀一刀往它肚子上戳，但一直没能给它致命一击。鲨鱼挣扎着，怒气冲冲地搅动着海水，搅起来的漩涡差点儿把我冲到。

       我真想过去助他一臂之力，可是我像被恐惧钉在了那里一样，一步也迈不动。

       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船长倒在了地上，他是被压在身上的大鲨鱼打翻在地的。接着，鲨鱼张开像一台剪切机似的血盆大口，向他咬去，要不是手持______的尼德·兰像闪电似得冲向鲨鱼，刺中鲨鱼的要害，他就完了。

       鲨鱼心脏被击中，奄奄一息。他与印度人都得救了。

（选自《海底两万里》）

快手刘

冯骥才

    ①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我有时待在家里闷得慌，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②快手刘是个摆摊卖糖的大胖汉子。随身背着的绿色小木箱，上面插着一排排廉价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很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只白瓷小茶碗，四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他两手各拿一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只碗下边扣着两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只见他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嘿！四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只茶碗下边去了。

    ③有一次，我亲见他手指敏捷灵活地一动，把一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想揭他老底，禁不住大叫：“在右边那个碗底下，我看见了！”“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行！我说准了！”谁知快手刘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瞧吧，在哪儿呢？”咦？怎么碗下边什么都没有呢？快手刘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儿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面。怪，怪，怪！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声。“怎么样？你输了吧！不罚你钱，买块糖吃就行了。”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围了几圈的人后边去。从此我只站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神奇无比，那时他是我最佩服的人。我童年和少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他令人痴想不已的表演中慢慢消磨掉的。

    ④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快手刘带给我的美好故事，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的回忆。

    ⑤高二暑假回家，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竟然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葫芦和变戏法，但那只木箱，已经破损不堪，再也看不出先前那悦目的绿色。再看他，饱满的曲线没了，尖尖的骨形突露，眸子没了光彩。这双手尤其使我吃惊，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手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好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蚕……他抓住两只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口，缓慢迟钝地翻来翻去，四个小球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

    ⑥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指头中间夹着呢！”叫声让他慌张不已，手抖抖索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球在哪儿了，无怪乎周围的看客只是寥寥无几的孩子。

    ⑦“在他手心里！绝对没错！”孩子们吵着闹着叫他张开手，他却攥得紧紧的，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是在碗里呢！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可这些稚气的小孩儿偏偏不依不饶，非叫他张开不可！他哪能张开？一张开，就会漏洞百出。我真不愿意看见他这幅窘相，走到孩子们中间，用手指那木箱说：“球在这箱子上呢！”

    ⑧孩子们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儿塞在碗下边。“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

    ⑨快手刘笑呵呵地翻开地上的碗说：“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只剩下我和快手刘呆立在那儿，他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解困。

    ⑩在饱经风霜的岁月里，艺人的高超技艺，却没有人来传承，他晚年竟变得如此凄凉，为什么呢？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带套袖的孙犁先生

铁凝

①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②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

③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④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⑤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⑥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⑦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⑧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摘自《从梦想出发》，原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