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节奏

路军

①我喜欢乡村的节奏，每一回乡，就像离巢久了的鸟儿，落在那儿，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覆盖，缓缓地、静静地，古老的乡村像一块沉积了千年的磁石，不管外界怎样的喧嚣，内心的尘垢都在那一瞬间剔除掉了。乡村，我的乡村，你的脚步不会慌乱，不会迷茫，不会在现代的包裹中逝去，她坚定地走着，内心的包容力量谁也不可小觑。

②我不喜欢时下乡村会走向没落的荒诞论调，即使城市再无限制的扩延，也难以吞没乡村的广袤。

③行走于乡村，既是一种膜拜，也是一种回归，精神宁静的安养，心灵倾斜的抚慰，思想的反刍与咀嚼。

④炊烟依然，缓缓地上升，在早晨的阳光里散发着植物的味道，玉米味，槐树味和松香味混合在空气中，随着时光的飘转发酵，扩散到村庄四面的丛林中。一代一代的坚守，虽然偶有烟煤的污气从远远的城市飘来，试图包裹山野的昏暗，但在山山川川的绿色的屏障中，在原始一般的炊烟中还是败下阵来，灰溜溜地走了。我试图从生物学的循环系统中找到答案，那是很遥远的解释，只有眼睛和思维落在你土地中，落在乡村强大的生命力上，谜底也就不成为谜底。

⑤在雾霾如此猖獗的时刻，多看一看乡村的早晨的炊烟脚步，或许有所裨益。虽然我隐隐还有些担心。街巷中，老头、老太太安详地坐在树下，坐在石台上，细数着岁月的影像，饱经沧桑的脸庞就像意蕴深厚的诗行，他们的语调如平缓流淌的溪水，舒缓的波痕轻轻卷过你的心头。那是岁月沉积的大度与包容，是酸甜苦辣咸——人生滋味浸润的智慧。

⑥不知何时，孩子们蹦蹦跳跳出来了，仿佛一个个小精灵钻来钻去，又像一只只轻盈的蝴蝶时而安静，时而翩翩而飞。一位女孩子的马尾辫在清风中左右甩着，如蝴蝶头上触摸春天气息的触角。有的孩童滚着铁圈，有的抛着纸飞机，有的吹着柳笛，还有的放着风筝，一根长长的线系着一颗放飞的梦想。老与少，安详与灵动，在乡村融合成一幅和谐的图景。

⑦农田里，古老与现代的音符飘来飘去。从春天飘到冬天，从冰冻飘到花开。在暖洋洋的天气，春天的田野热闹起来，乡亲们有的手扶犁杖，犁杖弯弯的尖头上顶着圆圆的柳筐，筐里压着一块厚重的河卵石，以手紧紧地握住犁杖前的的横柄，沿着整齐的田垄弹拨音节，那新翻开的泥土气息在田垄上微微荡漾，与不远处山上的春草花香融化在心底，就在农人的心头氤氲起一个个美丽的秋收之梦，仿佛那一株株迎风而立的饱满玉米就在他们的眼前炫耀。若是累了，便蹲下身子，坐在地边矮矮的石墙上，吸一袋纸烟；或者目视太阳打几个响响的喷嚏，从地头的柳筐里取出早早预备的山泉水，咕咚咕咚驱赶劳累。

⑧快到中午了，太阳爬得老高，一位位小商贩好像赴约而来，在杨树底下，在街巷中，放开喉咙吆喝，粗犷的，高亢的，悠长的，沙哑的，“小米煎饼呦！”“家做的大豆腐。”此起彼伏，一些农妇步出家门，买好食物，很快消失在街巷深处。袅袅炊烟渲染乡村的祥和与温暖。

⑨短暂的静谧在太阳的游走中悄悄流逝，不久，乡村又回到了她自己的节奏中行走。

⑩我喜欢乡村的节奏，那是纯净无瑕的，是沉淀许久的厚重与瓷实，是历经沧桑后的大度与从容，每当我的双脚踩在生我养我的乡村，我都喜欢融入这种节奏的行走中。

（选自《廊坊日报》 2014年3月28日）

    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实质相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能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选自《论中国古代的隐士——以陶渊明为例》，有删改）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至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经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文学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与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那一片幸存的原始林

梁衡

    ①像一场战争突然结束，2014年林区宣布了禁伐令，喧闹的伐木场顿时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打扫“战场”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角落，因为山陡沟深，人迹罕至，竟为我们留下了一片原始林，一个原生态。其令人惊喜不亚于忽然登上一个外星球。

    ②2016年盛夏时分，我专程造访了这最后的一片原始林，虽然天正降大雨，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向林地进发。

    ③人类虽然早已进入现代文明，但是总忘不了找寻原始。这是因为它，一是大自然的原点，可由此研究自然界的进化，包括人类自己；二是人类走出蛮荒的出发的起点，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有必要回望一下走过的来路。

    ④这里没有人来过，无路；奇景第一次示人，无名；前人没有留下诗文，无文。今天我们进入的正是这种“三无”之境时，只有你与自然在悄悄地私语；雨打树叶，空谷鸟鸣，小径明灭，时见草虫。我的心一下落入了一片空灵。正走着，忽然听见右边不远处有哗哗的流水声，我们任雨水洗面，踩着朽木、草墩，钻过横七竖八的灌木。忽然眼前一亮，一条溪流从山上奔腾而下，我见过的任何一条流水相比较，因为它没有留下一丝人类活动的痕迹。仰望山顶只见远远近近的山、层层叠叠的树、朦朦胧胧的雨，半山一道歪歪斜斜的激流，跌跌撞撞地碰着那些大大小小、圆圆滚滚的石头，或炸起雪白的浪花，或绕行成一条飘飘的哈达。遇有平缓之处时，就蓄成一汪小潭，碧玉如镜，清澈照人。因为是在峡谷之中，经过千年万年的冲刷，这些石头无论大小，一律呈圆形：滚圆、椭圆、扁圆、平圆。远远望去一沟漂亮的弧线，纵横交错，相叠相绕，任是毕加索转世也结构不出这样的图画。

    ⑤虽是来看原始森林，但先要说一说这里的石头。石头的年龄自然比树更古老，而且是因为有了这些遍野的石头，才拦住了伐木者的手脚，为我们留下了这片林子。这里的石头一律是巨大坚硬的花岗岩，浑圆沉稳，高大挺拔，无不迸放着野性。大约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海底，所以石的分布无一定规则，或独立威坐，或双门对峙，或三五相聚，或隔岸呼唤，各具其态。外形也或如狮、虎、鹰、犬，各得其妙。好像是在有生物世界之前，上帝先用石头在这里试做了一个草图。

    ⑥老林子中最美的还是大树，特别是那些与石共生的大树。有一棵树，我叫它“一木穿石”，我们平常说“水滴石穿”，可是有谁真的见过一滴水穿透了一块石头？现在，我却见到了一棵树，一棵活着的树，硬是生插在一块整石之上，像一颗刚射入石中的炮弹，光光溜溜的还没有爆炸；又像一枚仰面向天正待发射的火箭，膀粗腰圆，霸气十足。我只看了一眼就被惊呆了，拔不开脚步，时空骤然凝固。这是一棵红松，当初也许是一粒种子，落在石板上，靠着老林中的湿气慢慢地发芽，但它命运不济，一出生就躺在这个光溜溜的石床上。它的须根向四周摸索，拳握住一点点沙尘，然后蛰伏在石面的稍凹之处，聚积水分，酝酿能量。松树有这个本事，它的根能分泌一种酸液，一点一点地润湿和软化石块。成语“相濡以沫”是说两条鱼，以沫相濡，求生命的延续。而这棵红松种子却是以它生命的汁液，去濡润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终于感动了顽石，让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它赶紧扎下了一条须根，然后继续濡石、挖洞、找缝，周而复始，终于在顽石上树起了一面生命的大纛。现在这棵红松的胸径有四十厘米，一个小脸盆那么大，不算很粗。但是专家说，他已经有九十年以上的树龄。要是用一个高速摄影机把这首生命进行曲拍下来，再用慢速回放，那是怎样地震撼人心。

    ⑦我们就这样在绿色的时间隧道里穿行，见证了大自然怎样在一片顽石上诞生了生命。它先以苔草、蕨类铺床，以灌木蓄水遮风，孵化出高大的乔木林，就成了动物直至我们人类的摇篮。它们沉静地停在这里，是特别要告诉我们，假如没有人的干扰地球是什么样子，大自然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的家是什么样子。以这片原始林为镜，可知生命、人类和地球的兴替。

    ⑧我下山时，看见沿途正在修复早年林区运木材的小火车路，不为伐木，是准备开展原始森林游。

（有删改）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