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刘慈欣

    对国内大众而言，科幻文学在许多年里都是一个陌生事物。它属于类型文学，受众很少，部分作品还带有一定的专业门槛。但过去的一年里，媒体大范围地报道，把科幻文学推到了聚光灯下，有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由来已久的“新”现象。那么，什么是科幻？

    在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上，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是存在差异的。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技术旨在提高生活水平，而科学的使命却是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规律。比如最近引发热议的“引力波”，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直接作用于现实，但是这项发现却开启了认知未知世界的一扇天窗。也许有人怀疑，人类为何要去仰望那遥不可及的星空？其实，许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知识，从拉长了的时间维度去看，可能都会意义非凡。在我看来，朝向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拓展，不仅足以开阔眼界，更能涤荡心灵，使我们洞察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所在。

（有删减）

    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的形式美建立在几千年汉字的特殊形式基础上，线条在运动中构成活泼的生命。汉代蔡邕曾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这里的“形”，包括了天地万物及人的本身。以后的研究者都离不开这个大范围。直到康有为，简捷地表明：“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势”是动态，进一步有了“意”，即意味、意蕴，“意”扩大了空间、时间，没有穷尽。中国书法艺术积淀了自身的审美意味，它是作者与接受者共同的创造。

    艺术家应该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心态面对传统，面对古人、今人、世界，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所有文化艺术精华，同时还要善于在生活里发现美。古人论书“万岁枯藤”“千里阵云”“惊蛇入草”“飞鸟入林”这些都是在自然中妙悟笔法的例子。书法的节奏与韵律，也与音乐、舞蹈相通。杜甫说“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一个书法家的成长，要重视对经典法帖碑刻的学习，还要重视在“字外功夫”上参悟，要“书内书外，艺道并进”。读书与游历，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功课。

    明代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现代黄宾虹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知识学问的来源无外乎读书、行路。读书与行路，不仅有增进知识的作用，更有变化气质、医俗的意义。这里说的读书和行路，不是一般的“读”书，也不是一般的“行”路。齐白石老年时“五出五归”，游历大江南北，饱览名山大川，就是深入生活、师法造化，开拓了眼界和心胸，对其“衰年变法”有重大意义。林散之晚年在其《书法选集·自序》中回忆远游的经历：“行越七省，跋涉一万八千余里，道路梗塞，风雨艰难，亦云苦矣”，然而苦则苦，此行得“画稿八百余幅、诗二百余首”，对其眼界胸襟的拓展，其意义更是无法计量。今人出行，都是借助飞机、火车这些现代交通工具，与古人那种长途艰难跋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以新的审美眼光面对新事物，开拓新思想，运用新语言。读书与游历，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要把“行万里路”当作浮光掠影一般的游览，要深入了解社会，体验大众生活，由此化为自己的气质。艺术源于生活这个道理，各门艺术有共性，也有特殊性。

    在研究书法本身特殊的规律时，天地万物、自然界、社会界，一直到人本身，都可以启发我们在艺术上的想象力。苏东坡在黄州流放期间，写出了《赤壁赋》《黄州寒食帖》等千古佳作。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要善于体验人生的各种生活，观察社会的不同面貌，还要如黄庭坚“得江山之助”。于此，科学与艺术同理。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摘编自沈鹏《漫谈国学修养与书法》，《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0日11版）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边关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传递着历史文化内涵。边关出现在唐诗中，皆因丝绸之路的通达，开放的国家社会格局，文人墨客对漫游边塞、从军入幕的崇尚以及包括过所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限制等。相比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边关的文化意义更为抽象，象征性更强，所承载的感情也更为复杂。诗人多以社会现实为吟诵主旨，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以虚带实，将边关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战场形势。从军事意义上讲，边关地理位置重要。从唐诗中看，边关的“战火”已经烧入了诗歌意境，不管那些知名关隘是否正在发生着战事，诗歌中的征战杀伐都未曾真正停歇，皆承载着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大无畏的精神和犯我者虽远必诛的决心。例如，唐彦谦《咏马》中“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借玉门关指边陲前线征战之地；李白《从军行》中“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体现出关防将士守卫家园、驱敌出境的豪迈气魄。

    其次是戍边之所，“关”是军防象征，也是征人和亲属对戍边之地的情感依托。诗歌里有恢宏阔大的战场形势，也有单一渺小的个体自我。边关虽然承载文人将士们建功立业的梦想，但毕竟是遥远的苦寒之地，长期在塞外驻守或是从军入幕不得志之人面对战争的惨烈、环境的荒凉、人情的冷漠生疏，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思念怨忿之情。而人们的情感是相通相应的，在亲朋远赴塞外前免不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塞外兵士思念故人的情感也不会停歇。因此边关戍守之地，成了思归与念归的交汇。

    再次是阳关寄情。在涉及边关名称的唐诗中，有一类“阳关诗”较为特别，这源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的“阳关”指的是友人西行的必经关卡，有着明显的关外无故人的地理属性和分界含义。因为诗中有“渭城”“阳关”等地名，其曲名便为《阳关三叠》或《渭城曲》，唐代许多诗人都曾提到。在他们的那些诗句中，“阳关”多已失去起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特点，而以人文伴随意义，仅指代曲调货词中涉及的劝酒、伤离别等某些特定含义。

    最后是家国分界。丝绸之路上的边关地理环境和其后天见与中原地区差距较大，作为戌边之所的代表和军事战略要地成为内地与西域的分野、不同文化的分野、生死安危的分野、家国与异乡的分野，是物质与人文界限的共有载体。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年老思乡，向汉和帝上疏：“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城，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由此可见，玉门关被汉人看作家国的分界，带有深重的情感烙印。

    唐诗中的“边关”含义不再单一，表面。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对距离、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认知与定位之外，“边关”早已超越了军事防御或是征税、监管缉私的原有含义，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家园情怀。

（摘编自邢宇晨《唐诗中的边关意象》）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人所有的境界，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看见一棵树，但不知道那就是树，今天看见一棵树，明天又看见一棵树，看到一千天，他才知道那就是树。此时，“树”并不是第一千零一棵树，而是树的概念。如果他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概念，而又自觉其了解，他的精神境界就开始进入概念世界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是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一只猫，它知道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可怕的东西就跑。人就不然了。人不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

    金岳霖曾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用了一个似乎自我解嘲的词。人们或许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戏论，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例如一个人没有宇宙这个概念，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明代杨椒山就义时曾作二诗，一曰：“浩气反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二曰：“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一般看来，两首诗是同等地位，但其实迥然不同。第一首是就人与宇宙关系而言，是为天地境界中的话。第二首就君臣关系而言，是为道德境界中的话。

    又如张巡、颜果卿死于王事，其行为本是道德行为，人也在道德境界。但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此等行为意义又不同，虽本是道德行为，但《正气歌》以之与“天地有正气”连接起来，则是从天地境界的观点看这些行为，又不止是道德行为了。这些分别，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这里就牵涉到宋明理学中，理学和心学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修养功夫中“理”的地位。

    程颢说：“学者需要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一方面“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直觉。一方面又需要“识得此理”，此理是个概念。直觉所得，须用概念固定，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概念在哲学中不可少。没有受益于哲学的人，当然也有他的精神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贤，都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概念，他就像一个长期被监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忽然看见天地广大，日月光明。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所谓“哲学王”。“哲学王”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他们所行之道，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摘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