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

    ①书写方式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用中文写作的人大多数是直接敲击键盘输入汉字。与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相比，现在的输入法使用已方便了很多。但这种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而非输入法有了多大改进。甚至可以说，这几年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数字化书写像是从坍塌的房子里搜寻财物，费力地拨开瓦砾和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②我们在用当前通用的汉字拼音输入法撰写业务文件时，都很费劲。因为按照拼音打出的字词，排在前面的是网络语、脏字、表情图。显然，这些输入法更多是为娱乐设计的，它们不是服务于业务或是学习的。

    ③这种状况跟英语德语计算机输入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诚然，英德等西方语言，计算机输入的确都是一个个字母的输入，不像中文需要拼音输入然后在同音字词中选择正确的。但是英德文字输入软件带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同义词近义词词库等功能，这些功能类似于中文输入法的联想功能，两者都体现了产品设计者各自的语用立场。只是西文软件不像中文输入软件那样，努力迎合新的口语和网络语的流行而无视传统或是语言学家们制定的语言规范，更不会推广脏话。

    ④如果说将网络语乃至脏话列在同音词的前列是在迎合低端用户的话，那么即使旨在服务于业务性应用的功能也同样问题重重。比如，词库中的词组常常包含错字、非词语组合等情况。繁体字库中也是时见不规范字形，像“爲”字，无论拼音输入后的首选字还是含爲字的多音节词，都被设计成“為”，甚至“僞”、“潙”等也都用“為”这个字形。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在设计上依从了台湾流行的字体，而不是依从了语言文字的传统和有关机构明确的字形。

⑤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时间变化发展的。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语言就像任何流通物品一样，是被规范被立法的。这些规范和立法会承认和接受新名词，但是不会承认、鼓励、散布网络俗语、脏话等语言污染物。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也没有必要阻止人们在口语中使用新俚语新俗语等规范之外的语言，但一旦进入写作，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于这样输入文字的软件，是应该首先甚至是排他地方便合理合法地使用规范语言呢，还是要增加规范语言使用的难度而给不规范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呢？是服务于业务使用呢，还是服务于娱乐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⑥造成汉语输入这种混乱现状的，除了马虎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外，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对成规的轻视甚至无视。近年来风行的网络语有不少就是无知者狂欢的产物，比如“囧”字。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当下流行度来决定，不尊重规范、纵容无知对规范的冲击就如同纵容医闹一样，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败坏的是我们整体的文明水平。

    符瑞，或称之为“祥瑞”“瑞应”“祯祥”“符应”“嘉瑞”“嘉祥”等，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的征验与吉兆。殷周之际新天道观念的形成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图腾崇拜、征兆信仰、史官文化等因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符瑞文化的产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礼制、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符瑞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首先，符瑞文化具有政治建构功能。符瑞文化为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思想信仰与观念是：王权嬗替乃天道必然，一切政权的更迭皆由乎天命，取乎天道。然而，“神道阐幽，天命微显”，天命又需要借助符瑞现象来显示。因此，符瑞实际上起着昭示天命、彰显德行的重要作用。正如沈约所说：“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次，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评价功能。符瑞不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灵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奖。符瑞文化构建了统治阶级自我肯定、自我宣扬和自我美化的评价机制，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最后，符瑞文化具有政治调节功能。符瑞显现促使统治阶层调整统治策略：或改元以应天瑞，或立祠设祭，以合符应，或赏赐功臣、大赦天下以收揽人心。这些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别具特色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

    符瑞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或宗教意识的一部分，强化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念，具有巨大的道德作用，同时也具有劝善惩恶的宗教功能。尤其是随着谶纬神学的盛行，符瑞文化中德行因素得到凸显和泛化，不仅是统治者的为政之德，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道德伦理规范也都与符瑞相关涉。《孝经左契》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则凤凰巢。”《瑞应图》曰：“王者仁义，则紫脱见。”《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这些文献中，孝悌、仁义和礼乐等德行范畴都被包括进去。凡恪守德行规范，天便降下符瑞，否则就降之以灾异。这种思想信仰的内在逻辑是“以类相召”的“天人感应”观念。实际上是“善恶报应”思想的反映，是对中国古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类思想的继承和提升。

    在符瑞文化流行的时代，文学创作“用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用瑞”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援引符瑞或直接以符瑞为述写对象。“用瑞”是文学与符瑞文化关联的重要形式。文学创作“用瑞”含有颂美时政、粉饰太平的政治目的。文学创作“用瑞”的普遍性，既表征符瑞文化在此时期的流行，又表明文学文本、颂美主题与符瑞所具备的颂美功功能相契合。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旦文学创作较多地关注政治，服务王权、歌颂帝德，符瑞文化潜在的颂扬功能便会被激起。

（选自2017年8月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略有删改）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

    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取直觉的形态。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

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从而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境外谈美》）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世间万物，最可贵的就是人的生命。文化遗产是古人的创造，而斯人已逝，独留遗物载其智慧与思想，成为今人与古人心灵沟通的重要工具与媒介，根本而言就是古人的象征，可谓其代言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遗产也像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且至为可贵。这一点应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清代曾国藩言“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抱有一颗敬畏之心于国、于民、于家、于业、于人、于己都至关重要，对于为古人代言的历史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了敬畏，盗掘之举方能有所收敛；有了敬畏，破坏之为方能有所约束；有了敬畏，纵容之态方能有所更张。

    面对天灾人祸，人的生命十分脆弱。那些饱经沧桑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也如年迈老者一般，生命极其脆弱。敬畏生命、善待老人，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已渐成风尚，对待历史老人，我们又该如何呢？首先，既不能敬而远之、弃之不顾，也不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更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其次，要时刻关注其细微变化，分析背后原因，及时排除一切不利的干扰因素，为其营造有利的生存环境；再次，务必坚守遗产的生命线，面对遗产脆弱的生命，保证其“活下来”是一切文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对得起前人、对得起祖先的基本准则。

    生老病死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有学者说，仔细触摸文化遗产是能够感觉到它的体温的，因为它们身上无疑流淌着先人的血水与汗液，承载着先人的希冀与创造，凝结着先人的思想与智慧，因而触摸遗产其实就是走进了先人的世界，就是在与先辈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心灵的沟通，如此而言，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既然有生命，就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恰如苏东海先生所说，文化遗产处于不断的消失中是遗产存在的根本状态，文化遗产消失的规律是关于遗产的根本规律。只有正确认识遗产消亡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存遗产的珍贵价值，才能更自觉、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抗遗产消失的斗争，秉持遗产保护之“道”与“德”，方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不断取得斗争胜利。

    人生苦短，每个人也都想在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作为古人的代言者，文化遗产又该如何借助我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呢？很多遗产的原初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基于其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内涵而衍生的新功能却可以不断挖掘，这也正是体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更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终极目的。

    (选自王运良《文化遗产好似人类生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