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和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国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效，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共享原则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共享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持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国：第一，人道的原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种队领技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是才论落到这种地步。热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今人反感的。”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会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因此，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和相对的，不是纯对的平均。

（摘编自卢周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17年第2期）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过去，我们不仅为灿烂的5000年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所骄傲，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文化和改革创新精神所折服，为新中国建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新时代文化自信首先源于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基因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基因得以留存和传衍，并在新的时空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文化意识的萌生发端，经历了文化元素的衍生，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文化形态的进化，文化遗产的传承等过程，经过几千年文化积淀，遂成强劲的中华文化基因。

    新时代文化自信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40年改革开放胜利的实践。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在随后的近30年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以社会革命推动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并最终建立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用了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再次增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40年改革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为新时代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文化自信，还源自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模板”“再版”“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改革创新精神进行集成创新的原创版。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时代理论文化再创造的集中体现，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自信的动力。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了公民各项正当权利，为我国成为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保驾护航，坚定了中华民族的制度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再创造，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再创造，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强，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摘编自李征《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