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一些，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北宋都城汴京，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4条河道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个池沼。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苏轼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摘编自关照《海内沟河尽晏清——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

    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沈士光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 ，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迈进。

    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观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