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融：中西园林的趋势

王向荣

    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是世界园林体系中最重要的两大瑰宝，它们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各自独立，后来又相互影响，到了现在更是互相融合。

    中国是东方园林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方，幅员辽阔，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明悠久，人们对美丽神秘的自然充满了热爱与崇拜。根据古代传说，在昆仑之巅，有西王母的花园；在遥远的东海，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座海岛。这些神话中展示的神秘山岳和美丽岛屿就成为中国园林的一种雏形。另一方面，中国大地秀美山川的景色无疑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自然，并成为中国园林模仿的对象，这种风景也被称为“山水”，中国园林试图以象征的手法展示这种自然的本质，追求“小中见大”，将大千世界的宏观景物微缩到小巧玲珑的“壶中天地”。中国传统园林从商周的“囿”、秦汉的宫苑，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盛期，并在宋朝发展成熟，一直到明清，其造园思想始终一脉相承，在园林创作过程中强调“意境”，追求诗情画意，寓情于景，寓意于物，以物比德，园林经常作为隐逸文化的载体，反映园主的情操和思想，展现心中的世外桃源。

    西方园林起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里干旱少雨，只有沿河的谷地是绿色丰饶的，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于灌溉，国土的风景也没有中国优美多样。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有着充分水源和灌溉系统的田园成为园林的蓝本，表达了“人间天堂”的理想。这些园林也多为实用性的园圃，如果树园、蔬菜园和葡萄园等，形式也是几何式的。

    随着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经由地中海传到欧洲大陆，西方园林历经古希腊、古罗马的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走向成熟。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西方园林与农业景观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式上也都是规则式的。到了l8世纪，英国的园林才开始由规则式转变为自然风景的形式，后来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林又影响到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园林艺术。

    18世纪开始，东西方园林有了非常广泛的交流。l8世纪英国风景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园林的影响。那时几乎欧洲所有重要的园林中都有中国园林的景致，一座塔、一座桥、一个亭或一组山石，在欧洲的园林中建造中国园林的片段曾是一种时尚。而在中国也出现了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子，圆明园中有西洋楼、颐和园中有石舫，广东的许多园林更是东西合璧的产物。

    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思想和技术都进一步融合，东西方园林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但是，中国园林的发展必须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地和文化，传承优秀的园林传统，保持自己独特的鲜明个性和特征。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7日12版，有删改）

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张涛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个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作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意蕴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儒、释、道在比肩而立、相伴而行的过程中，都对“天人合一”情有独钟、多所阐扬、屡有创获，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周易》不仅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道教尊为“三玄”之冠，亦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它还是最早表述“天人合一”思想的著作。《说卦传》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文言传》更有精妙的总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都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渊薮，也成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经典表述。

    儒家核心思想“仁”不仅仅针对人际交往，也包括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友善，希望最终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具有效法天地而感化万物的优秀品质，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推及自然界。孟子的“仁民爱物”也有按照自然时节进行生产、生活的思想取向。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被尊为道家和道教始祖的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进而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教也继承了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观念。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指明凡事皆可一分为三，“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三者同心相合，即可成就万物。佛教中“众生平等”“依正不二”等主张，也都体现了与“天人合一”异曲同工的生态世界观：人与自然构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所有事物都显现着这种关系，所有事物也都因为这种关系而平等。人类保护了生态，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

    以上各家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都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周易》要求顺天而动、适应自然，但又强调“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老子》有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也是在凸显人在天人关系中重要的主体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周易》固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被各家一致认同的“天人合一”生态世界观，应该也是出现这种思想文化盛况的重要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我国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世界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史记

吴智勇

    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 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 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 、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大数据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巨量可利用的碎片资源。大数据时代的资源环境被寓意为一堆杂乱无章、排列无序的知识碎片。面对无限碎片信息构建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化”资源应用模式被打破。学习者需要用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复杂多变的大数据环境而带来的学习上的变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上网人数迅猛增加，因而带动了“平民文化”的兴起。大量的网民组成了微资源开发的主力军。在网络世界里，专家、学者、普通大众、政府官员之间消除了权威界限。人人都有言发，创造了互联网领域巨量的微资源。这些微资源相对于书籍、报刊等，其资源间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知识，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知识的获取。在一些专业学科领域，诞生了专业开发团队，他们开发了“微课”“微视频”等大量微资源。这些资源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资源。

    大数据时代促使了新媒体的诞生，新媒体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发展的概念，在一定时期，总有一种媒体占主导地位。”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态，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是指新信息技术环境下，如数字广播、数字报纸等媒介。尤其是移动媒体的出现，为随时随地上网提供了便利，使学习者过去无法利用的“闲置”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工作或生活之余，休闲或坐公交、地铁途中，利用移动媒体，学习者有意识的碎片化学习，久而久之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零碎时间”。

    碎片化时间内获取的知识是零散、无序和互不关联的碎片，单个碎片知识其自身价值意义并不高，需要学习者利用思维意识对其“再加工”。“再加工”是碎片化知识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大数据时代解决知识碎片化之道是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碎片知识犹如人体各个部件，脱离了知识体系这个生命整体，任何部件都会失去原有意义。

    如何将碎片化知识与已有知识融合，建构新知识体系？在碎片化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利用新媒介挖掘碎片知识并对其进行整理、剔除、汲取、加工等操作，实现知识碎片到知识点有意义的重组，并完成知识点到新知识体系嬗变的过程。此过程中，整理主要完成对碎片知识的归类与管理，剔除主要依据个体经验，去掉对个体新知识体系建构无意义的知识碎片。在整理与剔除过程中，也要汲取新的知识作为补充。由于知识碎片的离散性，在知识点、新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系统化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贯穿整个过程的始末。

（摘编自王承博等《大数据时代碎片化学习研究》，有删改）

    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