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在母语的屋檐下

    少年时代的伙伴自大洋彼岸归来探亲，多年未见，把盏竟夜长谈，我们聊到故乡种种情形，特别谈到了家乡方言，兴之所至，后来俩人干脆用家乡话谈起来。

    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不使用，很多方言都已忘记，不料却在此时鲜明地复活了，恍惚中，甚至忆起了听到这些话时的具体情景，眼前浮现出了说话人的模样。友人感慨：真过瘾。

    在一种语言中浸润得深入长久，才有资格进入它的内部，感知它的种种微妙和玄奥，那些羽毛上的光色一样的波动，青瓷上的油彩一般的韵味。几乎只有母语，我们从牙牙学语时就亲吻的语言，才应允我们做到这一点。

    关于母语，英文里的一个说法，最有情感温度，也最能准确地贴近本质：mother tongue，直译就是“妈妈的舌头”。从妈妈舌头上发出的声音，是生命降临时听到的最初的声音，浸润着爱的声音。多么深邃动人的诗意！在母语的呼唤，吟唱和诵读中，我们张开眼睛，看到万物，理解生活，认识生命。

    诗作为浓缩提炼过的语言，是语言的极致。它可以做为标尺，衡量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熟悉和理解的程度。“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说的是世事沧桑，人生无常。“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说的是心绪流转，昨日遥遥，没有历史文化为之打底，没有人生经历作为铺垫，就难以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其间的沉痛和哀伤，无奈和迷茫。它们宜于意会，难以言传。

    每一种语言都连接着一种文化，通向一种共同的记忆。文化有着自己的基因，被封存在作为载体和符号的特有的语言中，仿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的山洞里，藏着稀世的珍宝。

    “芝麻开门吧！”咒语念起，山洞石门俨然敞开，堆积的珠宝付光跃彩。

    但洞察和把握一种语言的奥秘，不需要咒语，时间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一种语言中沉浸得足够久了，自然就会了解其精妙。有如窖藏老酒，被时光层层堆叠，然后醇香。瓜熟蒂落，风生水起，到了一定的时候，语言中的神秘和魅惑，次第显影。音调的升降平仄中，笔画的横竖撇捺里，有花朵摇曳的姿态，水波被风吹拂出的纹路，阳光下明媚的笑容，暗夜里隐忍的啜泣。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母语，才有这样的魅力和魄力，承担和覆盖。日升月落，春秋代序；昼夜不舍的流水，远古沉默的荒野；鹰击呼啸着射向天空，羊群蠕动成地上的云团；一颗从眼角滑落的泪珠有怎样的哀怨，一声自喉咙迸发的呐喊有怎样的愤懑。一切，都被母语捕捉和绾结，表达和诉说。

    我骄傲于自己母语的强大生命力，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灾祸连绵，兵燹不绝，而一个个方块汉字，就是一块块砖石，当它们排列衔接时看，遍仿佛垒砌了一个广阔而坚固的壁垒，牢牢守卫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庇护了一代代呼吸沐浴着它的气息的亿兆的灵魂。

    童年在农村度过，记事不久的年龄，有一年夏天，大人在睡午觉，我独自走出屋门到外面玩，追着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不小心走远了，一直走进村外一片茂密的树林中，迷路了，害怕得大哭。但四周没人听到，只好在林子里乱走，过了好久，终于从树干的缝隙间，望见了村头一户人家的屋檐。

    一颗悬空的心倏的落地了。

    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母语熟悉的音调，带给他的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返归家园之感，一个汉语的子民，寄居他乡，母语便是故乡的方言土语；置身异国，母语便是方块的中文汉字。“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故乡的语言，母语的最为具体直观的形式，甚至关联到了存在的确凿感。

    因为时时相与，反而熟视无睹，就像对于一尾悠然游弋的鱼儿，水的环抱和裹抉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意识和诘问的，但一当因某种缘故离开了那个环境，就会感受到置身盛夏沙漠中般的窒息。被拘禁于全然陌生的语言中，一个人也仿佛涸辙之鲋，最渴望母语的濡沫，那亲切的音节声调，是一股直透心底的清凉水流。

    每一种语言的子民们，在自己的母语的河流中，泅渡，游憩，俯仰，沉醉，吟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经由翻译传播，成为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以诗歌为证，《鲁拜集》中波斯大诗人伽亚谟及时行乐的咏叹，和《古诗十九首》里汉代中国人生命短暂的感喟，贯穿了想通哲学追问；中世纪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对心上人劳拉的十四行诗倾诉，和晚唐洛阳城里，李商隐写给不知名恋人的无题七律，或者隽永清晰，或者宛转迷离，各有一种入骨的缠绵，让不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在交流中使各自的美质得到彰显和分享。

    热爱来自母亲的舌尖上的声音，应该被视为是一个人的职责，他的伦理的基点，他可以走向天高地阔，但母语是他的出发地，是他不断向前伸延的生命坐标轴线上，那一处不变的原点。

（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古代社会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出行者常常三年五载不得回归，甚至在出行中出现问题，因而中国古代人特别重视离别，对离别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三年五载乃至更长时间的离别，不知中间会发生多少故事，会有多少凶险，于是，一种祭祀路神、祈求平安的仪式出现了，这就是路祭，古人称之为“祖”或“道”，或“祖饯”。

    祖饯活动的形成，据东汉崔寔记载，与黄帝之子有关。《文选》李善注：“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祭祀路神的仪式是比较复杂的。第一步是“委土为山”，第二步“伏牲其上”，第三步“酒脯祈告”，最后“乘车躐之”。这四步的意思分别是：面对障碍，供奉牲醴、祷告平安、毁掉障碍。祭祀的目的在于对前行路途上的障碍进行清扫，祈求行人的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社会最初的送行侧重于“祖道”，也就是祭祀路神。在这一活动中供奉牲醴也即“酒脯祈告”是必备的重要形式。“酒脯祈告”活动之后，释酒祭路，饮酒壮行。在这一活动中，出行者成为祖道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而对出行者的关切也就成为祖道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发了祖道活动中的另一功能：饯送。

    《诗经》中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祖饯诗，应推《邶风》中的《泉水》。这首诗为饯别而作，其内容侧重于“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祖饯”诗含义并不完全相同。那时的人们，纵使言“饯”，也重在“祖”的意义。毛传在《泉水》篇的传文中说：“祖而舍鲅，饮酒于其侧曰饯，重始有事于道也。”元人许谦在《诗集传名物抄》卷二中对《邶风·泉水》进行疏解，解释魏晋之前的人在进行祖道活动时的心态：“鲅，谓祭道路之神。鲅，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险阻，故封土为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处者于是饯之，饮于其侧，礼毕，乘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可见，祖道的意义确实重在“祖”。

    虽然重在“祖”，但确实也含有浓重的“饯”意。在这样的活动中，酒精的力量会给人的情绪带来一定的反应，而出行又是如此重要的活动，对于未来的未卜就可能在酒精的力量下引发激动情绪，渐渐地，话别、伤离、不舍、激励等等情绪逐渐注入祖道活动中，于是，祖道的内容渐渐丰富起来。

    周秦以来，离别时送人以言，作为一种“仁人”“君子”的表现，是得到人们的认可的。久而久之，这种临别赠人以言就形成了一种规范或曰传统。当临别“赠人以言”以“作诵”“作颂”的形式出现之时，饯送诗歌便随之产生。《诗经·大雅·崧高》中有“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便是对临别以诵诗形式“赠人以言”的情形的精确记述，而《诗经·大雅·杰民》的“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则是对诵诗艺术性的评判，是对“作诵”所起的安慰行人价值的肯定。临别“作诵”可以称为中国古代饯送诗歌的滥觞。

（摘自吴《古代送别诗的成长历程》）

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

杨义

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并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军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贛，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的概括；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原文有删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材料一：

“自然写作”一词肇始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格罗特菲尔德曾在《生态批评读本》中有所涉及，另一位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他说：“自然写作，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它提供关于世界的科学考察；探索个体人类观察者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反映人类与其所在星球关系之政治和哲学涵义’。自生态批评运动开始阶段起，尤其是在我说的第一波生态批评中，中心兴趣便是自然写作。”

布伊尔这里所说的“自然写作”，是针对人为的“艺术写作”而言的纪实自然考察与个体经验的一种文学形态，诸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之类。但真正的“自然写作”则是一种包含“环境取向”的写作。诚如布伊尔在另外一部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与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所言，这种“环境取向作品”的标准要素是：1.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并不仅仅是一种框定背景的手法，这种非人类环境的在场实际上开始向人们宣示：人类的历史必然被融入自然之历史；2.在环境取向的作品中，人类利益并没有被视为唯一合法的利益；3.人类对环境负有责任，这是文本伦理取向的重要组成；4.这种自然取向的文本中隐含这样一种意识：自然并非一种恒定或假定之物。

这就在实际上批判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与“艺术中心论”，而使自然写作走到与传统文学艺术平等的地位。可见，“自然写作”即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写作，它是“自然文学”的另一种表达。显然，这是对于工业革命“人类中心”、“艺术中心”与“理性中心”的抛弃与评判。

“自然写作”在西方是一种后现代时期对于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写作，是20世纪中期的产物，但在中国却是具有原生性的文化形式。因为，中国作为农业古国，以农为本，遵循“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力倡人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立场。儒家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则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释家则言“众生平等”。这种“共生”的哲学观念必然导向人与自然平等的“自然写作”。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写作”进行全面理论论述的，是《文心雕龙》。它在《原道》篇中提出文来源于“自然之道”的论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既包含大自然，也包含人对于自然的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表现。“自然写作”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典范之作《文心雕龙》中，由全书的首篇《原道》揭示出来，也具有全书之核心的意义。

（曾繁仁《“自然写作”：人与自然共生》）

材料二：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如此真实处境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生态意识、环保理念、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

人应该与动植物、神、自然界和谐平等共处，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样一种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契合，也接近当代生态学的一些观点。比如当代生态学特别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循环系统，每一样物种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具有一种默契的平衡。

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特别提倡自然文学，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于醒悟人类再也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义，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与之和谐共存。

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从来持怀疑态度。对于诗人来说，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此外，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确保了很多诗人有更广阔包容的胸襟和开放精神。古典诗歌里花草植物出现数量很多，《诗经》就完全是“群芳谱”，宋词也特别多以花草拟人的篇章，人和花草相互对应生辉，说明那是一个何其自然葱郁的和谐世界。

所以，自然写作，我理解就是要将这样的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

（南君《自然写作中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