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诗品和人品

肖瑞峰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选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

    后来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就太多了，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我们有理由强调：欲醇诗品，先正人品。只有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提升诗的品质、品格和品位，达到诗品与人品的完美融合。要正诗品就要像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气。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有删改）

    “零和”本是一个博弈学概念，是指在博弈过程中一方得到的正是对方失去的，得与失相加是零。这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看似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哲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对人类社会利益偏好多样性的形象描述；西方谚语“棋盘外总是有东西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历史是前进的，零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实践正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零和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判断基础上的。因为预设人性是恶的，就武断地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恶的，在社会交往中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所以必须把所有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也可以举出更多人性为善的事实。人之为人，不在于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面对善与恶的纠缠，可以作出顺应客观规律、彰显人性光辉的正确选择。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一时之偏蔽恒常之正，把一种哲学假设当作客观事实和立论基石，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无知，在实践中表现为偏执。如果零和思维大行其道，在社会交往中动辄如临大敌、邻人遗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世界也不会向前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人虽然免不了被人性中恶的一面诱惑一时，但抑恶扬善、抱团成群始终是“学以成人”的主旋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基调。

    零和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零和思维之所以为了一棵树木而甘愿失掉一片森林，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中的合作、变化、发展，无视开放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秉持零和思维的人来说，只有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才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作数。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悲观，对未来没有也不敢有信心，总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会失去；二是保守，对于发展变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总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证明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虽然眼前的蛋糕就那么多，但放开眼界，外面还有更多的蛋糕；虽然当下的蛋糕就那么大，但长远来看，将来会做出更大的蛋糕。零和思维自我封闭、拒绝合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别人的门也堵住自己的路，侵蚀自己发展的根基也损害人类的未来，最终害人害己。

（摘录自201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的《零和思维没有出路》）

    《庄子》承继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道家著作。现存世33篇，分为内七篇、外十五篇和杂十一篇。其文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思想奇特，意出尘外，文笔多变，气势壮阔，妙趣横生，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勾勒了逍遥飘逸的人生境界。

    庄子尤为强调精神的自由，因此《庄子》开篇便是《逍遥游》。他生逢乱世，生活穷困潦倒，却洒脱地鄙弃权势名利，坚拒楚相之职，竭力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在他看来，顺从天道，自然而为，不为物累，方能旷达处世，泰然逍遥。所以《庄子·道遥游》里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便无须依赖外物。然而，世人总有“机心”，心为俗物所羁绊，便难以达到真正的逍遥自由。如《庄子·养生主》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庄子看来，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无穷的知识和利益，也是一种“机心”，这恰恰是为利益所累。如何能“不物于物”，达到逍遥的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心斋”这样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修行方式，即去除求名斗智的心念，消除由生理激起的贪欲，使心境达于空明之境。具体怎样才能返璞归真，庄子又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即当做到不为人工而毁灭天然，不为世故而毁灭性命，不为贪得而身殉名利，谨守天道而不离失去。

    《庄子》强调逍遥游，并非看破红尘，他同样珍视和强调积厚、诚信、忠诚等美好品质，只是尤为强调以自修的方式，获得心灵的自由。正如《庄子·让王》中所强调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回首《庄子》，其所强调的不执着自我，不执念于一时、一事，不耿耿于荣辱得失的开阔境界和旷达胸怀，所强调的审己体察、丰富自身心灵的修行方式，以及抛开成见，消除争论，尊重差异，以不齐为大齐的人生智慧，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保持平和的心态、成就胸怀浩荡达观豁达的人生有指引作用，而且对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的开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和启示。

（摘编自孙欣《旷达逍遥，天人合一》，有删改）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心理效应和刺猬有关，被称为刺猬效应。刺猬效应是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的现象。人们在社交中如何保持合适的距离的确是一门艺术。“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恰到好处是其中的真谛。

    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认为配偶和情侣之间如胶似漆、亲子之间形影不离、朋友之间亲密无间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距离上存在倒U型关系，适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会使人舒服自在，过远或过近的距离会使人压抑、厌恶和疏离。适宜的距离是夫妻双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夫妻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既能保持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发展，整个家庭系统也能从中获益。家庭系统是由父母亚系统、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和同胞亚系统组成的。各个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功能结构。夫妻亚系统伴随家庭的形成而出现，双方相处需要亲密但不能形成桎梏。

    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父母亚系统和亲子亚系统就出现了。良好的父母亚系统应该形成界限，孩子既可以跨过界限接近父母，但又不能干扰夫妻亚系统的功能。有些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孩子的父亲，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利于父亲参与孩子的教育。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会出现同胞亚系统，孩子们之间在互动中学会支持、合作、保护、竞争、反击以及协调。

    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是很多父母关注的问题。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都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年幼的孩子会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父母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和孩子一起养成好习惯。父母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学习生活技能，一旦孩子学会后，父母就应该放手，给孩子留出发展空间，而不是继续替他们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在10岁之前孩子已经建立了好习惯，这些习惯在10岁之后会引导和约束孩子。

    除上述亲密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上下级、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相处。

    在职场中，领导者要做好工作，需要与被管理者保持“亲密有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远不近、恰当的合作关系，领导者既要有亲和力，也要与被管理者保持心理距离，做到“疏者密之，密者疏之”。

    美学上有句名言：距离产生美。人与人之间如果想和谐相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人际空间距离。相互交往时空间距离的远近，是交往双方之间是否亲近、是否喜欢、是否友好的重要标志。人们在交往时，选择正确的距离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从“刺猬的拥抱”看人际距离》

高考作文当引领阅读

唐晓敏

    高考作文命题除具有评定与选拔的功能，还具有引导功能，通常表现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但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看，仅仅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是不够的。学生需要关注社会问题，也需要多读书、读好书。但现实情况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做题”上，并没有“一心只读圣贤书”。学生读书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因此，高考作文命题应该充分起到引领学生阅读的作用，引领学生多读书、读好书。

    就语文学习而言，仅仅学习课本中有限的文章远远不够。著名作家叶圣陶早就讲过，课本选的文章不过是一些例子。语文学习当然不能只学这些例子，而必须大量阅读。教育学中常常讲到“情感教育”，但很少说清怎样进行有效的“情感教育”。真正的情感教育是接受人类高尚的情感，将这些情感内化为自己的情感，这肯定要依赖阅读达成。

    大量阅读是学生写作能力形成的基础。学生是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精神世界的。学生的写作应该反映自己的成长经历，描绘自己心中日益扩大的、新奇的世界。而写作的过程又是进一步开阔自己的视野，与古今杰出人物对话的过程，也就是使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和扩大的过程。教师指导学生作文，应该主要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文学、历史、哲学，而作文就是让学生把自己阅读时的独特感受与思考表达出来。这样，学生不仅有话可说，而且能说得饱含意蕴。

    读书让人有一个充实、丰盈的精神世界，让人懂得世界与人类的真善美，让人获得精神的自由。同时，读书也能够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法国学者拉孔布、维斯曼在《语文的未来——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中指出：“一个新的历史情形对我们而言首先就像一篇待解读的文本。”“世界与一篇文本全无二致，它们都是表达意愿与语法规则及类型的结合，需要经过繁复的程序进行重构。世界有待于我们去阅读，而读者正是通过阅读世界逐步建构自身的。”这就是说，阅读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知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获得智慧，阅读本身就是解构世界的预演。书是阅读的对象，人们通过读书而获得阅读的能力。“世界”也是阅读的对象，需要人们去阅读它、理解它、把握它。人通过读书培养了阅读的能力，包括感受能力，分析能力，联想与想象的能力，判断与欣赏的能力，由此也获得了“阅读世界”的能力。

    高考作文命题引领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读书风尚。近年来，中央一直倡导全民阅读。高考作文命题取材名著，会有效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名著。很多家长为了了解孩子阅读名著的情况，自己也会阅读名著，与孩子交流阅读体会和看法，由此在家庭中形成阅读氛围。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藏书、有交流，孩子与家长一起阅读和讨论名著，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整个社会就离书香社会、学习型社会不远了。

（2017年6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