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①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避，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②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喧嚣的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③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心躁”而无法“心一”。

    ④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到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⑤《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为何“乌纱帽”是当官的代称

    我们有时会看到反映官场百态的古装电视剧，戏剧中常有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被革职的称作“摘去乌纱帽”的剧情。可是，为什么乌纱帽被用来作为当官的代称呢？

    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帽”这种称呼，《仪礼》中称帽为“头衣”或“元服”（元，首也）。到了东晋成帝时，皇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叫做“乌纱帽”。后来，南朝宋明帝时，建安王刘休仁创制了一种用黑纱抽边的半透明帽子，也叫乌纱帽。当时，这种帽子很快就在民间流行了，也成了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而且无论官民贫富都可以戴，但这种帽子还未成为官职的象征。

    在《通典·礼十二》上记载：“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尝着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所以隋朝天子百官都戴乌纱帽，并且成了官职高低的分别。根据文献上的记载，隋朝文武官员的服饰有四种，而乌纱帽上的玉饰则显示官职的大小。一品官是最高级官员，玉饰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佩带玉饰了。

    不过，到了宋朝时乌纱帽的形状有了改变。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大臣们在朝廷上交头接耳，就下诏书修改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有一尺多长，并在翅上装饰不同的花纹用以区别官阶高低。如此一来，朝臣们只要脑袋一动，软翅便会随之摆动，皇上居高临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明朝时乌纱帽则成为官员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上载：“洪武三年定，凡上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便正式成了当官的代称。而自明世宗开始，乌纱帽的双翅也做了一些变动，翅的长度缩短，其宽窄也改变了，官阶越高，双翅就越窄，官阶越低，双翅则越宽。

    到了清初顺治皇帝入关后，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笼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仍穿着明朝朝服，并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渊源和特点。认清中国文化的渊源与特点，才能认清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走自己的文化道路。

    中国汉字的最早起源与祭祀、巫术、占卜有关，代表了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一画开天，二分阴阳，三为天、地、人，汉字体现的这种神圣性，实际是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汉字文化一脉相承。汉字从甲骨文、金文演变到楷书、宋体，前后相继又特色鲜明；从李斯的小篆到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毕昇的雕版印刷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国文字、文化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传承谱系。中国汉字成千上万，它的发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汉字虽以象形造字开始，但绝大多数是形声字，既表音又表义；汉字结构有左右、上下、内外之分，但都有一个中心，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块字。同时，作为书写性文化，汉字最能体现中国人的艺术个性与审美情趣。真、草、隶、篆、行，五体变化，气韵生动。书法家的一笔一画，结构章法，都有情感和个性因素在里边。中国汉字还具有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各地方言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它又基于共同的文字表述获得了多样的统一性，这种方言和汉字加强了人们的交往，促进了人们的感情。

    然而，近一百年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文化自信和理性认知，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应该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过激地主张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文字改革，即推行简化字、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人们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这两项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汉字是否非要走西方拼音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汉字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以形表意”的文字，集形、音、义三位一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明、最形象、最丰富的一种文字体系。况且，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历来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翻译融入中国文化，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如我们的许多日常用语，如世界、平等、相对、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用语。正是基于上述道理，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是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各自在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特点的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论语·子路》讲的“君子和而不同”。

（节选自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宋代是一个商业经济空前繁盛，物质生产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出现了奢侈浪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时人有所警觉，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劝诚，提倡饮食节俭观念，戒奢从简，重塑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观念。

宋立国之初，崇尚俭朴作风，少见以金银等贵金属制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公卿之间以清俭为高风亮节。然而到北宋中期，国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逐渐发生改变，饮食奢侈浪费成风。南宋时期，社会上也一度风俗好奢，人情好胜，同北宋初年清俭的社会风尚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人们对丰盛饮食的追求，不仅体现在鲜香诱人的味觉体验，还包括精巧美观的视觉享受。宋人饮食聚会之际，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时宫廷举行盛大宴会，所列装饰物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表示对辽朝使者的特殊礼遇，额外增添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等，以小绳束缚，作为“看盘”。南宋时人们宴请宾客，于佳肴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气，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主物，作为“看菜”。席面摆设“看菜”本源于一种古老的礼仪，所设食物皆可食用。但后人曲解古礼本意，只供观看而不食用，无疑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此外，宋人饮食过于求精求新，热衷对食物进行装饰、雕刻等加工，对食材精雕细刻、制作奇巧造型，夺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费。

面对宋代社会饮食奢侈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有所警觉，呼吁节俭饮食、倡导清俭食风。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体，以笔为器，以文为据，对此类不良饮食风气从各个角度进行劝诫和警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宋代文人多从“俭以养德”的角度出发倡导节俭、反对奢侈。罗大经指出“节俭之益非止一端”，特别强调“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大力倡导“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时人还认为帝王饮食习惯既事关个人德行修养，又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

随着对节俭理念、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风奢侈，子孙后代“习其家风，今多穷困”，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明确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不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个人和家庭之外，乡里地方在树立乡规范时，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教化乡里。

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宋代士大夫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努力营造“俭以养德”的礼会氛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摘编自纪昌兰《戒奢从简：宋代饮食风气与节俭观念的提倡》）